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浦江：金中都「永安」考

原標題：劉浦江：金中都「永安」考

金中都「永安」考

劉浦江

本文原載《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收入《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第275—287頁。由劉浦江教授弟子供稿。

【提要】《金史·地理志》在敘述中都大興府沿革時，有「（遼）開泰元年更為永安析津府」一說，施國祁認為這是「刊本顛竄」所致，並以此為線索，得出海陵王貞元元年改稱析津府為永安府，次年更名大興府的結論。然而本文提供的證據表明，在《遷都燕京改元詔》中已有「仍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的說法，說明《金史·地理志》的詭異記載絕非像錯簡那麼簡單。事實上，「永安」一名是海陵天德三年所改的燕京新地名，所謂「永安析津府」即「燕京析津府」之意，元朝史官因不知「永安」一名的來歷，於是便想當然地誤以為「永安析津府」為遼開泰元年所改。施國祁受此誤導，從而臆想出一個子虛烏有的「永安府」。

【關鍵詞】金中都永安燕京析津府大興府北京史

金海陵王遷都燕京之初，曾改燕京析津府為永安府，這是不見於歷史記載，經過清代學者施國祁精心考證而獲得的一個重要發現。自《金史》中華書局點校本採納此說後，這一結論已被遼金史、歷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者視為學術定論。很久以來，筆者就對此說法抱有疑問。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這個問題其實比人們所想像的更為複雜，所謂「永安府」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在施國祁的錯誤結論後面，還隱藏著元朝史官對金代文獻的誤讀，可以說是他們聯手鑄成了這起「冤假錯案」。

一、施國祁的一個重要發現

金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遷都燕京，改稱中都，並改析津府為大興府，此事在《金史》里有多處記載。《海陵紀》貞元元年三月乙卯條曰：「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張浩傳》亦云：「貞元元年，海陵定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改析津府為大興府。」《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記述大興府沿革時說：「晉幽州，遼會同元年升為南京，府曰幽都，仍號盧龍軍，開泰元年更為永安析津府。……貞元元年更今名。」同條大興縣下有小注云：「遼名析津，貞元二年更今名。」

《金史》的上述記載基本上是一致的，惟《地理志》「開泰元年更為永安析津府」句似乎有點費解，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是施國祁，他在《金史詳校》中對此做了非常詳盡的考證：

案志文顛竄疏漏不可讀。「析津」文上「永安」二字，初疑衍文，考諸他書，得數事焉，知為海陵所立府名。元好問《續夷堅志》云：「海陵天德初（施註：當作貞元初），卜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曰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改東平中都縣曰汶陽，河南永安縣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寧。」又元耶律楚材《庚午元歷·步晷漏篇》云：「冬至永安晷漏。」又《世宗紀》，大定十三年語宰臣曰：「海陵遷都永安。」是貞元首改永安，確有明據。緣海陵此名改止年許，而史家於本紀貞元元年漏去此事，直書「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二年遂無復改之文。幸此志刊本顛竄之中尚有未盡抹去之字，稍可援據，乃悟志文貞元元年更名者「永安」也，大興縣注中貞元二年更名者「大興」也。

施國祁的結論是，《地理志》有關大興府沿革的那段文字系刊本舛亂所致，當改作：「遼為析津府。……海陵貞元元年，改曰永安府，二年更今名。」[1]

施氏所引元好問文見於《續夷堅志》卷三「永安錢」條，[2]這是施國祁認定貞元元年析津府曾一度改名永安府的關鍵證據。元好問的記載可以得到文獻及考古材料的印證。《金史·地理志》山東西路東平府汶上縣條注云：「本名中都，貞元元年更為汶陽，泰和八年更今名。」又南京路河南府芝田縣條注云：「宋名永安，貞元元年更。」考《元一統志》所記金中都坊名，其中有「常寧坊」，[3]即永安坊之更名者。根據元好問的說法，當時改名永安的起因，是因為營建中都時曾發現「永安一千」的古錢幣，但他又說「然亦不知『永安一千』何代所用錢也」。錢幣學界一般認為，永安錢是劉仁恭、劉守光父子割據幽州時期所鑄造的錢幣，面值有「永安一十」、「永安一百」、「永安五百」、「永安一千」四種，幣材以鐵質居多，銅質則不多見。[4]永安錢在北京時有出土，如1975年2月在宣武區廣安門內大街北線閣85號院內施工中，曾出土一批永安鐵錢，計有「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兩種。[5]以上文獻和考古材料皆與《續夷堅志》的記載若合符契，可見元好問確是言之有據的。

此外，施國祁在《金史》中也找到了一條稱燕京為永安的證據，《世宗紀》的那條史料見於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浸忘舊風。』」他認為這是貞元元年改稱永安府的明確證據。又施國祁所引耶律楚材《庚午元歷》，見於《元史·歷志》：「冬至永安晷影常數：一丈二尺八寸三分；夏至永安晷影常數：一尺五寸六分。」[6]《庚午元歷》作於1222年，是在金《大明曆》的基礎上重修而成的。[7]核以《金史·歷志》所載《大明曆》，也有上面所引的那兩句話，惟「永安」作「地中」。[8]在中國天文學史上，有關地中位置的說法很多，其中以渾天派的陽城地中說和洛邑地中說影響最大，但後來的晷影測量通常以都城所在地為準，不過是借用「地中」的概念而已。[9]《大明曆》修成於金世宗大定年間，因此它所稱的「地中」就是中都；《庚午元歷》的冬至、夏至晷影常數均照抄《大明曆》，但因成書於蒙古國，不宜再稱原金中都為「地中」，故而改稱永安，可見耶律楚材筆下的「永安」確是指燕京無疑。

施國祁的考證論據非常充分，似乎無懈可擊，被視為校勘學之他校法的一個範例。[10]張政烺先生點校《金史》時全盤採納了《金史詳校》的上述考證意見，[11]因此自中華書局點校本《金史》出版之後，這一結論遂被遼金史、歷史地理和北京史研究者奉為學術定論。[12]

後來，齊心先生又從金代石刻資料中找到幾條稱中都為永安的證據，為上述結論進一步提供了地下出土文獻的支持。1978年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娘娘府出土的金《蒲察胡沙墓志銘》，末署「泰和二年三月十五日，孫塔失不立石，永安張伯玉、楊建功刻」。[13]1956年在北京西郊百萬庄二里溝出土的金泰和七年（1207）《張汝猷墓誌》，末署「永安宮濟刻」。[14]立於明昌六年（1195）的《時立愛神道碑》，碑文最後也有「永安宮濟摹石」的字樣。[15]《時立愛神道碑》發現於河北省新城縣（現為高碑店市新城鎮），金屬涿州，距中都不遠，此「永安宮濟」與《張汝猷墓誌》的刻工當為同一人。[16]齊心先生根據這些石刻資料得出結論說：「以上志碑刻於金章宗時，距海陵王貞元元年已有四、五十年了，仍自稱『永安』某某刻、摹等，……說明中都稱『永安』在人們頭腦中印象頗深，相沿成習。」[17]

另外，還有學者試圖以金代官印論證貞元元年曾改析津縣為永安縣。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方「行永安縣之印」，系中國人民大學范葉萍捐贈，出土時間、地點均不詳。[18]景愛先生認為，此永安縣即中都永安府之倚郭縣，此印證明，在貞元元年改析津府為永安府時，同時亦改析津縣為永安縣；次年改永安府為大興府時，同時亦改永安縣為大興縣。[19]這一結論未免過於唐突。既然此印出土時間、地點均不詳，印背又無字款，僅憑印文怎麼知道它是金印？又如何能夠斷定此印之永安縣就是中都永安府下之倚郭縣？前面說過，《金史·地理志》南京路河南府芝田縣下有注云：「宋名永安，貞元元年更。」此永安縣在《元豐九域志》卷一西京河南府、《輿地廣記》卷五河南府下均有記載。即便貞元元年曾改析津縣為永安縣，但因存在時間很短，發現官印的概率想必是很低的，所以這方「行永安縣之印」更有可能是北宋或金朝前期的河南府永安縣印。

二、揭櫫「永安析津府」之真相

至此，施國祁對《金史·地理志》的這一重要訂正似乎已成定讞。但我在宋代文獻中發現的一條金朝史料，使我對施國祁的結論產生了新的疑問。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四紹興二十三年三月末曰：「是春，金主亮徙都燕京，下詔改元貞元，……改燕京析津府為大興府。」小注引海陵王詔曰：

今來是都，寰宇同慶，因此斟酌，特有處分。除不肆赦外，可改天德五年為貞元元年。燕本列國之名，今為京師，不當以為稱號，燕京可為中都，仍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20]

李心傳小注對此段正文的史料來源有所交代：「以《兩國編年》金人誅蕭裕詔、張棣《金國志》參考修入。熊克《小歷》，亮徙燕在二十二年冬，今從《編年》。……詔書具於後。」云云。此條注文語意不甚明確，但大致可以看出，注中所引海陵王詔應是出自《兩國編年》。[21]《兩國編年》一書未見著錄，僅見於《舊聞證誤》和《系年要錄》引用，內容多系遼末金初事，最晚至海陵朝。《系年要錄》卷一一八紹興八年正月乙卯條，記金熙宗改元天眷、立皇后、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諸事，小注云：「以《兩國編年》、《松漠記聞》參修。」而在「改元天眷」句下又有注云：「楊氏《編年》：紹興七年，金主吳乞買死，二太子之子亶襲位，改元天眷，誤也。今不取。」由此可知，《兩國編年》大概出自一位楊姓作者之手，估計此人當是高宗末年或孝宗時期由金入宋的歸正人。

儘管上面所引海陵王詔的出處尚不十分清楚，但其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最有意思的是，此詔有「仍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的說法，正好可與《金史·地理志》「開泰元年更為永安析津府」一語相印證，說明《地理志》的這句話既不存在衍文的問題，也不能像施國祁那樣用「刊本顛竄」來解釋。[22]對於「永安析津府」的說法，我們必須另外尋求答案。

先看《遼史》的記載。《遼史·聖宗紀》開泰元年（1012）十一月甲午朔，「改元開泰。改幽都府為析津府，薊北縣為析津縣，幽都縣為宛平縣」。《地理志》南京析津府條說：「太宗升為南京，又曰燕京。……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元年落軍額。」[23]同條又云：「析津縣：本晉薊縣，改薊北縣，開泰元年更今名。以燕分野旅寅為析木之津，故名。」翻遍《遼史》，找不到南京析津府與「永安」一名有關聯的任何記載。

但是，我在《讀史方輿紀要》中發現了一條似乎很有參考價值的線索。該書卷十一「順天府」下述其沿革：「石晉初，歸於契丹，改為南京幽都府，又改為燕京析津府。宋宣和四年得其地，改為燕山府。金仍曰燕京析津府，廢主亮改曰中都大興府。」在「又改為燕京析津府」句下，有顧祖禹的一條小註：「《遼志》：初亦曰盧龍軍，開泰元年改為永安軍。」[24]惟此注所引《遼志》之文，遍查未得。所謂「遼志」者，無非有兩種可能，一是《遼史·地理志》的簡稱，一是指《契丹國志》的一種節本。[25]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屢屢引用《遼志》，一般多指前者，況且《契丹國志》是一部很常見的書，顧祖禹不可能舍全本不用而引用節本，所以我想這裡的《遼志》理應是指《遼史·地理志》而言。

那麼，今本《遼史》中為何沒有這段引文呢？一種可能是顧祖禹看到的《遼史》是一個今天已經失傳的善本。《遼史》的至正初刻本今已湮沒無存，1931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幾種元末或明初翻刻殘本拼湊而成，其中多有脫誤，甚至有整頁佚去者。[26]但有證據表明，至少在明朝後期，至正初刻本可能尚存於世。明嘉靖、萬曆間人陳士元，著有《諸史夷語解義》兩卷，卷下《遼史》部分所錄諸條，雖大都抄自《遼史·國語解》，卻具有獨特的版本價值，如《國語解》「屬珊」條：「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置之帳下，名屬珊，蓋比珊瑚之寶。」諸本均闕「有技藝者置」五字，惟《解義》不闕；又「龍錫金佩」條：「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旁有金，鐸骨札掘之，乃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諸本均闕「有金鐸骨札掘之乃」八字，惟《解義》不闕。[27]由此看來，陳士元所見《遼史》很可能是至正五年的初刻本。顧祖禹為明末清初人，或許還能看到這個本子。另外一種可能，就是《讀史方輿紀要》的引文出處有誤，也就是說，引自它書的文字被作者誤記為《遼史·地理志》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有一點可以肯定，即《讀史方輿紀要》的這段引文一定有根有據，絕不會是顧祖禹憑空杜撰出來的。

若是我們相信「開泰元年改為永安軍」的記載，便可對南京析津府在遼朝的沿革情況做出如下修正：太宗升幽州為南京，府曰幽都，軍號盧龍；聖宗開泰元年改幽都府為析津府，並改盧龍軍為永安軍。也就是說，《遼史·地理志》「開泰元年落軍額」的記載有誤，不是「落軍額」，而是改節鎮軍名。

不過，如果要用這條史料來解釋《金史·地理志》「開泰元年更為永安析津府」的記載，仍嫌說服力不夠。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永安（軍）析津府」一名顯然不符合古人的習慣說法。我們知道，帶有節度軍號的州府，如果連稱的話，通常是州府名稱在前，軍號在後，如稱幽州盧龍軍、雲中大同軍、京兆永興軍等等，而似乎沒有見過盧龍幽州（幽都府）、大同雲中府、永興京兆府之類的說法。

即便開泰元年改盧龍軍為永安軍一事屬實，我也並不認為「永安析津府」的說法由此而來。因為在我看來，「永安析津府」一語中的「永安」，既不是指軍號，也不是指府名；析津府或許曾以「永安」為軍號，但從來沒有以「永安」為府名。對於施國祁之說，還需要重新加以檢討。

施國祁認為，海陵王貞元元年改稱析津府為永安府，次年更名大興府。對他提出的這一假說，我有幾點疑問：

第一，上述結論與海陵王《遷都燕京改元詔》不符。前面說過，在海陵王貞元元年的詔書中，已有「仍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的說法。首先，這裡的「永安」肯定不會是府名；其次，這也說明「永安」一名並不始於貞元元年，當然更不可能有貞元二年改永安府為大興府的事情了。

第二，施國祁的結論無法使金代石刻材料中的「永安」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齊心先生從金代石刻中找到的幾條稱中都為永安的證據，都出自章宗時期的墓誌或神道碑。試想，如果永安府一名僅僅用過一年就廢掉了，半個世紀後的中都工匠怎麼會對這個連歷史學家都弄不清楚的名稱如此熟悉，並且還津津樂道地自稱「永安某某」呢？齊心先生認為，上述石刻材料說明中都曾稱永安府一事「在人們頭腦中印象頗深，相沿成習」，這種解釋顯然是不合情理的。

第三，施國祁之說也同樣無法解釋耶律楚材和元好問筆下的「永安」。上文談到，《庚午元歷》所記金中都晷影常數均稱為「永安晷影常數」。其實，耶律楚材詩文中常常使用「永安」一名來指稱燕京，如《寄妹夫人》詩云：「三十年前旅永安，鳳簫樓上倚闌干。」[28]《辨邪論序》曰：「予旅食西域且十年矣，中原動靜，寂然無聞。邇有永安二三友以北京講主所著《糠孽教民十無益論》見寄，且囑予為序。」[29]耶律楚材於1218年應成吉思汗徵召前往蒙古汗庭，據他自述其行程路線：「予始發永安，過居庸，歷武川，出雲中之右，抵天山之北。」[30]又元好問《中州集》卷七有張著小傳：「著，字仲揚，永安人。泰和五年以詩名召見，應制稱旨，特恩授監御府書畫。」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張著跋，自稱「燕山張著」，[31]可見《中州集》所說的「永安」亦是指燕京而言。若是照施國祁的說法去理解，我們不禁會對耶律楚材和元好問頻頻使用永安一名感到奇怪，他們為何不用眾所周知的燕京或大興府名，卻偏偏要用僅僅存在過一年、早該被人遺忘了的永安府名呢？

其實，並沒有任何史料能夠證明「永安」曾經作為金中都的府名而存在，施國祁謂析津府曾一度改名永安府，不過是對元好問的誤解罷了。《續夷堅志》卷三「永安錢」條是這麼說的：「海陵天德初，卜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曰大興。始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海陵王營建燕京始於天德三年（1151），[32]這裡說得很清楚，改名永安是在「始營造時」，也就是天德三年的事情，並且所改的是燕京的「地名」而非「府名」；元好問同時又指出，海陵遷都燕京之時，「建號中都，易析津府曰大興」。這裡說的原本是兩件事，一是天德三年改燕京地名為永安，一是貞元元年易析津府名為大興，施國祁將它們混為一談了。

宋元文獻中還有兩條有關「永安」的史料，也同樣可以說明永安是地名而非府名。《大金國志》卷三三「地理」條：「（完顏）亮始徙燕，遂以……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大金國志》乃元人所作偽書，雖然這段史料來源不明，[33]但無非是出自宋代文獻。另一條有關永安的史料見於元人所作《聖朝混一方輿勝覽》，該書卷上記述大興府沿革曰：

遼升幽州為南京幽都，後改幽都為析津府，後又更號燕京。金初因之。後廢帝築燕京，其制度一如汴梁，徙居之。改燕京之名曰永安，以析津府為大興府。[34]

此書各種版本均無署名，惟明高儒《百川書志》卷五著錄作者為劉應李。按是書出自《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而《翰墨全書》的祖本即為劉氏所編，故高儒的著錄想必是有根據的。[35]劉應李，宋咸淳十年（1274）進士，授建陽主簿，入元不仕。[36]《聖朝混一方輿勝覽》是現存惟一一部完整的元代地理總志，系由編者雜抄各種方誌而成，其中就包括《大元大一統志》，上面這段引文，或許就出自《元一統志》。

以上兩書的記載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永安」一名之所指，《大金國志》明確指出「其地名曰永安」，《聖朝混一方輿勝覽》說得更為明白：「改燕京之名曰永安，以析津府為大興府。」這與元好問的說法是完全吻合的。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對「永安」一名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了：在遼太宗會同元年（938）升燕京為南京後，民間仍長期沿用燕京之名。海陵王天德三年營建燕京時，因永安錢的出土，遂改燕京地名為永安，故貞元元年《遷都燕京改元詔》稱「仍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這裡說的「永安析津府」其實與「燕京析津府」是一個意思，為地名+府名的結構，本是一種很常見的說法。只是當「永安」一名不再為人所知以後，後人才會對「永安析津府」的說法感到困惑，但這對金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在貞元元年改析津府為大興府之後，中都的地名仍為永安，世宗謂「自海陵遷都永安」云云，章宗時代的中都工匠以「永安某某」自稱，甚至直到耶律楚材、元好問還習慣於以永安指稱燕京，說明直到金朝中後期，「永安」一名仍為人們所慣用。

那麼，《金史·地理志》「開泰元年更為永安析津府」的記載又當作何解釋呢？我認為，這是元朝史官誤解金朝文獻的結果。《金史·地理志》的這條史料應該源自《海陵庶人實錄》或金朝國史之《海陵本紀》，[37]原文當作「貞元元年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這未免有點難為元朝史官了，因為「永安」一名既非正式的州府名稱，作為地名來說又遠不如燕京著名，自金朝亡國以後，此名即湮沒不聞，《金史》之修纂已在元朝末年，此時的元朝史官想必對永安一名已經很陌生了。見了「貞元元年改永安析津府為大興府」的記載，便想當然地以為這個「永安析津府」必是開泰元年所改，於是在敘述大興府沿革時就按這樣的理解寫作「開泰元年更為永安析津府。……貞元元年更今名」。元朝史官這一想當然的說法，給後人帶來了莫大的困惑。

在得出本文的結論之後，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解釋。

其一，《金史·地理志》大興縣下小注云：「遼名析津，貞元二年更今名。」這條史料被施國祁視為貞元元年改析津府為永安府、次年才改稱大興府的重要證據，並由此得出「志文貞元元年更名者『永安』也，大興縣注中貞元二年更名者『大興』也」的結論，因為大興縣是大興府的倚郭縣，改縣名必與改府名同時。但我認為這條小注中的「貞元二年」當為「貞元元年」之誤。首先，貞元元年改析津府為大興府一事，在《金史》里有多處記載，惟獨這條小注與其它記載不符，可信程度不高；其次，據《元一統志》說，析津縣於「金天德五年改為大興縣」，[38]天德五年就是貞元元年；再次，《金史·地理志》小注中的錯訛是很常見的，就在大興縣下面一行宛平縣的小注中，百衲本也把「遼開泰元年更今名」句誤為開泰二年了，中華書局點校本系據《遼史·地理志》改正。

其二，據《續夷堅志》說，因改燕京地名為永安，並升為中都，遂「改東平中都縣曰汶陽，河南永安縣曰芝田，中都永安坊曰長寧」。核以《金史·地理志》，東平中都縣更名汶陽，河南永安縣更名芝田，都是貞元元年的事情。如果說燕京更名永安是在天德三年的話，為何河南永安縣之改名卻是在兩年以後的貞元元年？這個問題似乎不難理解。天德三年雖已改燕京地名為永安，但當時燕京正在建設之中，尚未成為都城，所以還沒有對有關的地名進行統一規劃。及至貞元元年正式遷都燕京，升為中都，並仍稱永安，才將與中都、永安重名的東平府中都縣和河南府永安縣一併改用新名，中都永安坊更名長寧坊，也應與此同時。

[1]施國祁：《金史詳校》卷三上，光緒六年會稽章氏刻本，葉46b—47b。這條考證文字亦見於施氏《金源劄記》卷上（《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8—29頁），僅個別字句有所出入。

[2]常振國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9頁。

[3]見《元一統志》卷一大都路「坊郭鄉鎮」，趙萬里校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上冊，第6頁。施國祁《金源劄記》卷上謂《元一統志》所記「四隅六十二坊，為金源中都各坊之名」。

[4]參見《中國錢幣大辭典（魏晉南北朝隋編、唐五代十國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515—521頁。

[5]張先得：《宣武區出土的永安鐵錢述論》，《首都博物館叢刊》第11輯，北京：地質出版社，1997年。

[6]《元史》卷五六《歷志五》「庚午元歷上·步晷漏術」，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5冊，1284頁。

[7]參見《湛然居士文集》卷八《進〈西征庚午元歷〉表》，謝方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85—186頁。

[8]《金史》卷二一《歷志上》「步晷漏第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冊，460頁。

[9]參見關增建：《中國天文學史上的地中概念》，《自然科學史研究》19卷第3期，2000年，第251—263頁。

[10]參見崔文印：《古代史書的整理與審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古籍編輯工作漫談》，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第115—116頁。

[11]見《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2條校勘記，第2冊，584—585頁。除了耶律楚材《庚午元歷》一條史料外，施國祁舉出的其它證據均被採納，除此之外並未提供新的論據。

[12]參見張修桂、賴青壽編著：《遼史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2—163頁；王頲：《完顏金行政地理》，香港：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84—85頁；尹鈞科：《北京歷代建置沿革》，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38—139頁。

[13]齊心：《北京出土的金代女真貴族蒲察胡沙墓志銘考釋》，《北京史論文集》，北京史研究會編印，1980年，第102頁。

[14]侯堮：《金〈張汝猷墓誌〉考釋》，《北京文物與考古》第2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56頁。

[15]羅平、鄭紹宗：《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考古》1962年第12期。此文僅有墓誌錄文，神道碑拓片見圖版6-4。

[16]據考證，宮氏是遼金時代燕京地區的一個石刻刻工世家，參見周峰《北京遼金石刻刻工宮氏家族考》，《北京文博》2007年第3期。

[17]王羊：《北京歷史上曾稱「永安」》，《首都博物館叢刊》第2輯，1983年10月，第46頁。承齊心先生見告，此文乃出自她的手筆。

[18]見景愛編：《金代官印集》卷二，057號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6頁。

[19]景愛：《論金代官印的學術價值》，《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29—30頁。

[20]《金文最》卷四據《系年要錄》收入此詔，定名為《遷都燕京改元詔》，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上冊，第59—60頁。

[21]《系年要錄》卷一六二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記海陵王下詔議遷都事，載有詔令原文，小註明確指出：「此以《兩國編年》修入。」由此推斷，《遷都燕京改元詔》亦當出自《兩國編年》。

[22]不過我也注意到，《系年要錄》的正文仍作「改燕京析津府為大興府」，大概李心傳從未聽說過「永安析津府」，故略去「永安」一詞。

[23]（清）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二十五史補編》本）卷四曰：「按本紀開泰元年十月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則『落軍額』上當有『府曰析津』四字。」

[24]《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順天府」，賀次君、施和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冊，440頁。

[25]《說郛》、《古今說海》、《歷代小史》、《古今逸史》等叢書均收入《遼志》一卷，實為《契丹國志》的一種節本。

[26]參見馮家昇《遼史初校序》，《遼史證誤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5—89頁。

[27]《諸史夷語解義》有光緒十三年（1887）應城王承禧校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28]《湛然居士文集》卷一○，第231頁。

[29]《湛然居士文集》卷八，第188頁。

[30]《西遊錄》卷上，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第1頁。「始發永安」句下有校注曰：「耶律楚材在燕京，家住今北京西北香山、玉泉山之間。遼宣宗耶律淳葬於香山，陵名永安。金建香山寺，命名大永安寺。清代其地猶名永安村。……此處始發永安，亦即自北京出發之意。」向達先生因不知永安即燕京，故附會如此。按《庚午元歷》稱「永安晷影常數」，《辨邪論序》謂「永安二三友」云云，均可明顯看出耶律楚材筆下的永安確是指燕京，而不是指他家所在的永安寺一帶。

[31]劉祁《歸潛志》卷八：「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揚由布衣有名，召用。」此作「張翥」，與《中州集》和《清明上河圖》跋不同。按張氏字仲揚，則其名似當作「翥」。

[32]《金史》卷五《海陵紀》：天德三年三月壬辰，「詔廣燕城，建宮室」；四月辛酉，「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按施國祁謂《續夷堅志》「天德初」句「當作貞元初」，其說不可取。因為這裡說的是「天德初，卜宅於燕」，下文「建號中都，易析津府曰大興」才是貞元初的事情。

[33]考《大金國志》卷三三的史料來源，大多出自《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四所引張棣《金虜圖經》，但其中沒有上述引文。

[34]（元）佚名：《聖朝混一方輿勝覽》卷上「腹里·大都路」，《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據明初刻《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本影印，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2冊，第7頁。

[35]參見郭聲波：《〈大元混一方輿勝覽〉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學》第2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184—193頁。

[36]《宋季忠義錄》卷一五、明萬曆《建陽縣誌》卷六有傳。

[37]《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質疑》曰：「金亦嘗為國史，今史館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紀。」可見金朝國史之《海陵本紀》也是元修《金史》的史源之一。

[38]見《元一統志》卷一大都路「建置沿革」，上冊，第3頁。此條佚文輯自《永樂大典》卷四六五五「天」字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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