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歷史 | 你所不知道的五四現場
原標題：五四歷史 | 你所不知道的五四現場
選自《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五四遊行的13所學校三千餘名學生概覽圖
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於五四研究來說，並非可有可無。
談論影響整個20世紀中國人精神生活與社會變遷的五四運動，思路及策略千變萬化:可以長時段研究，也可以瞬間描述；可以全景透視，也可以私人敘述；可以理性分析，也可以感性復原。
鑒於有關五四的研究成果多偏於前者，本文希望拾遺補闕，關注「瞬間」、「私人」與「感性」，希望從具體而微的角度，展現那不大為今人關注的另一種五四風貌。
本文假定讀者對五四運動的產生與發展已有總體印象，需要了解的是，5月4日那天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前的政治抗議的具體細節。
在眾多關於五四運動的描述中，我選中《晨報》1919年5月5日題為《山東問題中之學生界行動》的文章，作為基本的敘事線索。
因其系記者的「現場報道」，雖也有明顯的傾向性，但比起日後各路人馬越來越豐富的追憶，顯然更接近「真相」——假如承認有「真相」一說的話。
以下的敘述，先引一段上述《晨報》文字，而後才是我的考辨與發揮。希望如此古今重疊，能幫助我們穿越歷史時空，重睹當年情景。
花開春日
昨日為星期天，天氣晴朗，記者驅車赴中央公園遊覽。至天安門，見有大隊學生，個個手持白旗，頒布傳單，群眾環集如堵，天安門至中華門沿路，幾為學生團體佔滿。記者忙即下車，近前一看……
1919年的5月4日乃「星期天」，這點至關重要。因為，學生之所以遊行至東交民巷，目的是向美英等國公使遞交說帖，表明誓死收回山東權益的民意，並「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貴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
寄希望於美、英等國主持公道，是否過於天真，這且不論。倘若並非星期天，起碼美國公使可以出面接納說帖，若如是，學生之激憤將得到很大緩解，事件很可能不會進一步激化。
無論是當時文件，還是日後追憶，都表明學潮的組織者事先並無「火燒趙家樓」的計劃。
歷史本來就是「萬花筒」，充滿各種偶然因素。當初事態緊急，群情激昂，沒人顧及星期天是否有人接受說帖這樣的細節，後人更無另做假設的權利。相對於無可爭辯的「星期天」，伸縮度很大的「天氣晴朗」，更值得留意。
一心救國的青年學生，不會分心考慮陰晴冷暖；可遊行當天的天氣情況，切實制約著大規模群眾集會的效果。尤其是集會天安門前、受氣東交民巷、火燒趙家樓等戲劇性場面，實際上都與天氣狀況不無關係。
更何況，對於後人之進入五四的規定情境，需要虛擬的，第一便是此並非無關緊要的「天氣晴朗」。
五四那天的天氣，不受時人及史家的關注。不像6月3日——那天北京學生大規模上街演講，軍警包圍北大三院，將其作為臨時監獄——竟以「狂風怒號」、「黑雲遮天」進入史冊。
軍警捕人與狂風怒號，二者剛好配對，很容易大做文章。先是6月5日《晨報》發表的「時評」《咳，這是什麼景象》:
前天下午，北京的天氣，忽然間大變起來，狂風怒號，陰雲密布，繼之以打雷，閃電，下雨，一時天地如晦。本館的電話也壞了，電燈也滅了。
記者這個時候，不禁發了悲天憫人的感想。何以故呢？因為當老天大怒的時候，正是那幾百位青年學生被圍的時候。記者此時想到北河（沿）一帶的光景，不覺於電光閃閃之中，發了一聲長嘆，說道:咳！這是什麼景象。
接著，6月8日出版的《每周評論》25號，又有陳獨秀的《六月三日的北京》，提及政府派軍警抓捕上街演說的學生:
這時候陡打大雷刮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目，對面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
這既是寫實，也屬象徵，特別適合表達某種政治傾向。故史家在論及「六三」時，均喜歡引用陳等頗帶文學色彩的描述。
6月3日那天確有風雨，但似乎不像《晨報》記者和陳獨秀說的那麼嚴重。《魯迅日記》對天氣的記載，歷來很仔細。那天的日記是:「晴，下午曇。同徐吉軒往護國寺一帶看屋。晚大風一陣後小雨。」
同樣依據《魯迅日記》，我們可以大致復原1919年5月初的天氣: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裡起風，4日「曇」（即多雲）。這樣的天氣，無疑很適合室外活動。
1919年的5月4日，農曆四月初二，立夏前兩天，氣候宜人。舊京風俗，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舉行廟會，據稱「香火之盛，實可甲於天下矣」（《燕京歲時記》）；另一盛事則是四月初八的浴佛會，「街衢寺院搭苫棚座，施茶水鹽豆，以黃布帛為懸旌，書曰普結良緣。」（《帝京歲時紀勝》）
五四時期的中國，古都北京的氣候及習俗，與清代沒有多大變異。春夏之交，依然最值得留戀，最適合於郊遊。
就像郁達夫所說的，北國的春天，來得遲，去得早:「春來也無信，春去也無蹤，眼睛一眨，在北平市內，春光就會同飛馬似的溜過。屋內的爐子，剛拆去不久，說不定你就馬上得去叫蓋涼棚的才行。」（《北平的四季》）
正因為北京的「春光」稍縱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賞的遊戲。稱「妙峰山雖熱鬧，尚無暇瞻仰」（《北平的春天》）的周作人，對北京人之熱心於游春，頗為欣賞。
只是1919年的5月，國難當頭，絕非表達文人雅興的恰當時刻。可有趣的是，日後回憶，時常會帶出春天的芬芳。五四當天被捕的學生之一楊振聲，日後撰寫文章，稱:「五月四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天風雲。」（《回憶五四》）
這「一天風雲」的說法，大概屬於象徵，與魯迅日記中的「多雲」沒有多大關係。另一個北大學生范雲，風雲之外，終於注意到周圍環境:「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們的愛國熱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漲。」（《五四那天》）還是不滿足於寫實，非要將「春暖花香」作為「愛國熱情」的起興不可。
大概也只有文學家，才會如此關注這些日常生活細節。冰心四十年後追憶，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著大風，槐花的濃香熏得頭痛」（《回憶五四》）。王統照的描述更仔細:
天安門前，正陽門裡大道兩旁的槐柳，被一陣陣和風吹過搖曳動蕩，而從西面中山公園（那時叫中央公園）的紅牆裡飄散出來各種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風小的時候，也還可以聞到。
（《回憶北京學生五四愛國運動》）
當然，就像王統照補充說明的，那天學生們並沒有賞花的「閒情逸緻」，一心想著的是「國亡了，同胞起來呀」。可對於復原歷史事件的現場氣氛，紅牆裡飄散出來的芬芳，並非可有可無的閑筆。
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本來就是一個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春天裡，最讓郁達夫難以忘懷的，就是「城廂內外的那一層新綠，同洪水似的新綠」（《北平的四季》）。
對於代表著春天的花木之鑒賞，北京人歷來十分敏感。所謂「花名玫瑰，色分真紫鵝黃；樹長娑羅，品重香山卧佛」（《帝京歲時紀勝》）；或者「四月花開時，沿街喚賣，其韻悠揚；晨起聽之，最為有味」（《燕京歲時記》）。
而據《中央公園廿五周年紀念刊》所列「本園花信表」，自4月中旬至5月中旬，該公園依次有下列花開迎賓:紫丁香、山芝蘭、杏花、白丁香、紫荊、海棠、榆葉梅、月季、黃刺梅、藤蘿、白牡丹、各色牡丹、薔薇、芍藥、玫瑰等。「紀念刊」出版於十多年後，可「花信」不會有多大改變。
可惜的是，1919年的春天，卻被北京人普遍冷落。迫在眉睫的亡國危機，使得世人的目光，轉而投向天安門前吶喊的青年學生。
以紅牆為背景而又無意於觀花賞木的3000名青年學生，手舉白旗，列隊示威，除了記錄在案的標語口號，其衣著如何，是我們復原現場的另一重要因素。
五四運動後15年，錢玄同曾對孫伏園說:「你穿著夏布大褂，戴著蒙古式毛絨帽子，我記得清清楚楚的。」孫當時沒有反應，事後想想不對，很明顯，5月初「還不會穿夏布大褂」（《回憶五四當年》）。
可春夏之交北京的氣候，實在說不準。用周作人的話來說，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獨立存在，如不算他是夏的頭，亦不妨稱為冬的尾，總之風和日暖讓我們著了單夾可以隨意徜徉的時候真是極少，剛覺得不冷就要熱了起來了」（《北平的春天》）。
「一清早雖還有點微涼之感，午間卻已煩熱」，你愛穿什麼衣服，其實無所謂。根據王統照的回憶，學生中「穿長袍的佔大多數，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回憶北京學生五四愛國運動》）。
而上述那篇《晨報》的報道，提及步軍統領李長泰出現在天安門紅牆旁時，「身穿舊式天鵝絨織花馬褂，褐色呢袍」。從現存照片看，確實是春夏衣著夾雜。
如果說考證衣著，只是為了視覺形象；那麼衣著與天氣配合，卻關係遊行者的心境。不少回憶文章都提到，那天中午以後，天氣漸熱——大熱天里，在東交民巷等候將近兩個小時，這對於「醞釀情緒」，不無幫助。用《五四》一書的說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學生同於烈日之下，雖無厭倦之容，難免忿恨之態。」
集會天安門前
記者到時，學生不過六七百人。少頃，各大隊學生手持白旗，紛紛由東西南各方雲集而來。……（法政專門學校代表稱）等大家到齊，我們便要遊街示眾，叫我們國民也都知道有這種事體。
遊街後再到東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國使館提出說帖，表示我們的意思。完後還要轉到這裡，開會商議善後辦法。……（教育部某司長勸說無效、步軍統領李長泰出現在天安門紅牆旁）學生代表又向李統領婉言曰: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的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
各學生大呼走走。李統領亦無言，旋取下眼鏡，細讀傳單，半晌後對群眾曰:那麼，任憑汝們走么。可是，千萬必要謹慎，別弄起國際交涉來了。言畢，囑咐警吏數語，即乘汽車而去。學生全體亦向南出發。
以天安門紅牆為背景舉行集會，學生自然只能來自「東西南」三個方向，而不可能從北邊的故宮衝殺出來。
看來，記者的用詞還是蠻講究的，比起日後眾多「四面八方」之類的概說，報道中之「找不著北」更為準確。可這不能理解為當年北京的專門以上學校均集中在天安門的東西南三個方向。
恰恰相反，當天參加遊行的13所學校，處在東西長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這13所學校當年的校址以及學生數，見列表如下。
表中學生數目有二，均為略數（如「三百餘人」以300人計），前者見靜觀《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新調查》（《申報》1919年7月12日），後者依據1919年5月5日學生所呈《上大總統書》上的簽署。至於校址，根據各種資料綜合而成。
為了讓讀者對當年天安門前遊行學生的「來龍去脈」有感性的了解，這裡引錄侯仁之先生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北京出版社，1988）中1917年的北京城示意圖。
除了農業專門學校地處阜成門外，不在此圖之內；民國大學1917年方才正式招生，未來得及補上，余者均不難「按圖索驥」。鎖定各校位置，對於今人之想像學生如何走向天安門，會有很大幫助。
《晨報》文章提及參加集會的若干學校，可就是沒有唱主角的北京大學。這反而證實了記者確系「有聞必錄」，忠實於自己的眼睛。北大學生因與前來勸說的教育部代表辯論，耽誤了不少時間，故最後一個到達天安門前。
記者所錄法政學校代表的談話，並未歪曲學生的意願，最早的設計，確實就只是提交說帖，表達民意。這一點，從北大學生羅家倫所擬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
羅不愧為胡適的高足，用白話文草擬群眾集會的傳單，顯然更適合於傳播。這份沿途散發的傳單，「最簡單明白」（《晨報》記者全文引錄時所加的評判），故流傳也最為廣泛。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吞併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
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此通告雖慷慨激昂，其實沒有採取激烈行動的想法，只是呼籲國民起來關注青島問題。所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也只是寄希望於「國民大會」之召開。相比之下，另一位北大學生許德珩所擬的《北京學生界宣言》，可就激進得多了。
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姦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雖然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遊行學生並沒真正準備「手槍炸彈」（據高師的匡互生稱，他們有此設想，可並沒弄到手）。晚清之俠風高揚，暗殺成風，國人記憶猶新。
民國建立後，政府嚴禁會黨活動，譴責政治暗殺（起碼錶面上如此），而「宣言」之放言「手槍炸彈」，與其時之流行無政府主義思潮，不無關係。兩份主要文件的微妙差別，隱約可見學潮中的不同聲音。
從步軍統領李長泰的勸說來看，當局最擔心的是引起國際糾紛。顯然，政府並未意識到即將到來的學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發的嚴重的社會後果。也不是學生使用計謀矇騙當局，遊行一開始確實顯得比較平和。
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學生臨時轉向趙家樓，五四那天的遊行，大概也不會出什麼大事。可所有自發的群眾運動，無不充滿各種變數，隨時可能改變方向。更何況，學生中還有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區別。
不只李統領預料不到事態的嚴重性，政府及軍警也都沒想到會如此急轉直下。這才能解釋何以曹汝霖已經知道街上學生的遊行口號，仍沒感覺到危險，參加完總統的午宴後照樣回家。
學生之所以集會天安門前，因此處及西側的中央公園，乃民初最為重要的公共活動空間。天安門附近，明清兩代均為禁地。民國肇興，方才對外開放，東西長街頓成通衢。
「遂不得不亟營公園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壇位於端門右側，地望清華，景物鉅麗，乃於民國三年十月十日開放為公園。」（朱啟鈐《中央公園記》）民國初年，京城裡文人雅集，往往選擇中央公園；至於大型群眾集會，則非天安門前莫屬。
天安門原名承天門，始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是皇城的正門。清順治八年（1651）重建，並改用現名。此後三百多年，城樓的基本格局沒有大的改變。
從天安門到與之相對的中華門（即原大明門、大清門）之間，即為御道，兩旁為明清兩代的中央政府機關。即便進入民國，戶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舊提醒你此處乃無可替代的政治中心。
從皇帝舉行頒詔儀式的神聖禁地，變為青年學生表達民意的公共場所，天安門的意義變了，可作為政治符號的功能沒變。
集會、演講、示威於天安門前，必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這幾乎成了20世紀中國政治運作的一大訣竅。地方寬敞當然不無關係，可更重要的，還是因其象徵著政治權力。
天安門前的那對精美絕倫的華表，見識過多少激動人心的政治場面！遠的不說，自五四上溯，19年前八國聯軍的炮火，七八年前隆裕太后之頒布溥儀退位詔，還有半年前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學校三萬餘名學生為慶祝協約國勝利舉行盛大集會遊行，都可由天安門前的華表作證。
1918年的11月15—16日兩天，也就是集會遊行後的第二、三天下午，北京大學還在天安門前舉行針對民眾的演講大會，由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陶孟和、馬寅初、陳啟修、丁文江等輪流登台講演。
這一回的集會可大不一樣，組織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學校，是學生們自己。走上街頭的學生，其抗議遊行，既指向列強，也指向當局。集會上，最引人注目的標語，一是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的「還我青島」四個大字；另一則是高師學生張潤芝（參見《五四運動與北京高師》64頁）所撰輓聯: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餘孽死有頭。
北京學界同挽。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
而這，恰好對應了「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學界宣言及遊行口號。
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曉舟、楊景工編）一書，不只記載了上述宣言、傳單、標語、輓聯等，還用簡捷的語言，渲染集會氛圍:
最先至者為高師、匯文兩校，北大因整隊出發時，有教育部代表及軍警長官來勸阻，理論多時，故到天安門最遲。凡先到者輒歡迎後來者以掌聲，而後來者則應和之以搖旗，步法整齊，儀容嚴肅，西人見者，莫不嘖嘖稱讚。
報以掌聲、和以搖旗以及「步法整齊，儀容嚴肅」等，作為一種政治抗議的示威遊行，其儀式已經基本確立。不同於一般「騷亂」，學生遊行並不妨礙「治安」，故被作為文明社會的表徵，得到相當廣泛的同情。
至於偌大廣場，沒有擴音設備，三千學生如何集會？有稱站在天安門前石獅子頭上作演講的（夏明鋼《五四運動親歷記》），但我更傾向於王統照的說法，演講者是站在方桌上的；
而且，現場中大部分人實際上聽不清演講內容，只是因為有很多標語，加上不時呼口號，知道大致意思（《回憶北京學生五四愛國運動》）。但這已經足夠了，讀過宣言，呼過口號，隊伍開始向南、向東、向北移動。
受氣東交民巷
學生欲通過（東）交民巷往東而行，該處警察竟然不許通行。學生頗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經東單牌樓，向趙堂子衚衕，入趙家樓曹汝霖之住宅。
關於五月四日學生遊行的路線，眾多事後追憶，差別不是很大。起碼東交民巷受阻而後才轉向趙家樓這一強烈印象，保證了所有回憶文章的大致方向不會有誤。
差別只在於轉折的路口以及經過的具體街巷。相對來說，記者的現場報道比較可靠；但比起原北洋政府陸部駐署京師憲兵排長白岐昌的報告，還是小巫見大巫:
該學生團於午後二時三十分整隊出天安門，折東進東交民巷西口，至美國使館門首，遂被阻止。
該代表等從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後即轉北往富貴街，東行過御河橋，經東長安街南行，經米市大街進石大人衚衕，往南小街進大羊宜賓衚衕，出東口北行，向東至趙家樓曹宅門首。
（《五四愛國運動史料》，《歷史教學》1951年6月號）
職務所在，當年跟蹤學生隊伍的憲兵排長，其所提供的報告，應該說是「最具權威性」的。兩點半方才起行，四點左右已到達趙家樓（這點為不少回憶文章所證實），那麼，東交民巷耽擱的時間，就不可能像許多回憶錄所說的「足足有兩小時」。
即便如此，受阻於東交民巷，依舊是事件發生逆轉的關鍵所在。憲兵排長只說學生代表交涉而未獲允許，自是不如《晨報》之注意到「學生頗受激刺」。《五四》一書，更將遊行隊伍之轉向趙家樓，直接歸因於使館界口的等待:
學生既在使館界口鵠立兩小時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眾，當時群眾義憤填膺，急欲得賣國賊而一泄之。於是議定先尋曹氏，次尋章、陸。
為何由使館界口受挫，便「急欲得賣國賊而一泄之」？除了此次運動「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宗旨，更因東交民巷這種「國中之國」，本身就是主權喪失的表徵。懇求列強「維護公理」說帖沒被接收，反而目睹使館區驕橫的巡捕、猙獰的兵營，更強化了中國人的恥辱感。
羅家倫等四位學生代表前往美國使館交涉，公使不在，只是留下言辭懇切的「說帖」。其時國人對於美利堅合眾國及其總統威爾遜大有好感，故「直率陳詞」，「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本國政府，於和平會議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
英、法、意諸國使館也有學生代表前往交涉，可都只是答應代為轉呈說帖。至於申請穿越使館區遊行，始終未得到允許。學生們之所以希望「往東」而不是「向北」，明顯是沖著僅有一街之隔的日本使館的。
三千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被堵在狹隘的東交民巷西口，這景象，與半年前三萬大、中、小學生集會天安門前慶祝協約國勝利時，美、英、法等國公使相繼登台演說，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裡有技術性的原因，各使館確實星期天不辦公，美國公使等並非故意迴避；但巴黎和會上中國人合理權益之被出賣，也凸顯了國際關係中的「弱肉強食」。而正是這一點，使得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漸高漲。
至於具體到東交民巷之不讓遊行隊伍通過，有中國政府的關照，也有辛丑和約的限制。
東交民巷最初叫東江米巷，明、清兩代屬於天安門前「五部六府」範圍。乾嘉年間，出現供外國使臣臨時居住的「迎賓館」；鴉片戰爭以後，更陸續設立英、俄、德、法等國使館。
庚子事變中，那拉氏縱容甚至慫恿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第二年，清廷被迫與八國聯軍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1901），此後，東交民巷就成了變相的「租界」。清末仲芳氏《庚子記事》辛丑年五月十五日記曰:
東交民巷一帶，東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盤街，南至城牆，北至東單頭條，遵照條約，俱劃歸洋人地界，不許華人在附近居住。
各國大興工作，修建兵營、使館，洋樓高接雲霄。四面修築炮台以防匪亂，比前時未毀之先雄壯百倍，而我國若許祠堂、衙署、倉庫、民房，俱被佔去拆毀矣。傷心何可言歟！
除了「四面修築炮台」，還在使館區內建立了一整套獨立於中國政府的行政、司法、經濟、文化管理機構，再加上東西兩端由外國軍警日夜把守的鐵門，這裡成了道地的「國中之國」。
不但中國官員、百姓不能隨意進入，連人力車都得有特殊牌照才允許通行。在這個意義上，巡捕及警察之阻止學生隊伍通過，並非故意刁難。
可對於青年學生來說，「和約」是一回事，「公理」又是一回事。沒有大總統令以及外交照會就不準進入使館區遊行，此說依據的是「和約」；學生們要追問的是，如此不平等的「和約」符合「公理」嗎？
經過新文化運動的熏陶，新一代讀書人已經學會獨立思考:「從來如此，就對嗎？」東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攔，不只沒有平息學生的抗議活動，反而激起強烈反彈。
據《五四》一書稱:「學生已覺刺激不淺，以為國猶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許我通行，果至亡後屈辱痛苦又將何如？」40年後，楊晦在《五四運動與北京大學》中，再次強調遊行隊伍無法通過使館區時學生們憤怒的心境:
青年學生的熱血沸騰，但是擺在眼前的，卻是一個鐵一般的冷酷事實:使館界，不準隊伍通過！氣炸了肺，也是無濟於事的呀！為什麼我們自己的國土，不准我們的隊伍通過？使館界！什麼是使館界？是我們的恥辱！
正當「大家都十分氣憤，也十分泄氣」的時候，聽說「還去趙家樓，情緒就又振奮了一下」。楊晦的這一描述，與「急欲得賣國賊而一泄之」的說法，不謀而合。
根據匡互生的回憶，長時間受阻於東交民巷的遊行隊伍，決定直撲曹汝霖家時，「負總指揮責任的傅斯年，雖恐發生意外，極力勸阻勿去，卻亦毫無效力了」（《五四運動紀實》）。
傅斯年、羅家倫等「新潮社」同人，關注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革新，對實際政治運動興趣不太大，也不主張採取激烈的手段，其勸阻直撲趙家樓，自在意料之中。問題在於，學生之轉向曹宅並採取暴力行動，是群情激奮呢，還是有人暗中策劃？
曾為北京學聯代表的高師學生熊夢飛，30年代初撰文紀念匡互生，提及天安門前集會時，有往總統府、往外交部，還是往英美使館之爭（此說不太可信。學生遊行之目的，「說帖」和「通告」都已表白無遺，直奔使館區早在計劃之中，無待天安門前表決），「互生是時，意固別有所在，集其死黨為前驅」。
到了東交民巷遊行受阻，「前驅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憤慨，和之，聲震屋瓦」（《憶亡友匡互生》）。言下之意，將學生隊伍引向趙家樓的，是匡互生及其「死黨」，而且是蓄意謀劃的。
另一位高師同學俞勁，在《對火燒趙家樓的一點回憶》中，提及遊行隊伍本該向總統府請願，「但走在隊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參加五四前夕秘密會議的），卻有目的地引導隊伍浩浩蕩蕩向趙家樓曹汝霖公館走去」。
然而，當時與匡互生同行的周予同和張石樵，都沒提及匡轉移遊行隊伍的努力。據周稱，遊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們的小組織有過秘密集會，希望採取激烈手段而不是和平請願。可遊行當天，匡等並無到曹家的計劃。
「但當遊行隊伍經過東交民巷口以後，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憤的時候，這響亮的口號得到了群眾一致的擁護。」（《五四回憶片斷》）
而張石樵作為同窗好友，與匡互生一路同行，聽說直奔曹家，認為有理，「也正合我們早就商量好的」懲罰賣國賊的計劃（《懷念五四壯士匡互生》）。這兩位當事人，只是強調轉赴趙家樓的提議符合自家意願，並沒提及匡所發揮的作用。
依我看，此等「神來之筆」，正是群眾運動特有的魅力。說不清是誰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語，群情互相激蕩，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現「創舉」。
匡互生說得對，「這時候群眾的各個分子都沒有個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樣唱著，同樣走著」（《五四運動紀實》），很難確定誰影響誰。日後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個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號，其實不太可能，也沒必要。
作為一個基本上是自發的群眾運動，五四與日後眾多由黨派策動的學潮的最大區別，正在於其「著作權」的不明晰。
火燒趙家樓
時正下午四鍾，且見火焰騰騰，從曹宅屋頂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難確悉。……至六時許，火光始息，學生仍將整列散歸，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學生被執者，聞有數十人之多。
遊行隊伍向北、向東、再向北，再向東……浩浩蕩蕩，揚起一路灰塵。「北京的街道在那時本來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陣風一起，加上這幾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滾滾的塵霧，直向鼻孔口腔中鑽來。」（王統照《回憶北京學生五四愛國運動》）只是群情激昂之際，沒人顧及此等小事，學生們照樣高呼口號，散發事先印好的傳單。
下午四點半左右，據說仍然排列整齊的遊行隊伍，終於來到離外交部不遠的趙家樓2號曹汝霖的住宅。這是一幢兩層的西式洋房，所有門窗緊閉，周圍有200軍警把守，按理說，不該出現如下戲劇性的場面：赤手空拳的學生破窗入室、打開大門，毆打章宗祥併火燒趙家樓。
事後大總統徐世昌發表命令，責備警察「防範無方，有負責守」；曹汝霖則認定是警察總監吳炳湘與他作對，縱容學生放手表現。將警察之「防範無方」，歸咎於上司示意放水，或者像眾多回憶錄所說的，被學生的愛國熱情所感化，恐怕均非事實。持槍的警察，面對如此果敢的學生，倉促之間，確實不知如何處置。
「趙家樓」這場戲，乃五四抗議遊行的高潮，從事發當天到現在，出現無數版本，實在耐人尋味。其中有兩個關鍵性的情節，歷來眾說紛紜，需要進一步確認。一是何人冒險破窗，二是何以放火燒房。
匡互生撰於1925年的《五四運動紀實》，只是說「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同學，卻乘著大家狂呼的時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圍牆上的窗洞上，把鐵窗沖毀，滾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
30年代初匡逝世時，同學熊夢飛撰寫紀念文章，稱「互生縱身躍窗戶，以拳碎其鐵網而入」（《憶亡友匡互生》）。到了50年代，匡的另一位高師同學周予同進一步證實:「他首先用拳頭將玻璃窗打碎，從窗口爬進入，再將大門從裡面打開。」
理由是，遊行當晚，周回學校時，見匡滿手鮮血，說是敲玻璃敲的（《五四回憶片斷》）。後來，關於匡擊破鐵窗的故事，便越傳越玄，幾乎可與武俠小說相媲美。
60年代初，高師學生俞勁在《對火燒趙家樓的一點回憶》中稱:「突然有領隊某君（參加五四前夕秘密會人員之一，湖南人，高師數理部學生，曾習武術，膂力過人）奮不顧身，縱步跳上右邊小窗戶。」
接下來，便是警察拉後腿，眾學生幫忙解脫；「某君頭向裡面一望，內面還有數十名警察，正槍口對著他」，於是開始演說，終於警察良心發現，把槍放下。
70年代末，另一位高師學生夏明鋼（原名夏秀峰）在《五四運動親歷記》中的描述更精彩：「匡濟從西院窗口將鐵柵扭彎了兩根（匡在少年時就練就了一手好內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夠把彎的鐵門扣捏直，其氣力之大有如此者），打開了一個缺口，他從缺口爬進去，摔開守衛的警察，將大門打開，群眾便蜂擁而入。」
80年代中，又出現新的版本，開始注意曹宅院子的高牆。寫作者仍是高師同學，名叫張石樵，在《懷念五四壯士匡互生》中稱:「匡互生髮現曹宅有個窗戶，他就利用從小練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學們的幫托下，一拳打開了窗子，躍身而下。」
但是，擅長武功的匡互生第一個跳進曹家院子的故事，受到另外兩條材料的挑戰。以下兩篇文章的作者，也都是五四那天的活躍人物，而且均於當天被捕。一是匡的高師同學陳藎民（原名陳宏勛），在撰於1979年的《回憶我在五四運動的戰鬥行列里》中，有這麼一段:
我身材較高，就踩在高師同學匡互生的肩上，爬上牆頭，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賊院內。我和同學把大門門鎖砸碎，打開大門，於是，外面的同學一擁而入。
另一個自稱踩在匡君肩上爬上牆頭的，是北大學生許德珩。在《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中，許稱匡日休個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兩個窗戶以下:
我們趁軍警不備之際，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檯把臨街的窗戶打開跳進去，接著打開了兩扇大門，眾多的學生蜂擁而入。
陳自稱「第一批」跳入曹家院里，而許所說登上窗檯的是「我們」，都沒有一口咬定是自己獨自一人首開紀錄。問題是，如果陳、許的說法屬實，「甘當人梯」的匡互生，便不可能第一個跳進院里。可誰又能保證陳、許60年後的回憶準確無誤？
高師另一被捕學生初大告，大概意識到兩種說法互相矛盾，於是兵分兩路，互不干涉：「高師同學匡日休奮勇踏著人肩從門房（傳達室）後窗爬進，打開大門，另外一個高師同學陳藎民越牆而入，學生們一擁而入，發現曹汝霖等已經聽到風聲從後門逃走。」（《五四運動紀實》）
本意是彌合矛盾，沒想到這下子更亂了，小小院子，能否如此迂迴包抄？再說，如果牆上無窗，自是不難攀越；窗下無牆，似乎也很容易打開。聚集於曹宅門外的大批學生，何必徘徊再三？
讓匡、陳分開突破，表面上解決了高師內部說法的矛盾，可還有北大學生許德珩的腳下到底何人，有待進一步考證。
比打開天窗更具有戲劇性、也更撲朔迷離的，是「火燒」趙家樓。1919年7、8月間出版的《五四》和《青島潮》（龔振黃編），都反對學生放火一說。前者列舉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說，結論是:「四說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無人能證明之者。」
後者更將電線走火與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創作出如下絕妙畫面:「時正酉正，電燈已燃。未幾，火起，眾大憤，始知曹將燒死學子，以為泄怨計。」
40年後，楊晦還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簡單:「這些無恥政客，國都可以賣，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一放火，造成學生的刑事犯罪，豈不就可以逮捕法辦了嗎？」（《五四運動與北京大學》）楊文「政治正確」，但沒提供任何新證據，曹家自己放火一說，很難坐實。
當年警察廳關於曹宅起火原因的調查，並無一定結論。因為，若斷學生點火（不管是把曹宅床上的羅帳點著，還是將汽油倒在地毯上燒），勢必追究學生的刑事責任；若說曹的家人點的火，準備趁火打劫，或曹授意家人縱火，以便燒死沖入曹宅的學生，則必須譴責甚至懲罰曹家或家人。
既然兩頭都不能得罪，可供選擇的最佳方案，便是「電線走火」。這麼一來，誰都沒有責任，而且，所有取證、起訴、審判等麻煩手續，均可一筆勾銷。英文《字林西報周刊》（1919年5月10日）的描述最為精彩：「當時與警察爭執之際，竟將電燈打碎，電線走火，遂肇焚如。」
該報還稱，教育部為了息事寧人，也「答應以曹家著火乃因電線走火的說法以爭取釋放被捕學生」。5月7日政府被迫釋放學生，不再追問曹宅起火原因，似乎利用了這一絕妙的台階（參見1919年7月出版的《上海罷市救亡史》以及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五章）。
可正像當年就讀北京工業專門學校的尹明德所說的，誰都明白，火確實是學生放的，只是不能承認。「當時在黑暗專制反動時期，學生不敢承認放火，恐貽反動派以口實，偽稱系曹宅自行放火，藉此驅散群眾。
軍警機關既未在學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貿然加以學生放火之罪。」（《北京五四運動回憶》）當年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抵死不能承認學生放火；等到事過境遷，「火燒趙家樓」成了名揚四海的壯舉，可又說不清到底是誰、用什麼方式點的火了。
有說是學生們「搜索到下房，有人發現半桶煤油，就起了『燒這些雜種』的念頭」（楊振聲《回憶五四》）；也有人說是「群眾找不著曹汝霖更加氣憤，有人在汽車房裡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燒掉這個賊窩』。汽油潑在小火爐上，當時火就燒起來了」（范雲《五四那天》）；
還有說是「有一個同學抽煙，身上帶有火柴，看到卧室太華麗，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頓時室內大火，房子也就燃起來了」（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以上三家，均為在場的北大學生，既然都沒指定具體的縱火者，可見聞見尚虛。
根據現有資料推斷，縱火者大概非北京高師學生莫屬。如此巨大的光榮，似乎沒有其他學校的學生前來爭領。歷來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學，對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辭；甚至還出現了北大中國文學門學生蕭勞也都站出來作證，將「放火」的光榮拱手相讓:
我行至曹家門外，看見穿著長衫的兩個學生，在身邊取出一隻洋鐵偏壺，內裝煤油，低聲說『放火』。然後進入四合院內北房，將地毯揭起，摺疊在方桌上面，潑上煤油，便用火柴燃著，霎時濃煙冒起。我跟在他們後面，親眼看見。大家認得他倆是北京高等師範的學生。
（《火燒趙家樓的片斷回憶》）
至於高師的學生，早就不客氣地將此壯舉收歸名下。差別只在於，到底是哪一位高師學生放的火。
高師學生張石樵自稱:「親眼看到北京高師一同學用煤油把房子點著了，我還添了一把火，趙家樓頓時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誤把匡互生說成是燒國賊的放火者，這應該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為俞勁（又名慎初）。
我們不能為此而改寫歷史。」（《懷念五四壯士匡互生》）可俞勁本人，70年代末撰寫《對火燒趙家樓的一點回憶》時，卻將此光榮歸諸匡互生。匡互生呢？1925年寫作《五四運動紀實》時，他只提學生放火是「以泄一時的忿怒」，而沒說火是誰點的。
倒是1957年《近代史資料》重刊此文時，附有老同學周為群所作補充材料，確認曹宅的火確系匡互生所點；而且，還加了如下意味深長的一段話:
學生群眾走進曹宅，先要找賣國賊論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預先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事為段錫朋所發現，阻止匡互生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
段錫朋是北大的學生領袖，而北大又是學運中堅（當年即有「罷不罷，看北大」的說法），因而，段和遊行總指揮傅斯年一樣，自認是要對此次活動「負責任」的。可群眾運動就是這麼回事，總是有「組織者」、「領導者」控制不了的時候。
理由很簡單，既然敢於起來反抗權威，就不會將「臨時指揮」的命令奉若神明。該自己做決定的時候，傅斯年也罷，段錫朋也罷，其實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麼，誰能左右局面？
準確地說：沒有。但最激進的口號和舉動，在群眾運動中最有誘惑力，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局面」，容易受相對激進而不是溫和的學生的影響。
當年對放火曹宅不以為然的，不只是段錫朋一人，據周予同回憶，「這一舉動沒有得到所有在場同學的贊同」。「有些同學，尤其是法政專門學校的學生，他們認為放火毆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動，是違反大會決議案的精神，頗有些非議。」（《五四回憶片斷》）
可倘若不是這一把「超出理性」的無名之火，軍警無法「理直氣壯」地抓人，學生以及市民的抗議也就不會如火如荼地展開。那樣，五四運動將是另一種結局。
在這個意義上，北大、法政等校學生的講究「文明」與「理性」，反倒不及匡互生們不計一切後果的反抗來得痛快淋漓，而且效果顯著。
來源：上外研究生、學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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