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在這裡發生》：一本八十年前預測川普當選的書

七月的克利夫蘭驕陽似火，躁動不安。大選前的黨代會馬上就要開始了。本黨將要提名的候選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和民粹主義者。他自稱代表者美國「被遺忘的人們」，決意使美國的白人工薪階層恢復往日榮光。他喜歡在規模盛大的競選集會上抱怨「主流媒體的謊言」。他宣稱美國白人「是這顆古老星球上最偉大的種族」。在他的鼓動下，他的支持者們痛斥媒體編輯和大學教授等「自命不凡的知識分子」，同時把怒火對準黑人和猶太人。

那是在20161936年。美國作家、193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克萊爾·路易斯（Sinclair Lewis）所著小說《不可能在這裡發生》(It Can"t Happen Here)，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個似曾相識的場景：大蕭條剛剛結束，法西斯勢力席捲歐洲，而在美國，參議員巴茲·溫德里普（Buzz Windrip）也有樣學樣，攜一套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綱領參與民主黨候選人的競爭角逐。在他的多年摯友兼智囊李·薩拉森（Lee Sarason）和全國知名主教保羅·彼得·普朗（Paul Peter Prang）的協助下，巴茲成功擊敗羅斯福，獲得民主黨提名。

小說的主人公多雷穆斯·傑蘇普（Doremus Jessup）是佛蒙特州貝拉堡的一家報紙《每日信息報》（Daily Informer）的主編。他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頗為溫和，也略有社會主義傾向。他對巴茲的崛起深感憂慮，擔心「一個真正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即將來臨。他的親友勸解他，說：「這不可能在美國發生，不可能！」但是多雷穆斯的憂慮絲毫沒有減輕。「我該怎麼辦呢？」他輾轉反側，日夜憂愁，「唉，那就再寫一篇警告性的社論吧！」

隨著大選的臨近，巴茲組織了一支准軍事性質的組織，稱為「義勇軍」（Minute Men）。「義勇軍」迅速蛻變成類似納粹衝鋒隊的組織，為巴茲的個人政治野心服務，暴力毆打共產主義者以及其他候選人的支持者。在民粹主義的吸引力和暴力恐怖的威脅共同作用下，多雷穆斯的社論也無濟於事。巴茲成功當選為美國總統。

這是噩夢的開始。巴茲甫一當選，立即開始執行他之前提出的「十五條綱領」。首先，他宣布剝奪國會的立法權，使之淪為一個顧問機構。一些議員奮起反抗，他就派「義勇軍」把這些議員逮捕。普朗主教等昔日盟友前來勸諫，巴茲也照樣把他投入監獄，後來更秘密處決。

全國陷入專制恐怖之中。「義勇軍」橫行各地，在逮捕虐待反對派的同時，也大肆公報私仇。多雷穆斯忍無可忍，在《每日信息報》上發表社論抨擊巴茲政府，隨即被撤職。緊接著，他加入秘密反抗組織「新地下」（New Underground），在身份暴露後，與無數其他人一樣遭到審判，被關進集中營，受到鞭打和虐待，過著慘無人道的生活。

1939年，美國數萬納粹分子在紐約集會

不難看出書中場景和今日美國政治氣氛的驚人相似之處。辛克萊爾·路易斯寫作本書之時是1935年，他筆下的巴茲·溫德里普是以當時的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休伊·朗（Huey Long）為原型的。但我們不可避免地感到，巴茲和特朗普實在太像了。

巴茲和特朗普都宣稱為被遺忘的美國人奔走，以此為借口大肆破壞政治制度，攻擊污衊新聞媒體。「我太了解媒體了，」巴茲說道，「幾乎所有的編輯都天天躲起來研究怎麼編造謊言，對獻身公共利益的領導人大肆誹謗，只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充實自己貪婪的錢包。」而特朗普的「fake news media」論調，我們見得太多了。已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在推特上或者在競選集會上抱怨「不誠實」的媒體，並威脅要「啟用誹謗法」來對付反對他的媒體。

他們的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傾向也相似得可怕。巴茲的「十五條綱領」中有一條，任何宣揚共產主義或者為「不支持我們理想」的猶太人辯護的人將被處以監禁或死刑。把上面的共產主義換成穆斯林，猶太人換成墨西哥人，簡直就是特朗普競選集會的經典台詞了。巴茲上台之後，下令禁止黑人參與投票、擔任公職、擔任律師或醫生等等。作者借多雷穆斯之口，對巴茲治下的美國白人工薪階層的心態做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如果有一個種族可供這些農民和工人去歧視，那麼沒有什麼比這更能令他們寬慰了。」

八十年後的白人工薪階層，何嘗不是如此。特朗普的諸多核心政策，就是基於這種偏見和不容忍：禁止數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美國，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砌牆，威脅驅逐數百萬移民……不一而足。無論受歧視的是猶太人，穆斯林，黑人，墨西哥人，都是如此。甚至一名在印第安納州出生的法官，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只因具有墨西哥血統，便被特朗普蔑稱為「一個所謂法官」（a so-called judge），被特朗普支持者指為叛徒、內奸、工賊。

除此之外，本書中的政治與特朗普政府的相似之處還有很多。巴茲的智囊李·薩拉森，令人想起特朗普的前任首席顧問史蒂芬·班農（Steven Bannon）；在廣播節目和佈道中熱切支持巴茲的保羅·彼得·普朗主教，是以30年代的查爾斯·麥考林為原型，也像極了今日罔顧宗教道德而投效特朗普門下的福音派基督徒；巴茲的著作《零時》（Zero Hour）與特朗普的《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一樣，都是支持者的必讀書目……

2016年，特朗普在德州的競選集會上

不過，這些相似之處也只是表面。書中多雷穆斯多次拷問過自己一個問題，這問題背後更深層次的思考貫穿全書始終：「我們該怎麼辦？」

普通人如何面對專制權威，是一個即使在嚴肅學術中也令人不安的問題。從漢娜·阿倫特到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對這個問題的每一次認真思考都令人不寒而慄。而在辛克萊爾·路易斯的小說中，普通人面對專制時所展現的各種面相------否認、自利、順從、恐懼、暴力------都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整個2016年大選期間，保守派人士以及共和黨領導層都做著美夢，相信特朗普競選時那一套說辭只是為了贏得大選的權宜之計，而他最終會變得「更有總統風度」（more presidential）。這個想法一開始還顯得很機智，但到了現在，則更像是絕望之中的幻想。

《不可能在這裡發生》也刻畫了這樣的幻想。多雷穆斯身邊的人幾乎是不斷地勸慰他，告訴他不要擔心。「你不了解溫德里普，」多雷穆斯的兒子菲利普告訴他，「他的確是個煽動家，一張大嘴口無遮攔，說他要拔高所得稅、沒收大銀行。但他不可能真正那樣做------那就是套說辭而已。」有那麼一段時間，多雷穆斯也真的相信了。路易斯寫道：「他建議他的讀者們耐心等待，因為這段瘋狂不會持續太久……這倒不是因為他害怕當局。他只是覺得如此荒謬的暴政不可能延續下去。」

菲利普後來的行為，則昭示了普通人順從專制權威的另一個動機：自利。隨著多雷穆斯越來越強烈地反抗巴茲政府，菲利普開始假裝表示擔心，勸父親不要反對下去，以免給自己招惹麻煩。但不久以後，菲利普真實的意圖就顯露出來了：政府給他提供了一個軍事法官的職位，他害怕父親的反政府行為使自己的仕途受阻。

時間向後撥八十年，我們看看共和黨主要人物是如何面對特朗普當選的。德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曾在競選中稱特朗普為「病態的說謊者、毫無道德的老色鬼」，後來見特朗普平步青雲，遂發生一百八十度轉向，堅決支持特朗普。前德州州長里克·佩里曾在競選中指責特朗普是「保守主義陣營的毒瘤」。他現在擔任特朗普政府的能源部長，大拍其馬屁。眾議院議長保羅·萊恩、前新澤西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以及一大票共和黨議員，也出於類似的原因，向特朗普獻出自己的絕對忠誠。

而對於另一些特朗普支持者而言，仇恨則是更大的驅動力。特朗普不遺餘力地爭取白人工薪階層的支持，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低者------他在內華達州初選後的集會上說: "I love the poorly educated!" 而這些特朗普支持者覺得自己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大潮中被拋棄了。對上述歷史趨勢中受益者的仇恨，乃至對一切地位高於自己者的仇恨，使他們支持特朗普。特朗普同時也投桃報李，與「另類右翼」勢力（alt-right）聯繫緊密，縱容白人至上主義者。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更加肆無忌憚地攻擊和威脅猶太人記者。

這種現象在《不可能在這裡發生》中同樣出現。沙德·勒迪歐（Shad Ledue）是書中一個十分有趣的人物，他本來是多雷穆斯家裡打雜的僱工，沒有文化，家裡人自然也頗瞧不起他。而等到他對巴茲的熱切支持換來了權力之後，他就對多雷穆斯一家展開了報復。「你是不是以為我在你們家打雜的時候過得挺好！」沙德在處決了多雷穆斯的女婿之後對他說，「你和你那老太太和你們家小孩們出去野餐的時候，我在給你們家打雜，吃你們家的土！」

《不可能在這裡發生》劇場版

而對於拒絕順從專制權威的人來說，他們面臨的選擇十分清楚：是選擇戰還是選擇逃？多雷穆斯最初覺得，他所奉行的傳統新聞工作足以改變現狀；他繼續寫著社論，雖然這些社論「從早餐時間到下午三點大概會激起百分之三的讀者的興趣，而到了下午六點就被忘光了」。而隨著巴茲政府的壓迫加重，多雷穆斯也選擇了更激進的反抗方式------加入地下黨，秘密印刷傳單。他甚至還幻想著誅殺沙德·勒迪歐。但他終究還是不敢，這一壯舉最終由他人完成。

多雷穆斯的內心掙扎是本書活力的主要來源之一，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也越來越後悔自己當初在能做許多事情的時候卻做得太少。「這個獨裁政權所做出的暴政並不應該主要歸咎於大企業，也不應歸咎於干那些臟活的煽動家，」多雷穆斯終於意識到，「這都是多雷穆斯·傑蘇普的錯！是所有那些自認無愧、自命清高、充滿惰性的多雷穆斯·傑蘇普們的錯。我們根本沒有用盡足夠的力量反抗，任由那些煽動家肆意妄為。」

誠如多雷穆斯所言，民主的敗亡，每個人都有責任。

不過，儘管本書精妙刻畫了多雷穆斯的內心鬥爭，但除了拋妻棄子逃往加拿大之外，作者也沒有提出什麼在巴茲的專制政權之下行之有效的應對辦法。也有同時代的批評家認為，辛克萊爾·路易斯的這部小說稱不上有什麼文學價值，「簡直不像是一部小說」。

沒錯。甚至可以說，辛克萊爾·路易斯就是有意如此。他一開始就說，《不可能在這裡發生》這本書就是純粹的宣傳，但他還說道：「但我只為了一件東西宣傳，那就是美國的民主。」他也沒有打算提出解決方案。路易斯曾經多次強調，自己「是一名診斷專家，而非一名改革家」。他曾對一位朋友說道：

「你明不明白，我活在這世上的使命，就是做一名令人忌恨的批評家、永遠的挑錯者？我必須一直堅持尋找錯誤、指出錯誤，直到人人都忌恨我。這是我活在世上的唯一原因。」

這也是本人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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