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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光盛:「中國周邊學」還是「區域與國別研究」?

「中國周邊學」還是「區域與國別研究」?

【文 / 雲南大學周邊外交研究中心教授盧光盛】

年初以來,在復旦大學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石源華教授的牽頭組織下,一系列關於「中國周邊學」的筆談文章陸續推出,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世界知識》在今年第8期又推出「中國周邊學呼之欲出?」的封面文章,更進一步引發了從事中國外交特別是周邊外交實務工作和研究同行的熱議,當然不可否認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筆者所在的雲南大學周邊外交研究中心,是致力於中國周邊外交研究的智庫機構,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本人及所在機構在這個議題上自然不能也不應該缺席。不過遺憾的是,面對著石源華教授約稿的盛情邀請,我們都遲遲沒有交出「答卷」,確實有負囑託。其中一個原因是,本人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但始終沒有得出很清晰的結論。這個問題就是:到底是 「中國周邊學」,還是「區域與國別研究」,才是可能的、合適的方向?坦白說,到今天筆者依然還沒有得出明確的答案,只有一些初步的思考,現「反其道而行之」,從兩者的不確定性或者說存在的問題,來談幾點淺見,以求教於石老師(石教授是我的老師)和同行專家。

「中國周邊學」的不確定性

上述的系列文章,本人大致都做了學習,總體感覺受益良多,同時也感受到了各位專家學者的拳拳之心,那就是推動周邊研究——這個重要、特殊且前沿的區域——作為學科的發展,為崛起之中國盡綿薄之力。但是,這依然不能消除本人對於創設「中國周邊學」的不確定性的擔憂。

一是,「中國周邊學」的概念是否科學和合理? 毋庸諱言,「中國周邊學」可能會帶著某種中心主義的色彩,不利於該學科的推介發展和國際接軌。周邊學,肯定不能完全是自我中心、自說自話的學科。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把「中國周邊」或「(中國)周邊外交」作為一個範疇去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學科(其核心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去建設,客觀來說的確會引發不同的意見和理解,這也是很正常的。雲南大學周邊外交研究中心的英文翻譯,我們既沒有採用「periphery」(有「邊緣、外圍」的意思),也沒有採用「neighborhood」(有「鄰里感情」「守望相助」之意)的翻譯,而是用了「neighbor」(強調 「鄰居」「毗鄰」的中立色彩)的譯法,也是出於類似的考慮。

二是,「中國周邊學」設立的目的是什麼?是學科導向還是專業導向?按照石教授與本人討論時所提到的意見,這個「中國周邊學」並不是為了在大學裡新設專業,而是推介這個學科,使其如同美國學、歐洲學、日本學、俄羅斯學一樣興盛發展起來,成為一個成熟的學科。但我們不可忽視的是,美國學、歐洲學等所研究的對象,是地理學和國際關係學裡約定俗成、有著明確定義和大致明確邊界的區域,但這個「中國周邊」的涵義和範圍,則要模糊、籠統和可變得多,且其整體性與統一性,並不見得大於其多樣性與差異性。在這個意義上,以「中國周邊學」為一個學科的研究對象,其前景至少是有不確定性的。

三是,「中國周邊學」如何區別於現有的相關學科?任何一門學科,如果沒有區別於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換言之,如果沒有清晰的邊界,其單獨存在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中國周邊學」如何區別於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外交學和中國外交等這些相關學科呢?至少到目前為止,筆者還沒有看到清晰的、令人滿意的答案。當然,這可能也是正在研究中的問題。

「區域與國別研究」的不確定性

4月15日,雲南大學在昆明舉辦了「區域國別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全國研討會,來自全國各地近50名專家學者與會,會議的一個主題是研討區域國別研究的學科發展問題。會議期間,雲南大學新增「區域國別研究」二級學科博士授權點,也經專家論證會得以通過。實際上,去年廣西大學在南寧也主辦過一次關於設立區域與國別研究的會議。比起南寧會議更偏向於「提出問題」的性質來說,昆明會議討論的議題更加深入、細緻,更偏向於如何通過行動來「解決問題」。

細心的人可能會發現,在幾天前(4月12日),北京大學舉行了「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揭牌儀式暨學術研討會」。實際上,清華大學在2017年7月的時候,已經低調地為「清華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院」掛了牌,清華大學著名的「發展中國家研究博士項目」就放在這個研究院里。此外,包括上海外國語大學在內的各高校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設立了區域與國別研究或相近名稱的二級學科博士點。由此看來,雖然有專家溢美評價這次昆明會議可能在未來中國的區域和國別研究學科發展中起到積極的、甚至是里程碑式的意義,但實際上推動區域與國別研究學科發展這件事早就在做了,只不過近兩年來有了加速發展的趨勢。其中一個刺激因素可能是2017年教育部批准了一大批「國別與區域研究基地」(實際上教育部關於印發《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設暫行辦法》的通知早在2015年1月就已制定),而獲設基地的高校基本都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力度來加以建設。

可以看出,「區域與國別研究」如果說還不是如火如荼,也至少可以說是方興未艾了。但是,這依然不能排除我對於區域與國別研究的不確定性的擔憂。

一是「區域與國別研究」的名稱問題。「國別與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是國際上比較通行的一個概念,美歐各國設立這個學科至少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在最近幾年裡,國內產生了多個與這個相關、相近的名稱,包括教育部文件里使用的「國別與區域研究」,清華大學使用的「國際與區域研究」,以及張蘊嶺教授倡導的「國際區域學」等,不一而足。這些概念之間,有著或多或少的差異,但這也說明這個問題尚無定論,還有待商榷。昆明會議期間,本來設計有一個議程是討論《國際區域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的提綱研討及工作分工,但因為條件尚不成熟,不得不暫時擱置。

二是設立「區域與國別研究」的動力何在?昆明會議期間,多個代表提出同一個尖銳的問題,那就是「開展區域國別研究的學術動力到底在哪裡?」,引發了熱議。關於這個問題普遍的看法是,國家戰略大國外交的需要是最重要的動力,但也要認識到學術的、學科內在的驅動力,才是持續的推動力。但遺憾的是,在這方面,還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就像上述「中國周邊學」所面臨的困境一樣。不過,有一點「不足為外人道也」的見解是,學科地位以及相應的資源配置之爭,是現實的驅動力之一。與此同時,阻礙設立「區域與國別研究」或其他新的二級、甚至一級學科的力量,也受到這種力量的作用。

三是「區域與國別研究」的學科邊界在哪裡?昆明會議上,另一個爭議的焦點是「區域與國別研究」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可能有著「專享」或至少是獨特的理論體系、研究方法,以及較為特定、集中的研究對象。部分觀點認為,「區域與國別研究」是天然的交叉學科,多學科是必然的、可行的路徑,這也可能是一種研究範式的創新,其學科要點相對集中於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外交學、(國際)區域經濟學和地區主義等學科和理論上。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構建「區域和國別研究」時,應忌談「多學科方法」,因為一提「多學科」,就失去了其獨立存在的意義,就會導致「區域與國別研究」成為一個「大筐筐」,什麼都往裡裝的困境。這兩種觀點都有著各自的道理,任何一方均難以說服另一方。

共問路在何方?

「中國周邊學」,還是「區域與國別研究」,抑或是其他名稱的學科,面對上述不確定性時,筆者目前仍看不出應該選擇的答案是什麼。對此,我想我們只能抱有「風物長宜放眼量」的態度,用哪個名稱是其次,首要的是推動區域(以周邊為首要)的研究,服務於國家大計。為此,我們不妨以開放的心態、持續的研究、合作的態度,共商共建共享這一公共產品。

首先,以具體問題為導向,化「橫向」整合為「縱向」建構。一旦體系化的知識經過實踐檢驗,能解決某個實際問題,其路徑經調整後,便可作為其他問題解決的參考方式。隨著解決區域國別問題(尤其是中國周邊問題)的某一種或幾種路徑被學者們自覺應用於理論與實踐之中,學科便自然而然建設起來、甚至成熟化了。

其次,先解決「體與用」的問題,再討論「文與質」的問題。在述清哪一個名稱更為科學合理之前,更應優先思考的是,如何在一定的範疇之內,做實、做細、做到位相關的研究,講好相關的故事、貢獻出一整套邏輯自洽的理論方法。或許在研究初期,區域國別類研究與國際政治、國際關係或外交學研究會存在這樣那樣的交叉之處,但我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科間應有的界限會漸漸明晰,而學科間應有的融合不僅將助力新學科理論方法的誕生,也將惠及舊有學科的更新發展。

再次,如何有效化解學科資源的配置問題,更需要所有參與者集體智慧來解決。有觀點提出,區域研究應該建設一個「圈子(network)」,並由這個圈子來共享學科建設的資源。筆者認為,這樣一個「圈子」的建設確有必要,我們大家能夠在數次「區域國別研究研討會」上積極討論問題,這樣的「圈子」實際上已經有了雛形。在希望諸位同行專家將自己原來領域學術資源不吝分享到區域國別研究的同時,筆者認為這樣一個「圈子」也有能力「共建」新的資源,甚至可以將這些資源反饋給其姊妹學科。當這個「圈子」越做越大,並且和其他「圈子」有機、平等地套合在一起時,我想我們原先執著追求的「學科邊界」,或許也將沒有那麼重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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