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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磚銘書法之美:古甓新輝

東晉 寧康三年松柏常青祥雲古磚硯

「甓」就是磚的意思,不過不是普通的磚頭,是刻有字畫的古磚,南方地區的古磚外形多為長條形。當前的收藏市場上,能夠接觸到的古磚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發現的漢代古磚大都用在墓室,刻有畫像及銘文,銘文多為紀年和吉語。用不著猜測,紀年磚已經告訴了你它的年紀,這就是其魅力所在。而畫像磚利用畫像中的圖騰,達到一個想像的空間,這也是古磚收藏者最著迷的地方。

在考古中這些古磚由於較為常見,並沒有被重視,但磚塊上的各種字體卻是一部古代書法的「演進史」,同時字畫也真實還原了古代民間的一些社會風俗、宗教信仰,是寶貴的實物資料。它蘊含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早在唐、宋時期文人墨客就有用古磚做硯的嗜好。到了明清時期,古磚磨硯已經是非常流行的做法。同期,磚拓也相繼產生。

近年來,日益增多的愛好者發現了古磚的魅力,當然,也有越來越多的朋友樂意將自己的珍藏與大家分享,讓「甓」這個字逐漸走進大眾的視野,變得不再那麼陌生。

磚銘之「金石氣」

讚譽一件好的書畫、篆刻作品,往往會有「富含金石氣」這樣的說法。

金石氣是一種難以說道的韻味,有「稚拙天趣」、「雄強厚重」、「剛健質樸」、「高古蒼茫」等「形而上」的象徵性概念論述,比喻都很妥帖。也有從「形而下」的材質上來敘說的,如古代刻石銘文,三代、兩漢青銅器銘文和古錢幣,陶文和秦磚漢瓦等,就沾了地氣比較實在。除了與生俱來的時代氣息,這些載有古人文字、畫像刻銘的材質還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曾歷經風霜雨雪時間的打磨,最後由內而外形成一種漫漶斑駁具有滄桑感的氣息,這大概就可以將其稱之謂「金石氣」了。被漫長的光陰拉開而與「新」形成對比的時間距離感,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磚銘書法無論從哪方面看,都契合衍生「金石氣」的條件,且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美感,故而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若深悟其中三昧,磚銘的「金石氣」將成其刻骨銘心的無悔追求。晚清和近年浙江湖州出過一種「既壽考宜孫子」的東漢銘文磚,我僅得殘存「既壽考」三字磚銘的拓片,字體正由篆字的圓轉逐漸趨向隸書的方正平直,線條潤朗,氣息高古醇厚。三聯出版社2017年五月刊發梅松先生的《道在瓦甓》新書,是研究吳昌碩先生藝術創作淵藪的力作,輯入吳昌碩先生32歲時刻就的「既壽」朱文印兩方,即取法該磚銘,只是將豎排「既壽」兩字改作橫列。查閱《千甓亭古磚圖釋》,卷十九收入五品同有「既壽考宜孫子」內容的磚銘,而先生刻「既壽」一印時,正入館湖州「千甓亭」,為陸心源先生作司帳和整理文物工作,想來此磚銘的韻味深入吳昌碩先生心底,盤桓久了,衍生為早年的一件藝術珍品。「千甓亭」里的耳濡目染,自此影響了吳昌碩先生的金石人生,有當年刻就的「道在瓦甓」印章為證。晚年的入室弟子潘天壽先生也深受其影響,在篆刻創作中融入磚銘元素的印作有「阿壽」、「壽」、「大頤壽者」、「一指禪」等。浙江寧海的來楚生先生擅長肖像印,也在磚銘文字乃至漢畫像和北朝造像藝術中汲取營養。所作「人物」肖像印,圖像質樸有趣,即來源於三國吳太平三年銘文磚所附的圖像。此磚《千甓亭古磚圖釋》卷二刊載,陸心源先生注釋此磚道:「吳太平磚,長五寸五分,厚一寸三分。文曰『太平三年歲在』下斷,上端人形。出烏程。」注釋提到的「烏程」即今之湖州。取法漢磚銘和漢畫像之美並饒有所成的還有金石篆刻、書法家宋季丁先生,府上遺留不多的印章中存有一方朱雀造像,就引用河南漢代畫像磚。造型生動強健,有抽象稚拙之趣。線條凌厲老辣,用刀看似粗放率意,卻深深凝聚著漢人古雅蒼茫的金石氣韻。北京金石家王琳先生評說宋季丁先生對漢魏藝術的理解之深,是民國以後的第一人,絕非過譽。這四個金石大師都是浙江人,宋先生曾說小時候常有機會去潘天壽先生的畫室看其創作,可算作私淑,真是一段有趣的金石傳承佳話。其中傳承師法與創作借鑒的關係,足為今天別開生面。

先賢論及書畫篆刻有「疏可跑馬,密不插針」比喻,疏密開合,虛實相生,傳統藝術的本質「氣韻」乃出,也是傳統藝術注重形式感的結構黃金律。江西撫州的漢磚和磚拓「大吉富貴宜子孫」,渾厚的直線作極講究的「計白當黑」密集布排,靠「大」字撇捺的空間和「宜」字「且」旁留白,以及「子」字開張的大三角形成虛空,達到疏密統一的協調感,深得漢人綿密雄強而生動有序之氣韻。同出江西撫州的「秩之二千石」,線條有立雕般刀削斧斫的骨感,豐隆如同玉立珠盤一樣緊密渾樸,可媲美名漢代帖「郙閣頌」、「衡方碑」。「禾」字旁中豎和「失」字撇捺收筆既在情理中,又如臨淵勒馬,陡然而止般險峻乾脆,加以「千」字上部的空白點,是磚銘章法布局中的活「眼」,形成的虛實對比鮮明生動。磅礴大氣的格局和精巧細膩的筆鋒,生出不盡意韻。磚銘的「秩」指俸祿,「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萬石」是漢代官員最高的俸祿,「二千石」相當於郡守一級的官員,銘文「秩之二千石」是期盼高官厚祿的禱頌詞。這磚線條聳立似高浮雕,做出的拓片難以表達磚銘本身的萬一。我對擁有這磚的藏友說,如果不能反映原作的金石氣,不做拓片也罷。

西晉「元康三年日溧陽錢作」磚拓

「永和九年」及兩晉磚銘

兩晉、南北朝書法雖諸體皆備,有些字體仍處於趨變的不確定期,這時的磚銘風情萬種,豐富奇幻如夏夜空中划過的流星雨,燦爛絢麗而漸至隕落。

西晉時太康、元康年號銘文磚數量大製作精。「太康三年歲在壬寅八月甲戌朔一日造功周承敞林租冢」磚拓,磚出於浙江餘姚豐山(兩愛堂說出自上虞小越鎮),對於「租冢」的話題,我所知的觀點有兩種。餘姚學者商略先生認為租冢「可能來自當時的特殊政治原因:即,因長江以北之中原屢受『五胡亂華』、『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等等變故,大量世族及平民遷徙江左。早期遷居者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和家族墓區,或是沒有在江左長久居住的計劃,只能向本地土著世族租賃墓地,待正式定居後,再遷回先人棺樞。因為政局更迭頻繁,戰亂不斷,大部分租賃的墓主,不可能再被遷回原籍,也沒有被子孫回葬新置的家族墓區。於是,大量『租冢』出現了。」北京金石學家王琳先生則持「關於租冢,浙江有大吉買山地摩崖」刻石以及「本磚文字為篆書,應是官方文字。證明此租冢時期由官方審定。」的觀點。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公元280年晉武帝滅吳一統江山並銳意革新,勵精圖治,之後十年西晉經濟發展,社會相對繁容穩定,成為史稱「太康盛世」的歷史上升期。至於篆書磚銘則屢見不鮮,此「太康三年」篆書的書寫並不規範,製作雖稱精工書法卻不是最美的。我覺得王琳先生把「租冢」與「買山」聯想倒是一條好思路。浙江傳世的「大吉買山」摩崖刻石、東漢「建寧元年山陰五風裡番延壽墓莂」、三國吳「神鳳元年壬申三月六日孫鼎作莂」等文物,說明該地有敬畏土地公和山神的風俗,選擇墓地要鄭重其事,小戶人家限於經濟能力,治冢規格和規模相對簡陋,達不到作「買賣」的程度,謙稱「租冢」。「買山」鐫刻在摩崖,墓莂、磚銘製作了隨葬交付地下,陰陽兩界的交易即告完成。

「元康三年日溧陽錢作」銘文磚出在江蘇溧陽的老城區,磚為楔形,小端鍥刻紋飾似為「三光」。「三光」者,班固《白虎通·封公侯》曰:「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莊子「說劍」篇謂:「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法民意以安四鄉。」大端磚銘反書十字,沒有常見晉隸那種蠶頭燕尾過分程序化的俗態,蒼勁古拙,有一種骨力強健的縱逸之勢。稍晚的「太安二年歲在癸亥八月一日句章夏造」磚出浙江,西晉惠帝司馬衷時物。「句章」古城名,是寧波地區歷史上最早的城市,傳為越王勾踐所築,秦漢、兩晉為會稽郡屬縣,東晉隆安四年後遭毀棄。書法清朗典雅,沉靜蘊蓄若有仙風道骨,雕模製作亦精緻逾常,線條凝練緊結毫不鬆懈,絕非一般俗手所能,乃磚銘中上乘佳作。這兩品西晉磚銘,可窺江浙一帶當時書法氣格的高邁和制磚工藝精美之一斑。

東晉卻有「江左風流王謝家」。因西晉八王之亂和永嘉之禍,中原滿目瘡痍,世族舉家南遷,「衣冠渡江」王謝豪門世族帶來的影響及魏晉後逐漸形成的獨特審美觀念,給人全新的精神氣質和藝術境界。東晉餘姚丈亭鎮漁溪村出的「咸和元年歲在丙戌八月廿日李氏」磚,楷法精熟,體勢縱逸靈動,氣息清朗雅正,令人耳目為之一新。晉人品藻嵇康說「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借評此磚亦無不可,而固化的唐代楷書,於此真可行個注目禮並在內心發出由衷感嘆。東晉「永和九年」磚為藏家的熱捧,因公元353年,東晉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揮毫寫下的名篇「蘭亭序」,成帝王、書家的萬千寵愛和心摹手追物,遂演化成藏家愛屋及烏的一個書法情結。這十品磚銘拓片,正反書都有,或恣肆奔放,或秀氣內斂,隸意楷法乃至行書體勢皆具,都出自浙江北部區域。不難聯想到上世紀60年代對「蘭亭序」真偽的論辯時曾引用過同時期的磚志等出土資料,雖血脈相通,但金石本體和筆墨紙張的區別,猶如龍子九樣各有神通。材質的不同和用途的分明也註定其表現上的各自為政,存在的只是一種大而籠統的共同規律。從設計、制模、脫坯、燒造多道工序,磚銘體現的多為理性和共性。作為金石欣賞和創作借鑒,磚銘不可或缺,從書寫的角度來論證彰顯個性的蘭亭序墨跡的真偽,卻並不貼切。在此羅列的十幀「永和九年」磚拓尚且面目各異,但與蘭亭論辯中列舉的磚志同一時代,性質相似氣息相通,對比傳世的蘭亭墨本,差異就更加一目了然。

若以藝術鑒賞為目的,隋唐以後的磚銘便會少人關注。得自湖南長沙的南齊永明三年「桓幽州八世孫之墓/齊永明三年」磚銘,時在公元485年。簡捷明快的楷書體列至此漸至成熟,用筆剛健,若刀砍斧鑿,神似北魏「龍門二十品」。而晚它兩年的「魏太和十一年」北魏反書磚銘,出自山東青州地區,隸意尚存,卻有一絲南方磚銘平正淡雅意趣。浙江南梁磚銘「大同十一年作」借了魯迅用過的同名磚硯大名和相關故事,成藏磚人的尤物。雖天趣尚存,但氣息弱,線條偏向綿軟。公元581年隋朝立,隋文帝的第二個年號是「仁壽」,公元604年的「仁壽四年作」磚銘正是「仁壽宮變」,隋煬帝上位之年。秦漢時的樸拙厚重,剛健使氣之風漸行漸遠,魏晉的天趣不在,已現疲軟頹勢的書體,預告著「唐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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