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匠人：最後一個「紅VAN水牌」手寫者

文 by 許驥

圖 by 端傳媒、互聯網

「這也是我的夢想」

通向麥錦生師傅鋪頭的樓梯斜斜的，而且只能容得下一個人通過，彷彿隱喻在這個時代堅持手寫書法的難度。筆者請麥師傅寫「又有文化又有錢」，麥師傅笑說：「這也是我的夢想。」

麥師傅寫的不是一般的書法，而是香港特有的一種存在——紅VAN水牌。如今，麥師傅已經是全港唯一堅持手寫水牌之人。

什麼是「紅VAN」？可能你從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聽說過這種交通工具。譯成普通話，或許叫「紅頂小巴」較為合適。傳統上，香港的小巴系統分為「綠VAN」（綠頂小巴）和「紅VAN」兩種。簡單說，前者是公營，後者是私營。所謂「紅VAN水牌」，則是車頭用來標示目的地、途經地的牌子。而紅VAN作為私營交通工具，很有歷史。

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劇照

1967年，香港發生左翼領軍的「六七暴動」，關於這場運動的批判我們暫且不表，而「六七暴動」導致的全港交通癱瘓，直接令非法的9座「白牌車」成了剛需。當時香港市民上下班，很多依賴「白牌車」。而這些「白牌車」，就是紅VAN的前身。1969年，政府將紅VAN合法化。那年，麥師傅12歲，也是他來港的第8年。他應該沒想過，自己的一生會和這種交通工具緊密相連。

紅VAN有歷史

製造業人，製造業語。在介紹自己的身世時，麥師傅笑道：「簡單講，我是『順德製造，澳門出廠，香港推銷』。」

麥師傅說：「我們試過沒飯吃。」那是1961年，「大逃港」的年代，麥先生跟隨母親從澳門渡海，落腳香港，住在最貧困的深水埗區，有片瓦遮頭已屬幸運，一家人擠在包租公於廁所上蓋搭出的違章建築里。「整棟樓三、四十人只有一個廁所，所有人用完廁所睡了，我們才能睡，早上第一個人用廁所，就被吵醒。」

讀小學的時候，麥師傅已經展現出寫字天分，包攬班級所有的黑板報。

15歲那年，麥師傅出來做事，入招牌鋪做學徒。鋪頭老闆不懂寫書法，天天叫他去旺角砵蘭街找人寫字。少年麥師傅揣著錢，站在旁邊看人寫字。他說：「老闆每天支付幾十塊請人寫字，我一個月的工資才100塊，不如我學寫字賺得還多？」於是他一邊偷師，一邊苦練，「我們做招牌的，來來去去就幾百個字，什麼『有限公司』啊、『富』啊、『貴』啊……寫熟了就夠搵食了。」

天資聰穎的麥師傅習得一手好字，1978年，21歲的他就開了自己的招牌鋪頭。鋪頭一直開在油麻地炮台街，距今正好40年。剛開始做同行的「二手單」，即人家做不過來的生意，麥師傅去接過來做。

如今說起紅VAN，麥師傅依舊心懷感恩：「1980年代，我才20幾歲，正好趕上紅Van發展的勢，讓我能賺到一點錢，養大幾個子女。」

70年代剛剛合法化的小巴

1984年，香港政府開始推動小巴裝冷氣，當時全港有3450輛紅VAN，幾年之內全部「新陳代謝」，以至小巴水牌生意爆增，而香港只有6間店鋪做水牌，麥師傅的生意多到做不過來，雇的6、7個夥計天天加班。為此，麥師傅做了大膽革新，花了當時能買兩套房的價錢——60萬港幣——購入全港第一部雕刻機。

麥師傅對紅VAN歷史如數家珍。據他介紹，上世紀70年代喜歡政府對紅VAN是剛需：「（紅VAN）當時有存在價值，因為香港還沒有地鐵，一天出行的市民高達650萬人次，政府提供的巴士只能承受300萬人次。紅VAN的意義在於，它隨上隨落，一定有座位，而且班次密集，可以幫助舒緩交通壓力。」

但是後來有了地鐵，巴士也越來越完善，紅VAN受到的威脅越來越大。麥師傅認為，政府想排擠紅VAN太容易了，比如通過綠VAN壟斷好的路線，加上新的綠VAN都有LED燈顯示路線，水牌變成雞肋。麥師傅慨嘆：「肉隨砧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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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小鏈接

肉隨砧板上：意為有把柄在別人手上，人家要你怎麼做就得怎麼做。

義舉一炮而紅

九七後，政府扼殺紅VAN的力度加大，紅VAN的黃金時代結束，生意每況愈下。麥師傅想過放棄，到2012年，他坐在店鋪，分文收入沒有。怎麼辦呢？

絕處逢生的機會來自媒體。某日，《星島周刊》突然來訪，隨之而來的訪問接二連三，報紙、雜誌、電台、電視……連外國傳媒也接踵而至。看過報道的年輕人慕名而來，有人請求麥師傅把水牌做成鑰匙扣。麥師傅覺得這是個不錯的創意，於是出了幾款，但並未有太大反響。

而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2016年。那年，傳媒報道深水埗免費給窮人派飯的知名善人明哥因為資金短缺，無法繼續行善。在深水埗長大的麥師傅聞之動容，決定舉辦兩天義賣，為顧客寫水牌籌款。他以為最多只能籌5000元左右，沒想到門庭若市，最後賣了5萬7千多元。善有善報，麥師傅的舉動也令他的紅VAN水牌創意產品一炮而紅。

尋找接班人

如今，麥師傅手寫的紅VAN水牌創意產品已然是香港文化的標誌之一。他獨樹一幟的風格，讓人一眼看見便知是「Made in Hong Kong」。不過，在麥師傅心中其實還有一位他追認的「師父」。這段故事，交織著幸運與遺憾。

1983年的一天，有個人走到麥師傅店門口，問麥師傅要不要請人寫字，有生意可以給他，收費便宜。麥師傅一看，這個人的字非同凡響。後來一打聽，才知這位先生是為無線電視寫報幕的唐文偉。

麥師傅打心底里佩服唐文偉的字，暗地裡跟他學：「很多行家說我寫的字像他，我說不是像，根本是臨摹他，寫了半輩子，也只到他七成的功力而已。」

話說，唐文偉去世前不久，麥師傅借閑聊之機跟他說：「不如我替你出個字型檔吧？」唐說可以談談，誰知談了不到半年唐就去世。麥師傅至今抱憾。

現在，麥師傅不定期開設創作班，目的是讓更多人了解紅VAN文化，介紹與紅VAN相關的冷知識。什麼冷知識？麥師傅信手拈來，拿起一塊水牌。這塊水牌與眾不同，非通常所見的白底，而是橙底。麥師傅說：「一般人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其實所有有色底的水牌，都是黑社會背景的小巴。」

麥師傅一旦說起紅VAN歷史，立刻化身「活教科書」，滔滔不絕。他說，水牌一開始用紙牌做，因為起初小巴是非法的，沒有司機願意投資做水牌。後來合法了，做水牌就合情合理。但水牌之所以多用白色底，乃因為通常車上有多塊水牌，光線透過來，即便從後面也能看得見字，司機不致於錯置。水牌上，紅色代表終點站，藍色代表途徑站，是約定俗成。水牌的字體則充滿麥師傅的個人風格，其間他嘗試用過標準的印刷體美術字，但有趣的是，小巴司機反應不喜歡標準化，還是要求麥師傅用毛筆手寫。麥師傅說：「小巴文化就是草根文化，陪伴香港人成長。草根文化，傳承給草根的孩子。」

麥師傅希望能通過創作班，找到接班人。然而在這個速食文化的時代，談何容易？別忘了，麥師傅可是寫了整整40年，才有今日的造詣。

結束採訪，步出門外，正值傍晚，晚霞火紅，一片光照在廟街，這裡的人也在漸漸褪去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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