謀而未遠，雖勝不久——論李自成
李自成是陝北米脂縣人，身經百戰，在他避居山區的時期，終日修武習文，立志推翻明王朝，以成帝王之業。在崇禎十三年到十六年，前後不過三四年中，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不斷發展壯大，原來分散在山東、河南一帶的起義軍都加入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的隊伍。崇禎十四年，起義軍攻克洛陽，殺死了貪婪殘暴的福王，又先後打敗傅宗龍、汪喬年、丁啟睿率領的明軍，佔領河南全省。接著李自成揮師南攻湖廣，擊破襄陽和湖北的很多州縣。兵峰所指，勢如破竹。
崇禎十六年夏，李自成召集文武要員開會商量作戰方略。大家經過討論形成了三種方案，分別由牛金星、楊永裕和顧君恩為代表。牛金星主張先取河北，直搗北京。楊永裕主張先取南京，截斷漕運，坐困京師，徐圖北伐。顧君恩主張先定關中，然後經山西進搗北京。
這三種方案的選擇實際上關係到了農民軍未來的成敗。我們以後世人的眼光分析，當時的國內存在著明王朝、關外清軍和農民軍三種軍事力量。第一第三種方案都以迅速攻佔北京為目的，農民軍攻克北京後，將直接面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從而使農民軍陷入南北受敵的不利地位。
相對之下，第二種方案為上策，南京作為明朝的留都，坐擁江淮，有一定經濟實力，而且軍事力量相對薄弱，完全可以一舉攻佔，這樣就會讓崇禎皇帝處於清軍和農民軍的夾擊之下，而崇禎皇帝不可能放棄山海關防線，這樣就延緩了農民軍過早與清軍遭遇，可以從容進行政權的建設，擴充經濟實力，等待時機成熟，直搗北京，再與清軍決戰，那麼鹿死誰手還未可知。
但李自成選擇了第三種方案。以後雖然攻城略地，但潛存的戰略失誤所造成的危機也隨之一步步逼近。
崇禎十六年九月，李自成在河南汝州殲滅了孫傳庭的軍隊，乘勝破潼關，直下西安，迅速佔領全陝西。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建元永昌，並著手「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準備對明政府舉行最後的攻擊。同年二月，農民軍以疾風驟雨之勢，從陝西經山西直搗北京。三月十七，農民軍已至北京城下，城外三大營不戰而降。十八日，農民軍進佔外城，十九日晨，崇禎在煤山自縊而死。明亡。
當農民軍進入北京後，形勢發生了錯綜複雜的變化。一方面明軍還在繼續和農民軍對抗，另一方面東北的清軍隨時準備打進關內，而且明朝總兵吳三桂盤踞在山海關舉棋不定。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軍在襄陽開始的戰略失誤逐步凸顯。農民軍內部的問題凸顯了出來。
劉宗敏、李過、田見秀等武將開始志驕意滿，不服從命令，自行其是他們沒有政治遠見，看不見滿清貴族軍事進攻的意圖。牛金星、宋企郊、宋獻策等文臣在進入北京後整天忙著籌備登基大典，想著做太平宰相，對天下大勢不聞不問。
比較有見識的李自成看到了困難，卻表現的一籌莫展，認為久留北京不如回西安。只有李岩頭腦比較清醒，希望在政治上進行一些改革，迅速建立一種新秩序。他反對農民軍對地主官僚的追逼拷打，反對某些將領無組織無紀律的作風，並對招撫吳三桂表現了積極的支持態度，但李岩的主張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之下，農民軍領導集團內部不能很好的合作，因此也不能應付當前的形勢，在吳三桂和清軍的聯合進攻之下不得不被迫從北京撤退。五月一日，清軍進佔北京。全力追擊農民軍，採取各種手段拉攏漢族官僚士人，北方的官僚士紳紛紛投降，與清朝合作鎮壓農民軍。轟轟烈烈的大起義失敗了。
曾經有個人叫唐太宗，說過一句話叫「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意思是可以借鑒歷史的經驗，預測一個國家的興衰。勝利這件事情是好的，誰不想得勝呢？但突如其來的快速的勝利也不好。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失敗，有兩方面的原因。主觀上是缺乏戰略遠見和內部紀律鬆散弱化了自己的力量，客觀上是因為滿清力量和明朝參與力量的聯合絞殺。
內部原因永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李自成的失敗不是註定的，他曾經有很多次機會可以勝利。
第一次機會是襄陽決議。明王朝的經濟來源是江淮地區的賦稅收入，如果他選擇進攻南京切斷明王朝的命脈大運河，穩步建立政權後，再西出四川，等待機會，走漢中至山西，聯合蒙古後進取天下，或者連四川都不走，等經濟實力和政權穩固後直搗北京與滿清決戰。即使沒有機會北伐也不想打北京，最差還能夠劃江而治，甚至以秦嶺淮河為界和北方對抗。機會是不能由內部決定的，但自身的建設是可以做的，能把握住這次機會，富足的江南能夠保證強大的經濟來源甚至可以允許一定的錯誤決策。但李自成錯誤的選擇使得他丟掉了第一次機會。
第二次機會是佔領西安。在攻克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後，正好有一個機會能夠整合內部的力量，嚴肅紀律，同時學習歷史的經驗，思考下一步的對策。建立了大順，依然能夠徐圖天下，東西夾擊明朝，每進攻一寸土地，就用自己的秩序消化一寸土地，建立穩定的後方，進可以取四川而東進中原，南吞殘明。最後與滿清決戰，退也可以取涼州，天水，佔領河西走廊守函谷關和潼關成為割據政權。雖然第二次機會迴旋的餘地已經不大了，但能把握住依然會有不錯的結果，最後李自成的錯誤選擇又使得他丟掉了第二次機會。
第三次機會就衰微了很多，幾乎沒有迴旋餘地了。那就是整肅隊伍，認清局勢，招降吳三桂從而和滿清決戰。打贏了可以南下中原，問鼎華夏，打輸了依然可以到南方繼續抗清。但李自成錯誤的選擇又一次錯過了機會。最終葬送了農民起義。
李自成失去了三次機會，根本原因是思想認識不足，對三件事情的認識嚴重不足。
第一件事情是長遠的打算，做一件事沒問題，做完一件事下一件事情幹什麼才是問題。推翻明朝沒有問題，問題是推翻了明朝之後要幹什麼，是把天下拱手送給滿清還是建設一個新的政權要考慮清楚。如果要送給清軍，那麼一波平A到北京逼死崇禎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要建設一個新的國家，就不得不考慮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完成我們的目標，要依靠誰。如果目標是推翻明朝，那一切對明朝有不滿情緒的人都是盟友，大可以聯合清軍一起打他。如果目標是建設新政權，一開始就不應該殘害拷打地主士紳，而要籠絡他們，依靠他們建立新的秩序，吳三桂的軍隊給誰打仗也是賣命，在新政權還可以陞官進爵，團結一下何樂不為？最後的敵人只剩下了想問鼎中原的清軍，一個不腐敗的中原王朝，搞不定少數民族是不可能的。隊伍的強大靠的是鋼鐵的紀律，這也是慘痛的教訓。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一個怎麼樣的新組織。在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茁壯成長的時候，如果能建設議會制度，將皇權和軍權結合起來，作為商人們的保護者，將政策的制定權讓給由新興資產階級組成的議會，那麼走上一條原始積累的路線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李自成如果去江南整合了當地的資本主義力量，一定會走出一條這樣的路。但很可惜他沒有。
李自成的失敗距今已經三百七十四年了，他在具體問題上的處理出現了問題，對我們的借鑒意義不是很大，因為我們不大可能面對相同的境遇。但他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在三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充滿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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