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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裳羽衣》:一個與絲綢之路關聯的盛唐樂舞

五代墓室彩繪浮雕女子樂隊,反映了唐代樂隊組合(琵琶、琴、簫、笛、笙、箜篌、篳篥、鼓、拍板),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所記樂器也在此圖中

《霓裳羽衣》:

一個與絲綢之路關聯的

盛唐樂舞

戎姝陽 王寧寧

唐代是古代樂舞最豐富的一個時期,詩人白居易的詩寫道:「千歌萬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在唐代數不清的樂舞作品中,《霓裳羽衣》始終居於榜首。唐代後,《霓裳羽衣》流傳影響不斷,即使在現當代中國的舞台上,以《霓裳羽衣》為名的音樂舞蹈作品仍然時有出現。《霓裳羽衣》能夠成為盛唐樂舞的代表作,這是與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樂舞交流分不開的,《霓裳羽衣》是「胡樂」與「華樂」的合璧。《霓裳羽衣》流傳影響久遠,其原因又是多方面的,除了「胡樂」與「華樂」相結合而產生的演藝效果及影響外,這部樂舞所表現的藝術境界,以及樂舞最終凝結的歷史內涵,是促使它穿越時空,讓後人銘記的內在原因。

創作與表演

《霓裳羽衣》於開元年間(713年—741年)創作,它的始作俑者是唐明皇李隆基。《霓裳羽衣》在正史、別史、雜錄、詩詞中皆有記載。綜合歷史材料來看,《霓裳羽衣》是西涼節度使進獻的《婆羅門曲》與本土道教樂曲相結合的作品。在一些詩歌和註解中,還提到因唐明皇登望一座叫女幾山(又名花果山)的仙山,發願求仙,回來後遂命名樂舞為《霓裳羽衣》。天寶四年(745年)在冊封楊貴妃的儀式上,演奏了《霓裳羽衣》,而後楊貴妃舞《霓裳》被時人譽為「可掩前古」之不可超越,從此,《霓裳羽衣》便聲譽鵲起。

五代王建墓浮雕擊齊鼓樂伎(成都永陵博物館藏,齊鼓是《舊唐書》記記載的婆羅門樂的樂器)

唐代詩人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原詩及詩注,記載了《霓裳羽衣》的表演,全曲三十六段,表演沿用了唐代大麴的三段體結構:第一部分《散序》是器樂演奏,第二部分《中序》以歌唱為主,第三部分《破》是舞蹈表演。在唐詩中《霓裳羽衣》現身頻率高,《霓裳》之舞也是詩人炫技文辭的亮點,比如詩云:「飄然轉旋迴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說《霓裳》之舞就像神鳥的飛翔,又如雪花的飄旋,音樂好像引吭的鶴鳴之聲,《霓裳羽衣》的歌舞營造了如詩如畫的仙境。在盛唐時期,《霓裳羽衣》由皇家樂舞機構梨園掌教,由楊貴妃和梨園樂伎及宮女組成演出團隊,宮廷演出《霓裳羽衣》有獨舞、雙人舞、群舞、道具舞等形式。唐文宗開成元年(826年)和唐宣宗時期(847年—859年),宮廷曾用數百位宮女表演《霓裳羽衣》,舞者是執幡節,被羽服,連袂歌舞。唐人很看重《霓裳羽衣》,以至於《霓裳羽衣》的影響超出了宮廷演藝範圍,在唐文宗時的貢院科舉考試中,《霓裳羽衣》還被列為試題之一。

五代王建墓浮雕吹篳篥樂伎(成都永陵博物館藏,篳篥是《舊唐書》記記載的婆羅門樂的樂器)

據《唐書》等記載,唐明皇李隆基信奉道教,喜歡道教音樂,他曾經詔道士司馬承禎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制《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制《紫清上聖道曲》、太常寺卿韋縚制《九真》《紫極》道曲等。信仰道教且以老子後裔自居的李隆基,不僅把道教音樂用於《霓裳羽衣》,而且還把從西域傳入的《婆羅門曲》也融入其中,李隆基很想通過這部中西合璧的樂舞,來表現他本人以及那個時代所嚮往的超凡出塵的仙境,正因為如此,這部樂舞在盛唐時期繁花似錦的樂舞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盛唐樂舞的標誌。

流傳與影響

《霓裳羽衣》的影響力超強,它穿越盛唐,流傳中晚唐,延續宋元明清時期,並且直抵現當代社會。唐代以後,殘存的《霓裳羽衣》樂曲,曾經在南唐後主李煜的宮廷與前蜀王衍的宮廷中流傳,頗具才藝的南唐後主李煜,曾打算施展自己的音樂才華,以增補殘缺的《霓裳羽衣》,前蜀小朝廷的皇帝王衍也經常在宮宴上執板而唱《霓裳》之歌。到了北宋時,宮廷專設《拂霓裳隊舞》的表演。元代以降,戲曲興起,《霓裳羽衣》的音樂曲調有的被吸納進戲曲中,而且以《霓裳羽衣》的人物事件為表演內容的戲曲劇目,也頗為雜多。比如,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宮》、庾吉甫的《楊太真霓裳怨》、洪昇的傳奇《長生殿》等。在戲曲演出中,或有人物楊貴妃登翠盤而舞《霓裳》,唐明皇在一旁為之伴奏;或有人物眾仙女來群舞《霓裳》,安史之亂的情節也插入劇中。近代京劇大師梅蘭芳曾創作飾演了《太真外傳》,劇中專設人物楊貴妃舞《霓裳》。在戲曲中,《霓裳羽衣》歌舞與李隆基、楊貴妃等人物情節是舞台表演的一個亮點。

唐代彩繪女舞俑(陝西周至縣出土) ,高聳的髮髻是唐代女子時興的「望仙髻」

當歷史跨出古代,進入近代社會和現當代社會,《霓裳羽衣》的影響仍然沒有消失。近代中國的校園歌舞和器樂曲中,有以《霓裳羽衣》為名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以《霓裳羽衣》為名的創作舞蹈也多次出現在舞台上,如北京舞蹈學院創作表演了同名舞蹈,這些作品都是在《霓裳羽衣》失傳的情況下,當代藝術家的再度創作,《霓裳羽衣》曾經的美輪美奐和超凡離塵的意境,成為後來人們所追慕的一種藝術境界。

歷史內涵

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寫道:「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始終與盛唐的國家命運及其人物事件糾結在一起,如果單憑樂舞本身,它難以穿透歷史這麼久遠,後人真正忘不了的是《霓裳》背後的那段歷史和情節。

天寶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亂結束了盛唐,並且使唐朝從鼎盛時期而漸跌落,唐明皇的晚年與盛唐的結束,在中國歷史上演繹了「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奢靡之始,危亡之漸」的典型教訓。正如北宋歐陽修在《新唐書》中指出:唐明皇的奢侈是「窮天下之欲不足以其樂」,唐明皇對楊貴妃的愛情又是「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也。安史之亂事件中,唐明皇李隆基偕楊貴妃逃往四川,途經馬嵬驛(今陝西興平)時,六軍不發,並以楊家禍國殃民為由,逼唐明皇殺了宰相楊國忠父子。之後,六軍仍不發,軍將士說:「賊根猶在」,意指楊貴妃還在唐明皇身邊,最後,唐明皇無奈獨自倚杖垂首,站在臨時行宮的夾道小巷中沉默,最終還是做出了他一生最艱難的抉擇、最迅速的決斷:「割恩忍斷,以寧國家」,賜楊貴妃自盡。唐明皇的這一忍,一斷,了結了楊貴妃的性命,割捨了個人恩愛,同時也終止了他自己的皇位。《霓裳羽衣》正是與這段歷史糾葛在一起,而被後人追憶。盛唐的輝煌及其戛然而止,就像絢麗如幻的霓虹。《霓裳羽衣》之於盛唐,可以說極具象徵性。

《霓裳羽衣》伴隨唐明皇大半生,濃縮了他從改革武周后期的酷吏政治,勵精圖治,使天下太平,到後期因為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以為其樂,遺忘了帝王之戒,以至於竄身失國的盛唐歷程,因此,《霓裳羽衣》便成為盛唐及帝王政治生涯的代名詞。唐明皇將三千寵愛集於楊貴妃一身,最終致使楊貴妃殞命馬嵬坡,從此《霓裳羽衣》就定音在帝王的愛情絕唱中,定格在盛唐的「亡政之音」上。《霓裳羽衣》還是盛唐時代中、西樂舞合璧的精品,是唐明皇精心打造的一部樂舞。可見《霓裳羽衣》所凝結的歷史內容,使得它不論是作為議政話題,還是論樂題目,抑或舞台演藝,都是有著不同尋常的涵義。

當代啟示

站在今天的「一帶一路」文化藝術交流合作平台上來審視,《霓裳羽衣》能成為盛唐樂舞精品,首先當離不開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樂舞的交流,《霓裳羽衣》的誕生與樂舞風格的形成,是以古代絲綢之路上流傳的優秀音樂歌舞為起點,是從古天竺經由中亞傳到西涼,再從西涼進獻到唐朝宮廷的《婆羅門曲》為其基礎。《霓裳羽衣》由西域「胡樂」與東土「華樂」相結合,此屬於樂舞的異質結合,不同風格的融合而產生的優秀作品。

盛唐之後,《霓裳羽衣》的持續流傳,這當中除了作品本身的影響力外,也是與盛唐戛然而止於安史之亂的歷史傷痕的深刻性,以及所帶來的強烈的歷史節奏印記分不開,此中飽含著後人對盛唐的緬懷與反思。後人對帝王與貴妃愛情故事的持續興趣與關注,並注入無數個人內心的解讀及其想像,因而又使《霓裳羽衣》對於後來的創作來講,便含藏著無數個樂舞版本的可能性,給創作帶來想像的空間。《霓裳羽衣》所表現的超凡脫塵的仙境,一直也是藝術創作的一種理想。一千多年來,《霓裳羽衣》成為盛唐歷史符號,濃縮了中國人對古代歷史最驕傲美好的一段記憶。今天,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及其沿線各國間的文化藝術交流合作,必然超越古代絲綢之路的局限,我們將給未來書寫新的藝術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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