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路口，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變化時的抉擇

《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變化新趨勢》

蘇寧等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8年4月

編輯推薦

自二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創建以來的近四分之三個世紀中，全球經濟治理逐漸經歷著由國際體系向世界體系轉型的深刻變遷。這些體系既是全球經濟治理的存在背景，亦是規定其核心內容及發展趨向的內在根源。作為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重要層面和關鍵組成部分，全球經濟治理必然置身於某種特定的體系之內，從而打上深刻的體系烙印，呈現出具體的體系特徵。要把握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的本質，就必須著眼於體系背景加以探究。本書對全球經濟治理歷程進行了回顧和梳理，以辨析其在不同時期的體系特徵。作者認為全球經濟治理經歷了一個由以大國格局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向以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依存互動為基礎的世界體系轉變的進程。且這一進程仍在繼續，尚未結束。

內容簡介

本書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從制度性權力角度，分析了全球化發展新階段，全球經濟治理髮展的新趨勢。以治理體系調整、權力結構變革以及制度性權力變化為主線，分析了全球化深化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參與主體、運行機制、治理機構等層面重大變化中體現出的制度性變革因素及權力調整趨勢。作者以國際體系到世界體系變化的治理趨勢為背景，重點分析新興經濟體促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權力變化的作用，並對全球發展合作和南南合作中的機制和權力變化特點進行了剖析。在趨勢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應對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新變化的戰略選擇。

精彩書摘

中國若將新興大國作為開展、推動南南合作的戰略依託，那麼探尋自己與新興大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的理念共鳴及利益匯合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相互契合的理念和各項議題領域內的共同利益，決定了中國與新興大國的合作空間與發展前景。事實上，塑造各國之間政治經濟互動的根本要素有二：其一為觀念或理念，其二是利益；前者抽象，後者具體，但彼此之間有著深切的內在聯繫。

一、 中國與新興大國的理念共鳴

彼得·卡贊斯坦指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體系內的脆弱性是其行為及選擇的一個根本驅動因素。被國際關係領域學者歸為「低級政治」的經濟事務，同樣呈現出無政府狀態這一國際政治中的基本特性。全球經濟中非對稱的相互依賴，使得發展中國家的決策空間、選擇餘地等遠較發達國家更為有限和受到約束。即便是新興大國，也經常由於外部環境的掣肘而備受困擾。緣此之故，中國與其他新興大國在減少自身脆弱性方面有著共同的觀念和主張。究其原委，這種理念共鳴無關乎意識形態，而主要是出於新興大國在國際經濟體系內相似的地位及處境。具體而言，中國與新興大國的理念共鳴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多邊主義、自主性與發展模式。

首先，多邊主義成為新興大國關於全球經濟治理的共同理念。這種理念一方面源自對單邊主義和經濟霸權的警惕和抵制，另一方面則源於對參與多邊外交、維護本國權益的倚重和偏好。正如一位國外學者所言，「建立在新自由主義基礎上的美國霸權正深受質疑」。沈大偉指出：中國希望建立一個非霸權、權力分散化和區域多極化、政治穩定、文化多元、經濟相互依存的國際新秩序。就此而言，其他新興大國的立場與中國非常相似。「巴西外交政策的終極目標是促進多邊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俄羅斯主張有關全球性問題的法則、法律與條約應在聯合國主持下進行，尤其是聯合國應在未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中擁有最高權威。在印度、南非的全球治理觀念中，多邊主義也佔有重要地位。

其次，中國與其他新興大國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進程中都格外重視維護國家自主性。這既出於它們強烈的大國意識、對主權的珍視，也出於對新自由主義霸權主導下國際經濟秩序的疏離和防範。在新興大國看來，大國地位與身份的內在含義就是有能力在國際經濟交往和事務中保持相對獨立和超然的姿態，而不至於為外部力量所全然左右——無論這力量是霸權抑或霸權控制下的國際經濟組織。鑒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霸權對眾多發展中國家造成的重重束縛與限制，新興大國幾乎無一例外地極力保障自身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自主性，以避免陷入受制於人的困境。這也成了它們彼此合作的重要基礎之一。

具體來看，中國、俄羅斯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國，其大國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得到了確立。印度、南非、巴西則發起了三國對話論壇，以制衡作為發達國傢俱樂部的八國集團；不僅如此，三國均自視為發展中世界事業的領導者。中國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堅持自力更生，在敏銳地注意到全球化對本國經濟安全構成威脅的同時，致力於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規則制定者而不僅僅是遵守者。概而言之，新興大國都不願被美國主導的秩序所同化，因而刻意與那種不斷對國內政治施壓的國際秩序保持一定距離。

再次，中國與新興大國在對發展模式及發展議程的理解上有著不同於發達國家的特性。就國內層面而言，新興大國普遍強調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必要引導或干預——一個典型例證就是「中國模式」在國際話語中頻頻被作為「華盛頓共識」之外的另一種選擇而被提及。薩米爾·阿明指出，南方國家已逐漸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安排對它們無所補益。發展中國家需要某種程度的對外開放，但這種開放必須被限制在對總體發展有益無害的範圍和程度之內。就國際層面而言，新興大國越來越清晰和堅定地表達對發展議題在國際事務中優先度和重要性的關注。正如秦亞青所言，各國根據自身的發展水平來界定最關鍵的利益和威脅，由此產生了對各項議題的不同優先排序。發展階段相似的金磚國家正處於現代化進程中，致力於實現工業化，提升民眾福祉，因此發展對它們而言是首要任務。從具體國別來看，俄羅斯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不支持無限的、不負責任的自由主義。印度的全球經濟治理理念強調有限的對外開放，並且將國內需求的滿足作為首要前提。南非則呼籲轉變全球治理的結構與規則，真正將第三世界的發展列入全球議程。

二、 中國與新興大國的利益匯合

對新興大國來說，衡量國際經濟環境是否有利的標準主要是看它能否在此環境下較為順利地擴展自己的海外經濟利益；而海外經濟利益包含多個方面，如擴大出口、引進技術、吸引投資、獲取原料基地、擴展海外投資等。就現狀來看，新興大國既沒有也無意成為國際秩序的顛覆者、革命者，但它們確實在改變、調整現行國際經濟機制方面有著不小的利益契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發達國家主導下的現行機制以發達市場經濟的原則為基礎，許多規則與新興大國的發展不相適應。隨著新興大國力量與地位的提升，國際經濟機制的內在矛盾日益明顯。這種利益匯合在國際經濟事務的各個領域都有所體現。首先，在貿易領域，農業議題和大宗商品市場監管議題就是兩個典型例證。農業對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甚至支柱產業，這一點對新興大國也不例外：農業是南非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一；巴西更是全球農業市場的超級大國。從增加值的產業構成來看，新興經濟體更偏向於農業、工業，而發達經濟體更偏重於服務業。然而，南方國家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上既面臨著發達國家的高關稅限制，又經常受到後者反傾銷措施和技術性壁壘的困擾；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卻繼續對本國的農業生產和出口予以補貼。正如薩米爾·阿明所言，農產品市場的開放使歐美能向第三世界出口剩餘糧食，而第三世界的農產品卻在北方國家的市場遭遇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這種雙重標準嚴重損害了南方國家的利益，因此引發了新興大國的抵制與反擊。包括印度、巴西、中國在內的20國協調組在農業談判中提出，發達國家應取消所有形式的出口補貼、大幅削減國內支持、實質性改善市場准入，充分考慮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

新興大國在大宗商品市場的監管議題上也有著相近的立場和利益。自2002年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經歷了劇烈的價格波動，其幅度甚至超過了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的價格波動。大宗商品進出口在巴西、俄羅斯、中國等新興大國經濟中佔據較高比重，其價格的劇烈波動往往對這些國家經濟和貿易的穩定性造成負面影響。事實上，在大宗商品市場上，以中國為代表的進口大國與拉美、非洲的出口大國形成了某種具有正反饋性質的共生關係。約翰·古丁頓與丹尼爾·傑瑞特的研究表明，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快速發展可能與21世紀以來商品的「超級周期」有密切關係。伊爾馬茲·阿克於茲指出，2008年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需模式給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注入了活力，促成了拉美經濟的迅速復甦。不僅如此，未來中國經濟向消費主導型模式的轉變，意味著進出口貿易仍將在其GDP中佔據相當的比重。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大宗商品市場的價格波動給整個世界經濟的復甦帶來了風險。一個穩定有序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場需要加強國際監管，而這種監管機制的創建符合新興大國的共同利益。金磚國家領導人在第三次會晤時發表的宣言明確表示：支持國際社會加強合作，進一步監管大宗商品金融市場；加強生產國和消費國對話，穩定供需關係；加強對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防止出現擾亂市場的行為。

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變化新趨勢第五章後危機時代中國南南合作的戰略依託/其次，在金融領域，新興大國就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規制國際資本流動等議題有著共同利益。這一進程取得成效的關鍵則在於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更具體地說，儲備貨幣多元化、應對美元量化寬鬆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是新興大國面臨的要務。作為全球主要交易和儲備貨幣，美元的霸權地位常常對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構成嚴重妨礙。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新興經濟體意識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足以信賴，於是它們轉而採用積累大量國際儲備的方式來防範危機，保護本國金融體系。然而，這一方式並非抵禦風險的良策：外匯儲備中的大量美元和美國國債都具有固定利率和貨幣風險的作用。巨額儲備的存在本身，表明了國際金融體系的扭曲和低效。不僅如此，這種昂貴的保險政策未必就能確保本國貨幣的穩定和安全。基於上述考慮，金磚國家在眾多場合提出建立「穩定、可靠、基礎廣泛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以規避和化解美元作為單極儲備貨幣所帶來的高昂成本。新興大國的應對並不止於口頭宣示，而是已經付諸實施。以巴西為例，巴西銀行承認其外匯儲備已從美元轉向多元化，另外，巴西的海外投資也不再像從前那樣多以美元計價和流向美國，而是呈分散化遍布全球。

美元霸權地位給新興國家造成的負面影響還體現在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動所帶來的衝擊，以及相應的通貨膨脹和匯率壓力。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實施的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利率水平低下，進而引發大規模投機資本為尋求更高利潤流入新興經濟體，加劇了後者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風險，成為影響其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的不利因素。除了資本流入之外，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出也是新興國家面臨的現實威脅。2011年下半年起，國際資本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國家迴流，使一些國家的匯率出現劇烈波動。從新興經濟體的實際情況來看，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是無可置疑的，巴西、中國等新型大國均在此後出現了持續而明顯的物價上漲，以至於不得不動用加息、上調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來控制通脹程度。

再次，新興大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近年來，已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的歐美髮達國家一面將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生產環節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另一面又提出「低碳發展」的主張，要求新興經濟體實行強制減排來應對氣候變化。對發達國家的這一要求，新興大國既不認同，也不接受。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仍處在以滿足多數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為目標的發展階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地進入低碳時代。相形之下，發達國家在相關領域擁有技術優勢，傳統產業比重又比較低，面臨的情勢與發展中國家顯然大不相同。「同樣的減排義務對發達國家可能意味著減少奢侈性消費，而對發展中國家卻可能意味著脫貧步伐的放慢」。氣候變化不只是環境問題，同樣也是發展問題。發展中國家對氣候變化僅負有有限責任，卻承擔著與其責任不相稱的惡果。正由於此，在應對氣候變化談判中產生了由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組成的「基礎四國」，一致主張「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反對發達國家試圖施加的強制減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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