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碧士：教學與研究——19世紀德國大學的學生、教授和科學

原標題：臘碧士：教學與研究——19世紀德國大學的學生、教授和科學

5月2日下午，應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邀請，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北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德國杜塞爾多夫大學原校長、德國亞琛工業大學醫學博士、哲學博士臘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在圖書館三層學術報告廳為我校師生帶來了題為「教學與研究——19世紀德國大學的學生、教授和科學」的講座。這是「全球史與中國2018」系列講座第4講（總第52講），本次講座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李雪濤教授主持。

講座開始前，李雪濤教授介紹了近代世界大學起源於德國普魯士的三所大學，分別是柏林大學、波恩大學以及現在波蘭的費羅茨瓦夫大學，並介紹了臘碧士教授的研究領域為醫學社會史，健康、醫學以及社會轉型，公共健康和醫院事業的社會史。

臘碧士教授首先對「實用性精英人才」作了簡要介紹，這些實用性人才經過專業化訓練，具有專業性較強的知識和技能，能滿足具有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和機構的需求。在中國古代，漢朝的時候就有類似這樣的機構培訓社會所需要的人才，與此同時在歐洲也有這樣的人才培訓中心。西方大學的通識教育深受古希臘博雅教育的「七藝」（liberal arts）影響，即天文學、幾何學、算術、語法學、修辭學、雄辯術和音樂，在那個時候人們認為一名社會成員只有掌握了這些技能，才能有效履行他的相關權利和義務。大學是一個由老師和學習者共同組成的小型社區，擁有特殊的自治權，對課程和研究目標以及授予公認的學位都可以自行定義和實施。歐洲的大學是歐洲中世紀的產物，其傳統結構及在世界各地獲得的科學成就，使它獲得普遍的有效性。

其次，臘碧士教授講解了歐洲大學誕生的自由與矛盾精神，大學和城市是歐洲文化的特質，指出有體系的軸心時代要求人們清楚自己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因而人必須有意識的在三組思想中定位自己，即與他們自己和他們同胞的關係（社會理論、國家理論、人文學、倫理學）；與周圍自然環境的關係（哲學、自然科學）；以及關於這些思想體系最終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聯繫起來（信仰、宗教）。世俗規則必須接受城市的開放空間和自由公民身份，宗教世界則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發現通往大學的世俗真理之自由。文藝復興之後，世俗化發展出了社會和國家法律關於個人的人權思想和科學的理論思想，這種思想沒有假說，只有真理本身。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城市和大學都是從相同的歷史環境中誕生的，因而在自由精神中它們是一對「姐妹花」。

接著，臘碧士教授以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Humboldt）的大學改革為例，介紹了德國大學的教學與科研理念。洪堡的思想主要有三個關鍵點：研究與教學的統一性、為純真理服務、以形成自由人格為目標，並列舉了約翰·繆勒（Johannes Müller）、約翰·盧卡斯· 舍恩來因（Johann Lucas Sch?nlein）、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三人的科學研究成就。

最後，臘碧士教授提出了對當今大學的展望。大學給思想和人才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和機會，人才只有在優質且開放的教學空間才能發展，因此目標是必須讓老師和學生在當下的研究情景中接觸。從歷史上看，這是19世紀後半葉德國大學知識「爆炸」的關鍵，思想只有在無目的的研究空間中才能發展，研究中的新思想是具有偶然性和隨機性的。同樣，正是由於這種特殊性和偶然性，教學研究特別是學習研究中的新人才才能展示並證明他們自己，新思想和新人才都是自我引導的重要過程。事實上，新思想和新人才能夠通過自己得到發展，這種自主的狀態和自主的教學研究過程是使一個大學具有創造性的重要條件，大學一定要為那些沒有符合外部標準，或者不需要外部標準來衡量他們出色成就的人提供空間。換言之，孤獨的思想家和孤單的古典實驗者必須在大學裡擁有自己的位置。

講座最後，臘碧士教授對在場師生的提問一一作了解答，講座圓滿結束。

（歷史學院 朱唐玉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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