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年代的掌燈人」林獻堂：一個另類的民族英雄

1895年馬關割台後，日本統治台灣50年。面對其殘暴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拿起刀槍，前仆後繼展開不懈抗爭。在不見硝煙的「文斗」戰場上，林獻堂給歷史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形象。台灣光復後，林獻堂率團晉見蔣介石，慨然道：「台胞在過去50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組織日據時期台灣首個詩社

林獻堂祖上為福建閩南人，後遷居台灣成為望族。1881年(清光緒七年)，林獻堂生於台中霧峰，因為家庭關係，他從小受過較好的教育。但他14歲那年發生的馬關割台事件，打破了他平靜的生活。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21歲的林獻堂決心以文抗日，開展非武力鬥爭，組織起了「櫟社」，此為日據時期台灣詩人的第一個詩社。

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吳濁流在《回顧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一文中曾說：從他們那裡「學習不少愛國詩詞」。當時，台灣各地詩社、文社皆以萊園櫟社馬首是瞻，尊稱林獻堂為「迷惘年代的掌燈人」。

1907年，26歲的林獻堂在日本結識因戊戌政變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1911年2月，梁啟超應邀訪台，曾住林獻堂萊園五桂樓中，寫下《萊園雜詠》10首，使萊園更增聲價。梁啟超始終被愛國愛台的悲憤所籠罩，在台灣的愛國人士為他設宴洗塵時當場揮毫兩詩，流露出梁氏以民族大義與台灣父老相期勉。

在送別這位當年和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的大英雄時，林獻堂說：「任公(梁啟超號)，請放心去吧，這黑暗的年代，我們決不會迷惘，決不放棄鬥爭。待台灣光復那天，再請任公來相會！」梁啟超走後，深受其改良主義思想影響的林獻堂，開始苦苦尋求台灣的出路。

以「同化會」圖謀改良失敗

1913年5月，林獻堂在東京認識了日本伯爵坂垣退助，受邀到其家做客。坂垣退助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功臣，後因政壇失意，成為自由主義者。聽完林獻堂陳述台灣人受欺壓的情況，他深表同情，並表示：「他們(指在台灣的日本人)不知尊重台灣人，這是一切癥結的所在。」林獻堂以為遇到了知己，希望得到坂垣支持。

1914年2月，坂垣退助果真應邀來到了台灣。林獻堂欣喜萬狀，與王學潛、蔡惠如等一干紳土，在基隆為其舉行盛大的歡迎會。此情此景，讓這位失意的日本政客極大地滿足了虛榮心，他把預先擬好的「同化會趣旨書」提交林獻堂等。「同化會」的主要趣旨為：疏通總督與島民間的意見；島民的人權應與日本內地人同等。此後，林獻堂廣徵「同化會」會員，並同時針對殖民教育而進行了抵抗。

自割據台灣後，日本殖民當局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圖扼殺台民的反帝抗日思想。殖民當局規定小學每月一、八、十五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面臨異族文化的惡性衝撞與毀滅性打擊之際，台灣有識之土針鋒相對，秘密開辦「書房」(私塾)進行漢語教學，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林獻堂不顧殖民當局的警告，也在台中等地主持過漢文教學班，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傳而盡心血。

坂垣退助的「援手」，使林獻堂看到了「改良政治」的曙光，振奮之中，乃發動台灣紳民集資18萬元，又創辦台中州第一高等學校(今台中一中)。此系台人自辦的第一所中學，專門招收台民子弟入學。

這年11月下旬，坂垣退助再度抵台。12月20日，「台灣同化會」在台北鐵道飯店正式成立，坂垣退助任總裁，林獻堂因出會費最多也做了領導人。他們利用「同化會」，展開了社會政治改良運動。「同化會」與殖民政策產生了矛盾，1915年2月20日，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下令解散正式組建才不過兩個月的「台灣同化會」。

「台灣同化會」如此短命，給了林獻堂當頭一棒。他氣惱之餘，以梁啟超當年的教導為信條，並不與殖民當局碰硬，而是以一種軟性手段，繼續投身於台灣民族運動。

組建第一個合法的政黨

1920年，林獻堂聯合留日台籍學生，在東京創立「新民會」，自任會長，並仿北京《新青年》，創辦中文月刊《台灣青年》雜誌，提倡民主和自由。從此，台灣人有了自己創辦的政論雜誌。新民會的最初宗旨是謀求台灣的自治，但林獻堂考慮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勢必引起日本的強烈反應，招致嚴苛的鎮壓，對台灣的民族解放反而產生負面影響，所以將重點放在爭取台灣人的參政權上，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樣的平等待遇。林獻堂幾經酌斟，決定首先要求廢除「六三法」，廢止對台灣人歧視的法律，允許台灣人參政。《台灣青年》配合發表評論。1922年4月，《台灣青年》更名為《台灣》雜誌。次年初，《台灣》雜誌社在台南成立「白話文研究會」，展開傳播白話文的工作。白話文的提倡和實踐，拉開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序幕。

1927年10月，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另行組建台灣民眾黨，提出三大綱領：一、確立民本政治；二、建立合理的經濟組織；三、改革社會制度的缺陷。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合法的政黨。民眾黨的成立，表明台灣新興資產階級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然而，隨著台灣民眾黨的日益「左傾」，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等改良分子不滿，於1930年8月脫離該黨，在台中創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要求「在不抵觸日本憲法之範圍內」「實施完全之地方自治」。

1931年2月，民眾黨、台灣文化協會先後被殖民當局取締。但這兩大團體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其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感召了許許多多的台灣民眾。

對國民黨不滿終老他鄉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向中國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日本政府在台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作了大量欺騙台灣民眾的宣傳。 面對日本的宣傳，不少台灣人感到迷惘，不知如何看待大陸與日本。林獻堂對日本人蓄意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深為氣憤，為了讓台灣民眾能收到可靠的戰爭訊息，他以《台灣新民報》社長身份，聯合該報各股東，商定要讓這份發行五六萬份的中文報紙，「代表四百萬台灣人言論立場」。

《台灣新民報》不僅為台籍知識精英所依賴，還成了台灣民眾的「喉嚨」。為了讓這「喉嚨」失聲，殖民當局一方面對新民報大行拉攏手段，一方面更加擴大欺騙宣傳，還發表了禁止建黨結社的嚴令，林獻堂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至此畫上一個句號。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林獻堂領導的最後一個團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被殖民當局取締，《台灣新民報》等中文報刊或中文欄目均遭停刊。高壓政策下，林獻堂等一批愛國紳士並沒有臣服，而是處於「地下狀態」仍在進行鬥爭。

1943年12月召開的開羅會議為台灣歸屬問題定了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五條件投降。10月25日上午，國民黨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在台北公學會堂主持盟國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台灣光復後，林獻堂率團晉見蔣介石，慨然道：「台胞在過去50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這位「為民族主義」的台灣紳土自1945年後歷任台灣省參議會議長、台灣省政府委員、通志館館長等職。1946年10月下旬蔣介石來台巡查時還與之會面。四個月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加上林獻堂被列入指為「台省漢奸」的黑名單，幸得友人相助才免去牢獄之災。自此，他對國民黨的統治有所不滿。1949年9月林獻堂以養病為由黯然離開台灣，寓居日本，留下了「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國花草有誰憐傷感」的詩句。1956年病逝東京，年76歲，給歷史留下了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生檔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