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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干預校園的深層圖景:族群問題下的藍綠權爭觸及台灣民主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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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沒去過台灣了,但是一直關注台灣。最近,台大新校長的推選和任命發生了較大的風波,兩天前,任教於台灣的朱嘉明兄到家裡聊天,說了事情的前因後果,我又在FT中文網上讀到在法國教書但是對台灣情況十分了解的張倫兄的文章,在頭腦中的脈絡十分清晰了。綜合兩位大學者的觀點,這不能看作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台灣民主的走向問題,用權力干預校園,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所以,徵得張倫兄的同意,特別在「周說」發表此文。

張倫兄告訴我,這篇文章是在四月底聽到這個消息就急就而成,所以,他還在關注最新動態。

台灣民主向何處去

——台教育部拒絕任命台大校長一事短議

作者:張倫

作為一個長期觀察台灣民主進程、社會發展的學者, 4月27日一個有關台灣的消息,讓筆者震驚,也深感不安。那是一個註定要進入歷史的事件——台大當選校長管中閔被台灣教育部在拖延數月後拒絕任命,且明令不能再參與競選,造成一個用台灣時下流行話語稱的「拔管」事件。在筆者看來,茲事體大,故撰文略作評議。

台大當選校長管中閔

自1992年春第一次赴台,筆者曾有近20次赴台就近觀察研究台灣的經歷,也與台灣朝野,社會各界多有交往,見證了台灣近30年的發展。筆者關注台灣主要出於兩個動因:一是關心兩岸的和平、雙邊的互動以及相關的地緣政治等問題,二是台灣的發展是華人社會百多年艱難的現代歷程中生長出的一個豐碩果實,既為戰後後發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也是非西方文化現代性構建的一個成功案例。其民主化的「寧靜革命」,不僅為學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資源,也為許多其它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民主轉型提供了極富價值的參照經驗。

遺憾的是,近些年不能說台灣的民主與法治建設沒有進展,比如一些極富前瞻性的法律如安樂死、同性婚姻的相關法律的推出,皆領先亞洲,為人稱道;但同時,台灣民主政治與民主文化的建設也確顯現出某些偏頗、停滯的跡象。其中,以藍綠劃線,一切以統獨評判國事,不僅惡化了島內政治生態,也毒化了社會、學術氛圍,延誤了台灣該有的有關國家發展、經濟政策與文化發展的理性的探尋,不僅讓台灣的發展為此付出代價,更重要的是使台灣喪失了某種未來前行的方向感,陷入茫然,一種無力、得過且過、只顧眼前利益、焦慮的心態在精英與大眾間瀰漫,令關心台灣前途的人們感到憂慮。

這種狀況顯然是既有歷史也有現實的內外成因的。從戰後的歷史來看,台灣的發展線索基本上是清晰可辨的,經濟的現代化與政治上的民主化是兩個最重要的階段性的主題,而這兩個主題又內涵了族群關係的調整,與大陸、外部世界的關係,台灣的政治與文化的定位等諸多問題。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開始,隨著冷戰的緩和、北京與華盛頓雙邊關係的改善、台灣喪失聯合國地位、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形成及其相應的一些訴求的浮現,在經濟現代化階段性地達成目標後,台灣社會的一個主題就是政治的民主化,而文化上的主體意識的聲張,社會公正上的訴求都聚焦在政治民主化、國家權力的改造與現代化上。從「台灣鄉土文學」與「台灣意識」論戰,「美麗島」的抗爭,到歷次的選舉辯論,「野百合運動」,這是一以貫之的一條主線。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族群間的權力再分配訴求一直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動力源。這種動力與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要求、社會正義上的某些左翼吶喊在相當一段時間相契合。而經胡適、雷震、殷海光等從大陸轉進台灣的自由主義一脈思想的浸潤,年輕一代對威權政府的批判意識也得到啟迪和強化。台灣內部日據時代形成、後受國民黨壓制的某些精英多年蟄伏後也再次隨民主化勢頭的崛起而抬頭,試圖獲取影響力。這些力量與訴求聚焦到爭取政治開放上,在相當一段時期雖有矛盾但還是能相互融洽、容納,互為助力,這是解釋台灣民主化動力與發展的動能的關鍵所在。蔣經國時代的主動調整再經李登輝主政,到權力的幾次更迭,民主化逐漸落實且具有了一定的質量。

但這種爭取民主化、自由化的神聖同盟在民主化逐漸落實的同時也終歸解體,而成就台灣民主轉型的主要動力的「族群問題」也構成一種新的挑戰,甚至某種意義上蛻變成阻礙台灣民主健康發展的一個障礙。儘管民主從不乏民粹的成分,但民主的本質又是一種「理性的制度」(Institution de la raison),將許多本該屬於理性的政策探討受制於「族群認同」的統御,不可能不傷及民主的正常運作,最終侵蝕到民主制度,甚至有可能導致民主的崩塌。在許多民族國家、民主化構建過程中,這種例子多見,也是許多國家政權與民主化不能穩定提升、發生倒退的最重要的原因。

以台灣來講,批評以大中國名義對本地文化的壓抑,伸張族群文化的主體性顯然是有其合理性,也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但如以本地文化為一種絕對的文化標準,讓一種族群意識成為社會政策是否合理、學術探討是否恰當、政黨與個人行至是否正確甚至是否道德的標準,將是極其危險的。這隻會引導社會精神流向封閉與偏狹。無論「不分藍綠,只講是非」這口號是何人最先喊出,這個道理還是對的。一個社會與文化永遠需要某種超越的意識,超越的價值標準,一旦這方面被所謂的族群意識侵蝕與替代,災難之魔就很容易降臨。一些台灣人的台獨訴求,放到歷史的脈絡中也不難理解,但將台灣所有面臨的重大挑戰、種種問題都歸結於此,以為達成台獨會是解決一切挑戰與問題的靈丹妙藥,這顯然是某種不切實際的意識形態幻覺。比如,台灣的經濟結構調整、人口老化是不能因此定有改善,而這些又是台灣下一步發展、實力存失的關鍵。台獨議題,就現實國際政治、地緣因素、大陸的狀況,即便是美國對台政策、國際政治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都不是現時可以即刻解決的。重拾台灣的自信、實力,恰恰應在直面、解決這類問題,推動創新,達成族群和解、邁向民主與法治的提升,繼續強化令人稱道的公民社會的活力的努力上。

也是因此,此次圍繞台大校長的甄選包括這次不被任命的事件傳遞出的信息才令人擔憂。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對程序是否遵守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一來是台灣的藍綠、統獨爭議不可能一下子消解,而程序正義、對程序的尊重是維繫台灣社會的平和,解決爭端的一個重要的基礎,也是台灣內部穩定的最後屏障;對程序的信任一旦被破壞絕不是台灣之福,即使是對執政者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程序也是已經實現民主化的台灣民主能否繼續得以提升,發展的出發點。程序不被尊重,反程序的意識與行為就會被激化。就這一點來講 ,任何對程序的破壞都可能造成民主的倒退。筆者本未對台大校長甄選一事表示關注,甚至也不知管中閔為何人,只依稀知曉其做過馬英九時代的政務官員。是隨著該事件的發展特別是教育部的決定後,筆者才陸續收集些相關資料閱讀,才有所了解。其中,關鍵的問題在於管當選是否合符程序,在合符程序外該人是否有不該就任的道德與法律上的瑕疵。除此之外,教育部依台灣的現行相關法令如「國立大學校長甄選委員會與運作辦法」,就應該對按程序選出的校長予以任命,且無論該校長的政治色彩、是否服務於不同的黨派。當初兩顆子彈讓陳水扁再次連任,也曾遭各方懷疑,但陳畢竟是選票最高得票者,就應該接受選舉結果,哪怕後來再尋程序提出質疑是否當選得當。

台大的聲明

此次教育部拒絕任命所強調的依然是甄選程序有瑕疵。一般來說所謂程序瑕疵可能有兩種含義,一是程序規則本身有缺失,但即使如此,在修改前也必須遵守現行的程序,如此才是正當的;二是按現行程序進行甄選本身過程中有瑕疵。但如何確定這一點,又不該全然是某一上級主管部門所該具有的許可權,如果任由上級部門確定,任何上級部門都可以以程序瑕疵否認所有不符合其意圖的下級部門的政策、人選。就大學來講,大學自主就一定會是形同虛設。在即使具有瑕疵的規則沒有修改前,按既有規則產生的決定不管怎樣不理想、不符上級意圖都應該得到尊重。事件發生後,筆者除閱讀了一些相關報道與討論後,也查閱了台大網站上該校選舉委員會以及倫理委員會就關於當選人一系列惹發爭議的諸多問題,如程序、論文、獨立董事等等的相關決議,這些決議對這些問題都一一給與解釋並最終加以否認,但教育部卻不認可,又找來另外的所謂跨部委諮詢委員會,做出用台大學生會的相關聲明中所說的讓人「疑惑」的決定。問題在於,即使教育部不滿其中已有官派代表的台大甄選會的這些解釋與決定,但按現行法律也沒有權力拒絕任命。這也是台大校方在教育部做出決定後發出聲明表示異議的關鍵,也是數月來一直保持沉默此次卻出面發聲的「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協會的相關聲明的意旨所在。

需要說明,萬里之外,本人與此事毫無關係,多年來撰寫的有關台灣的外文與中文文章,多以讚揚台灣民主自由的發展為內容,亦對台灣藍營中一些人對北京方面無原則的阿諛奉媚表示反感與批評。撰文論及此事,實秉承本人多年對台灣民主發展的一些關心,乃認為此事件攸關台灣的學術自主,大學獨立,這是華人世界百多年追求的教育與學術理想,多少人為此付出巨大的犧牲。這種自主與獨立,是一個社會理性精神能得以孕育發展光大的制度基礎,也是台灣民主法治能深化提升的先決條件。為台灣未來的健康發展計,此事如此了結,那會為台灣開下一個非常糟糕的先例。而如果教育部要讓人信服,也需拿出更具說服力的證據與法律上的依據對事態的由來做說明與解釋。否則,就應該任命當選人,以平事態。

只有對台灣最缺乏了解、最虛假的人才會認定、聲稱此事無所謂的藍綠之爭的背景。但台灣的藍綠之爭不能沒有底線,各方對規則的信任不能垮掉,若如此,且不去談來自北京方面的威脅,台灣內部不講基本原則的紛爭最終就會渙散人心,激化對立,頹亂規則,毀掉台灣。不管管中閔本人過去經歷、政治傾向如何,判斷他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他是否很好地執行了學術、校園中立,是否很好地履行了相關職責,是否推動了台大的學術與教學的進步。如果他工作不力,思想偏頗,行至不佳,應該相信台大的教師與學生乃至下一屆遴選委員會會有足夠的判斷力不再選舉該人。現在直接行政命令要求台大遴選委員會重啟資格審查,再度選舉,且不講其他,邏輯上就已成問題——不認可甄選會的選舉與重審的結果,又回頭指令讓同一甄選會重新選人,那甄選委員會本身與再度甄選的合法性又何在呢?現甄選委員會已聲明選舉完全依法,無法接受教育部「重大行政瑕疵」指責,如此事態只會進一步僵持,傷及政府的公信力,徒增社會的不安。在大陸高校尤其是與台大有些因緣的北大因官方對學生與教師日益嚴峻的控制引發反彈抗議的時刻,「五四」紀念在即,台灣教育部如此行事,也只會損傷作為已經民主化的台灣政府在大陸學人眼中及國際上的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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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未來,無論是對待內部還是外部事務,還是要以中道凝結共識,主張寬容,重聚已有渙散跡象的民氣,提升民主,再造台灣的活力;台灣的政治人物也切不可只圖眼前的短期利效,熱衷權力的一時得失,最終誤國誤己。沒有任何錯誤的政府決策最終不會造成歷史的反彈,台灣人其實對此應有足夠的體認。民進黨前輩爭取台灣的民主自由的犧牲奮鬥精神,不應淪為新一代民進黨自我標榜、自我合法性論證的論據,而應成為一種自我約束、自我教育,自我激勵前行的精神資源。民進黨也切不要走到全世界反對運動屢見不鮮的那種悲劇的地步:反對黨為理想犧牲奮鬥,成功地替代執政黨,最終卻迷信權力,效法、同化於先前的執政黨。民進黨是否會做出些民進黨前輩林濁水近來所批評的「兩蔣都不敢做出的事」,世人都在注目。筆者十分尊重的台灣民主的先行者施明德先生在「拔管」事件後接受記者採訪時稱「不要逼我再革命」,希望民進黨能以此作為一聲警鐘。台灣的學者能否具有獨立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台大能否傳承那種傅斯年先生主張的獨立精神,台灣公民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是否真正走到某種成熟,能夠超越藍綠,重新確立一種更具超越性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評判標準,拓寬精神的視野和一種能讓台灣社會避免走向褊狹的中間立場的空間,台灣的大學的學術自主又能否得以保持和拓展,台灣的治理與民主能否繼續提升,不發生逆轉,這些,此次台大校長甄選一案或許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觀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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