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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九勇 江榮海:評托克維爾的「德性自由主義」

托克維爾是一種怎樣的自由主義,對此學界長期聚訟紛紜。 但無論如何,托克維爾相對於傳統自由主義獨具特色,這點不容置疑。其思想的獨特性在於,以德性與精神的偉大為中心觀念和終極追求,而考察民主對於人格提升的得失利弊,評定自由對於精神偉大的真正意義,從而重新奠定了政治自由制度的價值基礎,並論證了復興宗教在民主社會中的必要。

文/劉九勇 江榮海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博士後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教授

兩種不同的心理結構:民主與自由

托克維爾的著作中雖然處處都在談民主,卻始終沒有給出一個明確而統一的定義,正如Lamberti所說,托克維爾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表明了民主這一古老辭彙的意義在他眼前的變遷,因為美國民主是現代民主大大不同於古代民主的第一個樣品,所以我們不能苛求托克維爾像現代學者一樣對民主給出一個精確的定義。即便如此,我們仍可發現托克維爾對民主的眾多用法圍繞著兩個原則性的定義:(1) 民主是一種以人民的統治為特徵的政治制度;(2)在更普遍的意義上,民主是一種以趨向於平等為特徵的社會狀態。托克維爾的民主不僅是以普選代議製為標誌的民主政治,也是指與貴族制社會相對的、無階級無社會差別的、一切拉平的民主社會。

而作為民主概念之核心的平等除了上述身份、政治、法律和機會的平等外,其最重要的內涵則在於它是一種特定的心理結構:一種平等精神,或者說是一種人們熱愛平等、儘力追求平等的激情壓倒了其他價值追求而成為最基本、最強烈的激情。在這一心理結構支配之下,民主社會的人們認為個人不應因財產、職業、階級的差異而在人的尊嚴和價值上存在高低之分,因此Lamberti 將這種平等稱作「尊敬的平等」(equality of respect)。這種平等主義的激情往往會突破法律、職業等範圍而滲透到社會文化和人的精神的各個角落,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拉平」的傾向,賦予整個社會一種特定的心理結構,從而給民主社會帶來多方面複雜的影響。

偉大是托克維爾政治思想的最高價值追求。其一切論述褒貶都圍繞這一終極關懷而展開。這種偉大是靈魂的驕傲和德性的偉大,乃至不朽,是人性尊嚴的樹立。人類的偉大正是基於普通個體的重要性,無論多麼卑微,每個個體都擁有可以令他驕傲,並能使之不朽的靈魂。托克維爾將貴族社會與民主社會進行比較,認為後者更能生成偉大的德性,這種德性體現為貴族社會的品格就包括:「弘揚精神和蔑視世俗利益,執著的信念和可敬的忠誠,優雅的習慣和彬彬有禮的風度,藝術和理論科學的教養,對詩、美和榮譽的熱愛,以及從事具有持久價值的偉大事業的能力」。換句話說,「雖然沒有精確界定,但托克維爾實際上是將以下諸種品質的綜合來描述偉大或人性的卓越:判斷清明、直面真理、無黨無私、品格正直、對人類特性的理解、精神的提升、靈魂的寬廣、政治的激情與勇氣,及對以政治事務為首的重大之事負起責任來的意志和能力。只有具備這些綜合的道德素質,人類才有資格管理自我、統治他人,才能免於心智的無序,獨立於世界的偶然無常。」

德性視角下民主的危險:人性的平庸化

托克維爾的中心關切是人的德性偉大,這也是其評判民主短長的標尺。由此,民主在托克維爾眼中存在兩面,既有積極意義,又有巨大危險,或者缺陷。其積極意義正在於民主對人的德性提升所帶來的幫助;而其巨大缺陷也同樣在於其對偉大德性造成的反效果,即導致靈魂的墮落與精神的平庸。精神平庸是德性偉大的反面,因此,平庸是托克維爾政治思想中最終極的敵人。

托克維爾承認民主的意義在於:人性價值得到普及。通過貴族社會與民主社會的比較,托克維爾認為,雖然貴族社會常常培育出偉大的人性,但卻局限於少數人,社會的大多數往往沒有對偉大德性的追求和條件,但民主社會打破等級藩籬,使所有人都產生向上的願望,從而為全體人的德性提升創造了條件。平等的精神或激情使得民主制下的個體不會像在貴族制中一樣因社會或經濟地位低下而自甘卑賤,喪失人性的追求,而是能夠樹立對自我的信心,振奮追求德行的精神,不斷進取以求完善自我,從而在全體人的層面上高揚了人性的價值和尊嚴。

除此之外,托克維爾也像一般民主理論一樣,提到了民主在物質層面的好處。比如民主制度能夠為多數人謀福利,因為政治權力和立法來自公民之中的多數,所以「民主的法制一般趨向於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一般可以認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貴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於人類。」不過這類觀點多集中在《論美國的民主》上卷,這反映了托克維爾在民主問題上從《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到第二卷的思想發展。

與上卷不同,《論美國的民主》下卷通篇主題是討論民主社會中令托克維爾不快的種種後果。簡言之就是相對於貴族社會德性的高尚程度,民主社會「最大的病症是民風的逐漸軟弱,精神的墮落,趣味的庸俗化,未來最大的危險就在於此。」托克維爾通過貴族社會與民主社會的頻繁比較,剖析了民主社會中人德性墮落精神平庸的種種表現和原因。

學界公認托克維爾論證了民主有導致專制的危險,但托克維爾所憂之專制的原因不僅在多數暴政,更在民主人的精神平庸;其危險不在利益分配不公,而在消滅人性高尚、加深德行墮落。這種平庸墮落可概括為以下諸端:

第一,物質主義或享樂主義。民主條件下,身份、地位等束縛被完全打破,人們不再以此區分高低,那麼平等主義所激起的提高自己的願望便會自然導向人性中最顯見最易支配人心的一種慾望,即對物質福利的追求,這時財富就成為顯示個人價值的主要手段。因此愛好享受、熱衷商業、期望發財致富就成為民主社會中一種普遍的激情。「這種感情……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慾望永無止境,暫時的滿足之後會產生對更大幸福的希望和對現狀的不滿,甚至怨恨。這種平等所釋放的慾望和不能滿足的怨恨交織形成了焦慮,成為民主人的靈魂痼疾。

第二,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托克維爾繼承了自由主義的一般原則,反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對個人的埋沒,認為個人是目的,但他更關注的是個人主義給道德人格帶來的危害。「利己主義是對自己的一種偏激的和過分的愛,它使人們只關心自己和愛自己甚於一切」。「個人主義是一種只顧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個公民同其同胞大眾隔離,同親屬和朋友疏遠。」「利己主義可使一切美德的幼芽枯死,而個人主義首先會使公德的源泉乾涸。但是,久而久之,個人主義也會打擊和破壞其他一切美德,最後淪為利己主義。

第三,個體弱小與個性泯滅。貴族社會使個人偉大國家弱小,而民主社會使個人渺小國家強大,使個性屈服於輿論公意,個體埋沒於社會整體或歷史潮流。「身份越是平等,個人的力量就越要薄弱。」同時在各種一般觀念的控制下,「人們便習慣於不再重視每個公民而只重視全體人民,忘記了個體而只考慮人類整體。」托克維爾念念不忘的人性偉大,其首要規定就是個體獨立或保持個人區別於他人和社會的特殊性,而民主社會卻要消滅這種人的根本屬性,自然為托克維爾所抵觸。托克維爾曾從不同的角度涉及了這層意思。這些角度在思維方式上可謂異曲同工。

德性視角下民主的拯救:自由與德性偉大

自由既是德性本身,又是一切偉大德性的基礎。沒有自由就沒有人性的偉大。「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因其平頭百姓舉足輕重而顯得強大;在那裡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誠實商人和可尊敬的產業主;甚至還會見到優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而且……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

托克維爾認為,對於民主這種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其任務就是通過自由對民主進行道德化提升。「在我們這一代,領導社會的人肩負的首要任務是:對民主加以引導,如有可能,重新喚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潔化民主的風尚。」通過自由,使個人成為有公共關懷的公民,激發起公民心靈對德性和偉大激情的追求,這就是托克維爾新政治科學的主題。那麼,自由如何建立呢?托克維爾強調了政治參與和宗教信仰的意義。之所以是這二者,蓋因其與自由作為偉大德性的內涵關係較密。

結語:德性視角下托克維爾與上帝的矛盾

面對民主,托克維爾實際上展現了兩種不同的視角,一個是自己的,只關注偉大崇高,無視不平不公,因此提防民主;一個是上帝的,目光遍及全體,重視公平正義,因此樂見民主。托克維爾自己的視角,就是德性的視角。在《論美國的民主》中,這兩種視角相互衝突,又交織並存。《緒論》中所以強調民主是基督教的天意,正為了表明這僅是上帝的視角,而托克維爾自己則對此持保留態度。

「使這位造物主和人的保護者最感到悅目的,並不是個別人的高度榮華富貴,而是全體人的巨大幸福。因此,我認為是衰退的東西,在上帝看來都是進步的東西;我感到不快的事物,他卻享受。平等也許並不怎麼崇高,但它卻是非常正義的。」托克維爾與上帝兩種視角的矛盾在貴族社會與民主社會精神面貌的比較中貫穿始終。整體而言,貴族社會更符合托克維爾的偏好,民主社會更順應上帝的意志。而由貴族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轉變,在上帝看來是物質和精神價值的普及、正義的擴展,在托克維爾看來卻是德性的墮落、人性高度的扁平化。二者一喜一悲,同為民主的前景。

與《論美國的民主》中兩種視角糾纏不清形成有趣對比的是,在「記憶之描繪僅為我自己」的「私人著作」《回憶錄》中托克維爾完全拋棄上帝的視角,隨心所欲地根據自己的立場觀察和評判1848 年革命。比如誣稱巴黎人民革命的動機是出於「貪婪、嫉妒」,這是對上帝公平視角的摒棄。同時又處處以德性高尚、偉大激情等評價七月王朝、革命民眾和他自己,這又是對自己獨特視角的貫徹。

除了上述兩種視角的衝突,即便在托克維爾自己的觀點內部也存在某種問題懸而未決,即一方面托克維爾詳盡討論了拯救民主時代精神危機的解藥,政治參與和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對民主的前途表現出深沉的悲觀,似乎民主人的精神墮落無藥可救。最終,他將這一問題拋給了當事人自己,「平等將導致奴役還是導致自由,導致文明還是導致野蠻,導致繁榮還是導致貧困,這就全靠各國自己了。」

本文原載於《理論探索》2016年第4期。北大政治學(微信號:PKURCCP)為方便閱讀,略去全部注釋,並有刪節和調整。編輯:馬嘯;張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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