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99年前的今天決定了現代中國的命運走向

導讀：一度看似塵埃落定的「古今中西之辯」，註定將會重新成為當代中國人如何安身立命的一個重大命題。

作者：陳季冰，專欄作家，現就職於上海格致出版社。

一、五四運動的兩張不同面孔

九十九年前的這個時候，1919年5月3日，那天是星期六。

傍晚，北京各所學校照例結束一周的課程，第二天就放假了。這時，突然傳來遠在巴黎參加和平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外交努力失敗的消息。

北京大學學生連夜開會商量，決定組織北京全市學生髮起示威請願。

第二天中午，北京12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涌到紫禁城前，抗議巴黎和會的結果，同時抗議當時的安福系政府秘密應允日本勢力留在膠東半島的行徑。學生們首先發表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講演，一部分人試圖遊行到中南海向大總統徐世昌請願，遭到警察攔阻。遊行隊伍隨後又向東折進東交民巷，向美國公使館遞交陳詞，希望素來對中國友善的美國政府主持公道，但吃了閉門羹。另一些人一怒之下又衝到前外交次長曹汝霖在城東趙家樓的府邸，大罵「賣國賊」，並放火燒毀了曹宅。

學生遊行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清華大學師生焚燒日貨

北洋政府動用武力逮捕了許多學生，但這非但沒有嚇到他們，反而激起了北京學生更高昂的鬥志。北京發生的事件很快傳遍全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喚醒了所有愛國民眾。此後幾天里，全國有200多個地方爆發了空前的抗議活動。在經濟中心城市上海，主要商業街區的商人罷市一周，大約40家工廠的工人罷工，甚至連過去很少拋頭露面的婦女們都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北洋政府不久便被迫做出讓步，被逮捕的全部1100多名學生以勝利者的姿態昂首闊步走出監獄。

北京高師師生熱烈歡迎5月4日被捕八勇士返校

這便是如今無人不知的「五四運動」的由來，這是現代中國第一場未經事先謀劃的大規模知識分子群體運動。它也第一次在中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浪潮，並對現代中國的命運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深遠影響。

「新文化運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現代歷史上其實存在過兩個「五四運動」。或者我們也可以說，「五四運動」具有廣義和狹義的兩張面孔，它們之間既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又有顯而易見的差別。

廣義的「五四運動」被用來概括一個時代，亦即以1915年9月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等創辦《新青年》雜誌為標誌的一場「新文化運動」，它旨在傳播「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等現代思想，差不多一直延續到1926-1927年國民黨北伐以及國共決裂，前後跨度超過了10年。順便提一下，《新青年》雜誌本身亦停刊於1927年7月。

因為有了1919年5月4日的這次著名抗議活動，這場「新文化運動」後來也被籠統地稱為「五四運動」。但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在先，「五四」在後，故而也有人稱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

這場運動的領袖除了當時的北大教授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之外，還有像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段錫朋、張國燾等當時的北大學生。

它包含了許多方面的龐雜內容，其內部也不存在什麼清晰的邏輯整體。但我們依然可以簡單地概括說，廣義的「五四運動」是一場批判性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文化啟蒙。

舉個最明顯的例子，「文學革命」便是這場「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僅是它的發端，也可以說是它所取得的表面上最大的成功——自那以後，被著名翻譯家林紓譏貶為「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的白話文取代了已經沿用幾千年的文言文，成為正式的書面語言。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時可以看到，自鴉片戰爭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的一步步加深，號稱千年不易的華夏文明也終於無法倖免地被推上了世界性的現代轉型之路。

在這條荊棘遍布的坎坷之路上，有幾個重要的思想節點：

——早期洋務派魏源提出「師夷之長以制夷」，在他們看來，洋人之所以逞強，不過是仗著他們的堅船利炮罷了；

——到洋務運動中堅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時，他們想要引進和學習的已經不僅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了，而包括各方面的先進科學技術；

——當康有為、梁啟超發動戊戌變法時，他們試圖以西方的政治體制來改革舊有的傳統制度，這已經由「用」觸及到「體」了；

——而當孫文高喊「共和革命」的口號時，他已經完全顛覆了張之洞的「體」「用」關係。

民國肇始之初的不足10年內，國家亂象有增無減，軍人武夫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復辟鬧劇兩度上演而又草草收場……為什麼在西方行之有效的那套制度照搬到我華夏大地就全然走樣了？無論是洋務派、維新派，還是共和革命派都不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終於，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打出了「新文化」大旗，在他們看來，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文化，他們要搬來西方的「德先生」、「賽先生」來改造中國醜陋愚昧的「國民性」。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文明」可分為「器物」、「制度」和「文化」三個層次，三者之間的關係大致相當於果實、植株和土壤氣候條件。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什麼樣的植株（制度），必然結出什麼樣的果實（器物，亦即物質成就）。但是，為什麼用同一棵樹上結出來的荔枝做種子，在廣東福建長出來的果實又大又甜，在江蘇、浙江結的果就又小又酸，而在山東、河北乾脆就根本長不活？受土壤和氣候條件決定也！因此，一個文明在轉型過程中，器物的現代化往往最容易，也最先完成；制度的現代化則要困難得多；而文化的徹底改變則是一項幾乎沒有可能完成的使命。道理很簡單：果實只要花錢就能買來；樹苗可以移植，但需要多年精心呵護才能成活；土壤和氣候卻是很難改變的，自然的滄海桑田一般都歷時千百年，人為的土壤改良，無數十年之功亦難成氣候，且成功者寥寥。

同屬「革命派」，孫文、黃興等老一輩應當被稱為「政治革命派」，而「五四」幹將們則屬於「文化革命派」；孫、黃等搞的是良種移植，而陳、胡、周等則要著手土壤改良，雖然他們的追求目標和實施方案南轅北轍。

我在這裡先不試圖過多地評論這場「新文化運動」的得失，但我想指出的是，雖然一個世紀過去了，上述這種「五四」思維在今天的中國人這裡依然很有市場。這便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深遠意義。

「反帝愛國運動」

狹義的「五四運動」便是指以1919年5月4日當天的事件為標誌的反帝愛國運動，它孕育了帝國時代的中國從未有過的鮮明的現代民族主義內容。

5月4日的學生示威活動是這場後來被統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和轉折點，自此以後，「新文化運動」的主流由思想文化啟蒙變質為現實政治動員，它的內部也出現分裂。相當一部分「新文化運動」的幹將雖然同情學生的主張並在積極營救被捕學生，但實際上卻並不全力支持5月4日的那場運動本身。胡適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參與的對外戰爭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勝利的戰爭，戰勝國的地位極大增強了幾十年來飽受欺凌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然而，在安排戰後國際秩序的巴黎和會上，積貧積弱的中國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籌碼，成了列強們骯髒交易的犧牲品。於是，便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一個世紀以後回頭再看，正是從那一刻起，西方永遠地失去了中國。

從那一刻起，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模式在中國再也沒有恢復過曾經那麼誘人的光彩。自那以後，中國啟蒙知識分子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在極度失望之餘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對西式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和西式民主憲政的追求。

事實上，這種失望是雙重的。

一方面，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使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自認為「徹底認清了帝國主義的虛偽、自私和侵略本性」。在中國現代化的「先知」嚴復看來，西方國家在1919年的行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發展最後只歸結四句話：自私、殺戮、無恥和墮落。甚至一度頗得國人好感的美國總統威爾遜，也被陳獨秀斥為只是一門「空頭大炮」。李大釗則進一步提出了「把這強盜世界推翻」、「改造強盜世界」的反帝口號……

另一方面，當時最發達國家之間的這場大規模野蠻戰爭本身打破了西方文明優越完美的神話，將傳統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和弊端暴露無餘，更加激發了中國人對西方制度的質疑。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一書中為國人描繪了戰後歐洲滿目瘡痍的景象，並宣告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萬能之夢」已經破裂。

「還原現場：異域旅行與《歐遊心影錄》的寫作」

據當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的人士回憶，當他們來到那片心目中「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發祥的聖地，親眼所見的卻是殺戮、掠奪和一片片破敗的廢墟，令他們不由自主地重新思考人類和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

彷彿是命運的安排，舊的偶像剛剛破碎，新的替代模式閃亮登場。

1917年，趁著帝俄軍隊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一舉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不僅徹底改變了俄羅斯的命運，也從此拉開了貫穿整個20世紀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大幕。相比於劫後餘生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看起來生機勃勃的蘇聯以及它所允諾的一個平等公正的新世界，瞬間成了中國精英知識階層的最新膜拜對象。而當這種新世界的願景與蘇聯政府果斷宣布廢除沙俄時代在中國獲得的一切特權和密約的舉措結合在一起時，它的吸引力就變得無法抗拒。

1919年7月，蘇聯通過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加拉罕發表對話宣言，宣布終止對庚子賠款的權利，並準備放棄沙俄時代在中國的一切其他權益；第二年9月，蘇聯方面又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兩個聲明合稱為「加拉罕宣言」。它在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的聲浪席捲全中國之際所引起的朝野震動，即使穿越一個世紀，我們仍能夠感受得到。

於是，「社會主義」成了知識分子日常談話時最時髦的熱詞，「以俄為師」則成了沒有人能夠抗拒的歷史潮流。當時的中國報刊上，隨處可見的是「北方吹來十月的風，驚醒我們苦弟兄」、「蘇俄的工人、農民和赤衛軍，是世界上最可親愛的人類」之類的語句，正在廣州籌劃北伐武裝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孫中山也宣布，從今以後要「以俄為師」。

在第三國際的直接幫助和參與下，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於1920年起在各地醞釀，並於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大批知識精英，像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等，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領袖。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99年前的今天，決定了此後中國這個國家以及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

二、「五四運動」與「五四思維」

五四時期的紀念章

我在前文已經強調過，百年以後回望，我們必須正確區分「五四運動」所包含的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狹義的「反帝愛國運動」之間的巨大差別。但我其實也已經提及，此二者之間是存在隱秘關聯的。連接它們的就是一種整體性的激進反傳統思想模式，我稱之為「五四思維」。

我進一步認為，我們還必須正確審視「五四運動」與「五四思維」之間的複雜關係。

自1894年「甲午戰爭」的戰敗喚醒當時的知識精英和執政當局，拉開了中國自主現代化運動的大幕以後，幾乎每一個重要事件——從戊戌變法（今年恰逢它120周年，「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也是它的產物）、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到清廷預備立憲，辛亥革命爆發，直至「五四運動」——都是下一個歷史階段的邏輯起點，而下一個歷史階段的逐漸展開又似乎必然地將中國社會推到下一個重大事件的節點上……一環緊套一環，無處遁逃。

總的來說，這是一個日益進化的過程，「五四運動」則是這條百年歷史鏈條上決定性的一環，它賦予這條激進化之路以一個嶄新的政治方向。

「五四運動」開啟了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一個新階段，至此，至少在精英階層中，中國文化落後於西方文化的判斷已成定論。而在一般國民中，數千年來積澱而成的文化價值也逐漸顛倒過來，人們不得不痛苦地接受這樣一個結論：現在的月亮比古代圓，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中國要想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先破除傳統文化。越多破除一分傳統，早破除一分傳統，中國現代化的前景也就越多一分希望，越早一天到來。

用當今一些人的話來說，這叫做「以今非古、崇洋媚外」，或「厚今薄古、中劣西優」。從那以後，國人心目中原來盲目的文化自豪轉變成了同樣盲目的文化自卑，在經歷了隨後數十年更大、更慘重的挫折和屈辱之後，這根無意識的文化神經日益脆弱，一直綿延至今。

極度的自卑既可能導致「什麼都是外國的好」的虛無心態，也可能表現為一種病態的自尊。自「五四」以來，在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問題上，「全盤西化」和「義和團」這兩種截然對立的主張一再改頭換麵粉墨登場，幾乎從未停止過。在看待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時，前者恨不得生就一雙藍眼睛，而後者則彷彿是2000年前的出土文物。表面上勢同水火，說到底殊途同歸：都是極度的文化自卑心理使然。

五四英雄們救亡心切，無暇就中西文化差異作出條分縷析的學理梳理，他們對西歐自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來所形成的「現代性」觀念也來不及真正融會貫通，於是，中西兩種文化的差別，便進入了「落後—先進」的線性關係之中。

改造「落後的」中國文化，這本已是一項極難完成的使命；而採用政治革命的手段來達成目標的做法，對後世的政治和文化則影響深遠。

直到今天，五四一代的思考方式，依然是兩岸思想界的主流，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

伴隨著中國在經濟乃至政治上的逐步復興，我們民族「集體無意識」里的那根飽受創傷的「文化神經」也重新萌動起來。一個志向高遠的人在吃飽穿暖，賺更多錢、掌握更大權力之後，一定會思考自己的歷史定位問題：我能夠為後世留下些什麼樣的精神財富？一個抱負遠大的民族也是這樣。每個民族都需要一個精神家園，而最強大的認同感和凝聚力應該來自哪裡，可能不言而喻。

一度看似塵埃落定的「古今中西之辯」，註定將會重新成為當代中國人如何安身立命的一個重大命題。

寫於2018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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