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的服裝政治學是什麼？

1854年，隆冬時節，一艘名為「歐里加」的帆船，從紐約下海駛往中國。在這艘運貨的商船上，除了船主、大副和水手，乘客只有兩人。其中一位，就是大清朝歷史上第一位從美國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容閎。

容閎青春稚嫩的臉面上，已經蓄起了密密的鬍鬚；因為一時無從更換中國衣服，當日回鄉時，容閎依舊是一派西洋裝扮。

在當時，少年未娶卻已蓄鬚，這被視為不合中國禮俗慣例的行為；而通身的洋裝，在極重「華夷之辨」的年代裡，更不啻「大逆不道」的惡劣行徑。

無論如何，在那個西方勢力向著全球強勢擴張的世紀里，西裝——這種來自西洋的玩意兒，緊跟在槍炮、資本與新思潮的身後來到中國，終究是不可避免的事。

洋裝穿在身

1872年，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一批中國幼童開始留學到了美國。由於長發蓄辮、長衫馬褂、瓜皮緞帽、布鞋布襪，他們常被美國人嘲笑為女孩子。因而許多幼童紛紛要求剪辮易服，並在留學生監督容閎的支持下，最終穿上了西洋裝束。

19世紀末，留學海外的人日益增多。他們在國外，大都入鄉隨俗，西服短髮。歸國後也仍然穿西服、留短髮。

1903年8月，正值暑假，魯迅從日本回國探親。三弟周建人在他的回憶中詳細記述了魯迅到家時的樣子：「大哥到家的那天，我正好在家裡，我只看見一個外國人，從黃門熟門熟路地進來，短頭髮，一身旅行裝束，腳穿高幫皮靴，褲腳扣緊，背著背包，拎著行李，精神飽滿，生機勃勃，我仔細一看，原來是我的大哥呀。」

漸漸地，西裝短髮不僅成了留學歸來的人的固定形象，而且即將出洋的學生也都提前這般穿著起來。1910年8月，胡適、趙元任、竺可楨等70名考取了庚款留學的青年學生，在上海作著赴美前的最後準備。

趙元任這樣記述當時的情形：「我們必須換穿西裝，最重要一點是剪掉髮辮。……我帶了一頂圓頂硬氈帽和一個便帽，後來我發覺很少場合需要戴圓頂帽。」

如果說，容閎的惶恐與不安皆因西裝而起的話，那麼，在此後很長的年歲里，由西裝帶給這個民族的緊張感不僅遲遲沒有消退，身著西裝的人反而是招致了一輪又一輪傷風敗俗、數典忘祖的罵名。

19世紀70年代，清朝留美幼童剪掉辮子改穿西裝，這種行為被清廷委派的留學生監督視為叛君背祖、大逆不道，作為一種極大的罪狀上告朝廷。而清廷也認為這樣只能培養出洋奴，不能成為忠君愛國的可用之才，以至於後來留學還未期滿這些留美幼童就被清廷強制撤回。

留美幼童的遭遇代表了衣冠制度在官方層面的森嚴，那麼魯迅在日本留學一年後，回到家鄉探親時遇到的痛苦，則說明了這一傳統在民間社會的強大力量。

據周建人記載，魯迅見過家人，家人倒沒覺得短髮有什麼不好，反倒是外人得知他從國外回來，「第一要緊的事，便是來圍觀他的頭髮，好像看稀奇的動物，那眼神里真有說不出的味道」。

在中國封建社會，素來就有「華夷之辨」、「衣冠之治」的傳統。在教化所及之內，它規定著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的服飾，他們各自不同的服飾也是區分其尊卑上下的等級身份的標誌，並藉此以規範社會秩序、強化禮教約束。

因此，衣襟裡面包裹著的實則是傳統的價值、思維與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所維繫的硬實實的倫理與秩序，這樣，衣服就不再是一件不足掛齒的的小事了。

於是，西裝一出現，其伴隨而來的就是東方與西方的衝突，是革新與守舊的對抗，是觀念與思潮的涌動。而穿在留學生身上的幾件洋裝，也就代表著他們對新世界的憧憬、對新事物、新價值的接受，與此相應，也必然是對傳統舊俗無言的敵意。

自容閎算起，西服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便從未停歇，曠日持久，而直到半個多世紀後，它才在中國被正式認可。

服裝的政治學

作為舶來品，西裝與中國的故事，似乎總不離開海外揚帆而至的輪船。就在容閎乘「歐里加」號回國的50多年以後，1911年10月，又一艘輪船從紐約下海，向著中國駛去。

船上也有一位中國乘客，他唇上留著略微上翹的一字胡，身著白襯衣，系紅領帶，外套馬甲並一身黑色的大駁頭西裝，左手腕上搭著西式的大衣，右手握著一隻英國式手杖，整個一副紳士的風度，這個人就是孫中山。

孫中山如此裝扮，已有10多年的時間了。1895年，興中會發動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離開廣州，經由香港來到日本神戶、橫濱，開始了流亡外海的生活。

同年11月，當孫中山即將離開日本赴美繼續活動的時候，在橫濱，孫中山、陳少白等毅然剪掉了辮子，穿上了西裝。而此刻，他正是以這種頗具儀式色彩的剪辮易服行為，表達了與滿清王朝、與封建勢力的徹底決裂。

於是，在清末的歷史背景中，一套西裝又附著上了強烈的革故鼎新、改朝換代的寓意。對於剪辮易服的行動，革命黨人紛紛響應。

1901年，章太炎在上海公開宣布割辮。1903年，在拒俄運動中，不少留日學生憤於清廷腐敗賣國紛紛剪辮，表示與之決裂，走上革命道路。

在大洋彼岸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後，孫中山即刻離開美國，轉赴歐洲，然後從巴黎坐船經紅海、檳榔嶼、新加坡，於12月底到達上海。

當「地灣夏」號輪船在絲絲細雨中抵達吳淞口時，一下輪船，孫中山便坐上汽車、再轉乘火車前往南京，當一身西洋服飾的孫中山走進總統府的大門時，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也由此開始。孫中山的進場，民國政府的開始，整個過程就是一個西化的象徵。

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伊始，便頒發了一道又一道移風易俗的命令，在曉示全國剪辮易服的命令中，孫中山說：「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污之染，作新國之民。」

1912年10月，政府正式頒布禮服標準，男子分大禮服和常禮服。大禮服為西式，常禮服分中西兩式，中式為傳統的長袍馬褂，女子禮服也是傳統服裝的改良樣式。又規定，凡公職人員只能穿用西式禮服，而不用中式禮服。

至此，西裝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同時宣告了千百年來以體現皇權及區別上下等級名分的舊服制的終結，標誌著人們更為多元自由的服飾方式的開始，由此，服裝上一改過去「迂緩、安靜、齊整」的風氣，變得不拘一格、日新月異起來。

依然中國心

1923年，在上海碼頭，又一批中國學生登上了「傑弗遜總統號」遠赴美國。出洋之前，改穿西裝似乎已是必須而為的事情。

那班學生中，從清校畢業的梁實秋也在其列，對他來說，「西裝還是一件比較新奇的事物，總覺得是有點『機械化』」。

剛滿20歲的梁實秋和他的一班同學們還沒習慣西洋的裝束，總有些不適應，而對於穿著西裝已有幾十年的孫中山來說，他竟也覺得西裝有些不太合適了。

也是在這一年，在廣州大元帥府中，孫中山正在冥思苦想要用一種新式的服飾來代替西裝，儘管此時西裝作為官方的禮服已有10餘年的時間，又儘管積極倡導改穿西裝也是自己多年的主張，但它畢竟是舶來的東西，其出現水土不服的反應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據資料記載，辛亥革命之後幾年，武漢民眾的服裝風俗就經歷了這樣的變化：「起義時漢口人多穿洋式衣服，現已仍舊，因其逼窄拘束，有礙身體自然之發育故也。」

以心理上的好感而言，西裝也遇上了一些排斥的情緒。如不願穿西裝的林語堂在《論西裝》一文中對中西服飾多方比較，最後不無詼諧地得出結論：「中服是唯一的合理的人類的服裝」。

作為舶來品的西裝沒能徹底征服中國人的心，或許更與當日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不無干係。在這種心態下，西裝就顯得洋化意味過濃，缺乏民族特色。

正因此，孫中山想到由中國人自己設計一套新款服飾出來，他設想這種服飾不僅「適於衛生、便於運動」，而且還要「壯於觀瞻」。就這樣，一套以南洋華僑常穿的「企領文裝」為基樣被稱作「中山裝」的制服被設計出來。

它直立領，有四個貼袋，袋蓋倒山形筆蓋式，門襟五粒紐扣。這種服裝既是對西式服裝的模仿，吸收了西裝貼身、幹練的優點，同時也加入了新的中國元素，如立領、貼袋、及五粒紐扣的設計增添了對稱、莊重的風格。

在國民政府的倡導下，中山裝流行起來。20世紀20年代末，國民政府重新頒布《民國服制條例》，確定中山裝為禮服之一。1936年2月，蔣介石下令全體公務員統一制服，式樣為中山裝，從此，中山裝真正成為全國公務人員的統一制服。

中山裝創自孫中山，又以「中山」為名，本身就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中山裝的前衣襟有五粒扣子，代表「五權分立」；四個口袋，代表「國之四維」；三粒袖扣，則表達「三民主義」。

隨著國民政府政權的鞏固，中山裝這種蘊涵著三民主義理念與孫中山崇拜情結的服飾，被大力推廣開來。

早在1928年，國民黨內政部就要求部員一律穿中山裝；次月，南京市政府「為發揚精神起見」，規定職員一律著中山裝。

1929年東北易幟後，張學良以「統一已成，政治亟應劃一」，下令機關公務人員一律著中山裝。20世紀40年代，新生活運動中，湖北湖南等地更是規定，婚禮儀式上「一律著中山裝」。

從政府部門、機關單位、學校開始，國民黨將中山裝塑造為革命的、進步的、時尚的服裝，然後進一步向民眾傳輸，通過服裝將公務人員、青年學生乃至普通民眾一步步納入三民主義等思想規劃的體系之中。

（作者：劉永峰）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