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與英國的破冰之旅：《明治維新親歷記》

原標題：日本與英國的破冰之旅：《明治維新親歷記》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蕭西之水/文 對於日本史研究者，英國外交官薩道義（Ernest　Satow　1843—1929）的著作無疑是重要的一手史料，畢竟他是西方世界「睜眼看日本」的第一人。

作為英國最早一批日語翻譯，薩道義從1862年開始廣泛參與到對日外交中，不僅以自己姓名的諧音「薩道愛之助」融入日本生活，一步步榮升英國駐日公使，他與日本女子所育之子武田久吉更成為著名的植物學家。彼時維多利亞英國稱霸全球，薩道義卻將人生大部分青春傾注在這個狹小的東方國度，卻又是為何？

生麥事件：東亞與西洋的隔閡

1862年9月14日，日本生麥村（橫濱境內）發生一件砍殺事件，薩摩藩（鹿兒島縣）武士拔刀而起，襲擊4名英國人，造成1死2傷。

這起「生麥事件」成為日英兩國外交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單純從薩道義的描述來看，日本武士上來就砍人，自然野蠻，應當擔負全責；然而從日本角度看，所有藩主家族的儀仗隊列都有權不受平民打擾，而且4名英國人已經逆行到島津久光（三郎）的座駕附近，不僅冒犯禮儀，更造成安全風險。在武士的邏輯里，保衛主君安全的正確方法只有砍人一途。

兩種解釋象徵著日英兩國的文化區別，也同時象徵著兩種文化處於敵對態勢。薩道義提到日本人「隨便撕毀合同、搞些商業欺詐簡直是家常便飯」，而橫濱的外國人居留地也因歐洲人道德素質水平低下而被形容為「歐洲的垃圾堆」。一邊是「騙子」，一邊是「垃圾」，兩者無疑會處於一種「互覺野蠻」的態勢中。

於是「血腥的襲擊事件」也就成為薩道義「駐日生涯中極其普通甚至隨時可能面對的危險」。從1856年美國公使進駐日本算起，到1868年明治維新為止，日本總共爆發24次「攘夷」（襲擊外國人）事件，年均2次。襲擊者中，甚至包括日後熱心西化、締造整個明治帝國輝煌的「總設計師」伊藤博文；薩道義本人也在1867年前往江戶途中遇到一次小規模襲擊。

對於「生麥事件」，美國商人尤金·范·里德（Eugene　Van　Reed）有著另一番回憶。他在當日稍早時分也遇到薩摩藩隊列，不過他隨即脫帽致意，牽馬立於路邊，目送隊列離去，整個過程也沒有受到任何刁難。畢竟如同薩道義所觀察的，「在日本禮儀中，起立被視作某種不敬」，日本平民見到「大名行列」（藩主儀仗隊）都要跪在路邊迎接，然而這位外國人只是站立便可，足見即便文化不同，薩摩武士也不是不講道理。

由於這番記憶，美國《紐約時報》對「生麥事件」的評價也更為中立：「這件事錯在理查德遜…對日本的主要貴族如此無禮，別說外國人，即便日本臣民也不能允許。條約雖給了他居住與貿易的自由，卻沒給他冒犯日本法律與習慣的權力。」

一直被斥為「未開化」的幕府時代並不是真的不「文明」。在江戶、大坂等大型城市，出租屋的房東都會經營「辻雪隱」（公共廁所），收集排泄物作為肥料售賣給農家，使得城市整體非常乾淨。而在同時代歐洲國家，隨地排泄早已是習慣，甚至一說認為高跟鞋的產生最早就是為了不踩到地面污物。薩道義的頂頭上司、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在自己的《大君之國》一書里感嘆道：「日本人是清潔之民…地面上沒有污物阻礙通行，這在我去過的歐亞大多城市都不可思議」。

鑿破堅冰：英國與雄藩合作

英國與日本雄藩的交往，可謂「不打不相識」。

為給「生麥事件」討回公道，1863年8月，7艘英國軍艦進入薩摩藩，意在用武力威懾對手。沒想到薩摩藩並不怯戰，用十餘門大炮重創3艘英軍艦船、造成英軍傷亡60餘人，代價則是鹿兒島城整體遭到摧毀，損失慘重。戰役雖然兩敗俱傷，薩道義卻在戰役中結識了幾名志在學習西方國家的薩摩武士，促使他對日本人開始改觀。

到1864年9月，英國艦隊與法國、美國、荷蘭組成四國艦隊，共同炮擊主張「攘夷」的長州藩（山口縣）領地，摧毀了全部沿岸炮台。面對歐美艦隊來襲，剛從英國留學歸來的長州志士伊藤俊輔（博文）作為英語翻譯主動與英國聯絡，協調雙方停戰。這次交涉中，薩道義發現日本人雖然一開始「表現得像魔鬼一樣兇橫強硬」，但很快就態度「和緩」，對各種要求「一一接受」，也「忠實地遵守了協議的規定」，「言出必行、值得信賴」的日本人終於出現在薩道義面前。橫在日英兩國之間的認知偏見逐漸溶解。

一方面受到英國「船堅炮利」威懾，一方面也因為意圖推翻腐朽的江戶幕府統治，薩摩、長州兩藩志士逐漸聯合起來。1865年夏天，薩摩藩通過英國商會購買軍備，穿越幕府封鎖把1艘「洋式艦艇」與「洋槍」1.4萬梃送入長州藩；隨後1866年2月，雙方結成「薩長同盟」，約定「以恢復皇威為目標」，推翻江戶幕府統治。

也在這段時間，薩道義難以想像的方式加入到幕末紛爭中。

由於江戶幕府常年只與荷蘭人貿易，官方外語也就只有荷蘭語一家，甚至西方科技、西醫在早期都稱為「蘭學」、「蘭醫」。英國人來了，也只能先把英語翻譯成荷蘭語，再轉譯為日語，反之亦然，不僅程序繁瑣，日本官員還可以經常裝作聽不懂，以拖延時間；然而薩道義這位精通日英雙語的人才到來，徹底顛覆日英兩國談判局勢，讓英國在列強對日外交中佔據先機。

由於地位提高，年僅23歲的薩道義認為自己年薪只有400英鎊很不公平，要求把薪水提高到荷蘭語翻譯（500英鎊）的水平，然而礙於「按資排輩」原則而遭到拒絕。失望之下，他開始匿名給橫濱英文報紙《日本時報》（Japan　Times）投稿賺點小錢，文章也從一開始文化旅遊逐漸轉為政治時事。其中1866年3-5月發表的三篇文章，被日本人翻譯過去，集成所謂《英國策論》。《英國策論》仿照英國體製為日本提出一套解決方案：幕府將軍並不是國家主權者，而是諸侯首領，然而目前列強與日本定立條約的對象都是幕府，缺乏合法性，也造成幕府旗下的各藩諸侯都想單獨與英國定立條約；當務之急，應是廢除所有現行條約，與天皇及諸侯開會共同定立新條約。

由於該文章提到「幕府不能代表國家」，應由「天皇與諸侯」共同執掌國家主權，一經發表便立即在日本倒幕志士心中激起波瀾，一時間廣為傳抄，幾乎人手一冊，乃至於被稱為「明治維新原型之文」。出於景仰《英國策論》，薩摩藩認為英國對倒幕運動呈支持態度，便盡全力實現新任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arry　Parkes）訪問鹿兒島。

這次訪問中，薩道義作為翻譯與薩摩志士領導者西鄉隆盛會面，兩人相談甚歡，結下深厚友誼。針對這位著名的維新志士與明治元勛，薩道義評價道：「他擁有巨大如黑寶石一樣發光的眼睛，然而一開口，親和力卻非常強」。1877年，在西鄉隆盛掀起反對明治政府的「西南戰爭」前，薩道義還專程拜訪，他也成為西鄉隆盛生前會見的最後一個外國人。

經維新志士接連拼搏，1867年12月，江戶幕府宣布「大政奉還」，將名義權力交還給天皇，自己退居為一大諸侯；1868年2月，不滿於幕府依舊把持大量事實權力，維新志士鼓動天皇下詔「王政復古」，借鑒薩道義《英國策論》而建立嶄新的中央統治體系，並掀起討伐舊幕府勢力的內戰。

促進和平：英國斡旋日本內戰

必須說，英國極大影響到1868年日本內戰（戊辰戰爭）的結局。

明治維新史的一大重點，就在於外國勢力對日本的攪動，然而有趣的是，薩道義雖然傾注大量篇幅介紹日本的風土人情、對各大政治人物的印象、乃至於自身所經歷戰役的細節，卻唯獨在英國如何介入日本政治總是一筆帶過。考慮到他日後官至英國駐日公使，對政治細節語焉不詳可以理解，但如果讀者因此而失去了解歷史的樂趣，便是得不償失了。

由於薩摩、長州等藩兵組成的維新軍隊獲得天皇認可，整場戰爭極為順利，短短三個月時間，新軍就從京都一路東進，逼近幕府大本營——江戶城，而原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在經歷一系列失敗以後，公開聲明放棄抵抗。

雖然英國一直支持幕府對立面的薩摩、長州兩藩，但他們並不希望日本出現大規模動亂，以免「攘夷派」藉機襲擊外國人居住地（事實上薩道義還記載了1868年爆發的三次襲擊事件）。早在1868年初戰爭爆發起，英國公使巴夏禮就宣布本國政府定下「局外中立」的國策，英國艦隊只能用以救援英國僑民；隨後，他又帶領薩道義等英國官員前往大坂、京都一帶探聽情況，確認「天皇政府」也會保證英國在日本的利益。

4月初回到橫濱之後，英國公使館迎來兩位維新軍隊的使者。維新軍隊提出，由於未來要直接進攻江戶，希望英國公使館能幫忙籌備戰地醫療。巴夏禮提出，從國際法角度來看，已經放棄抵抗的德川慶喜不應受到攻擊，他甚至以拿破崙失敗後未被處死為例加以警告。維新軍隊並未當即應允，於是這位公使憤而離席，中止會面，並派遣薩道義來到江戶監視維新軍隊的行動。

針對巴夏禮一番施壓，維新軍隊的事實統帥西鄉隆盛迅速做了一個180度轉變，從「武力討伐德川慶喜」轉為「和平解放江戶城」，以包圍為輔、以談判為主，維新軍隊與幕府代表勝海舟最終達成「江戶無血開城」協議。

4月28日，西鄉隆盛專程來到英國公使館向巴夏禮說明協議情況，而巴夏禮則進一步告誡「我們不贊成對前大君（將軍）採取過於嚴厲的處罰，尤其是肉體懲罰」，否則「歐洲各國的輿論將為之嘩然，人們對新政府的印象也可能隨之惡化」。最終到5月3日，維新軍隊進駐江戶城，德川慶喜也僅僅遭到流放處理。

整場日本內戰中，英國公使雖然堅持「局外中立」原則，但他對關鍵問題適時適當表態，足以影響到維新軍隊在是否進攻江戶、是否嚴懲德川慶喜。某種意義上說，若沒有英國人插手，江戶城能否保持原樣完全無從得知；而若是戰火殃及江戶城，新生的明治日本是否會以江戶（東京）為都，如今的東京能否有世界最大都市之威，也都難以揣測了。

之所以阻止維新志士「肉體懲罰」德川慶喜，還是由於英國人深入骨髓的貴族精神影響。這番貴族精神不僅喚起日本人骨子裡同樣流傳千年的貴族精神，也幫助明治維新成為世界史上為數不多的「不流血革命」。維新後，曾經的維新志士伊藤博文以英國為師，構建起貫穿整個明治時代歷史的「華族」（貴族）制度，同時也仿照英國建立以「虛君」為核心的君主立憲制，整個國家進入法制化正軌。

1889年，伊藤博文主持制訂的《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1894年，日本與英國重新修訂《日英航海通商條約》，在東亞國家中第一個結束不平等條約；1902年，日本與英國簽訂同盟條約；1912年，日本與美國結束不平等條約，就此崛起為東亞唯一一個逃脫殖民命運的國家。

遊歷之後

整本書結束於維新之後的1869年，薩道義隨同公使巴夏禮離開日本返回英國，也似乎給人一個錯覺：他與日本的緣分也就此而終。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1870年12月，薩道義結束休假，返回日本就任翻譯，並逐步與日本高級政治家建立密切關係，直到14年後的1884年才調離日本；之後經暹羅（泰國）、烏拉圭、摩洛哥等地擔任領事，最後又於1895年升任英國駐日公使。到1900年，他又調任英國駐華公使，為英國在遠東地區的外交任務獨當一面，立下汗馬功勞。

累積5次駐日25年間，薩道義得以同日本女子武田兼結婚，並生下兩個男孩。雖然反覆調任各國，薩道義也長期遠離家人，卻一生再未另娶，沒有讓妻子成為普契尼筆下可憐的「蝴蝶夫人」。根據後人整理，薩道義一生共給妻子寄來超過500封書信，足見用情至深。

晚年，薩道義辭去一切官職，帶領兩個兒子到英國居住。不幸的是，長子武田榮太郎來到英國之後不久就患上肺結核，只能放棄報考劍橋大學而從事農業；次子武田久吉則順利從伯明翰大學畢業，回到日本以後先後就職於北海道大學、京都大學，成為當時著名的植物學家，一直到1972年才以89歲高齡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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