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時，前一刻還要全國玉碎的日本為何瞬間能諂媚擁抱美國？

原標題：二戰結束時，前一刻還要全國玉碎的日本為何瞬間能諂媚擁抱美國？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社會對戰爭和美國的態度為什麼好像立刻改變了，日本民眾像迎接「解放者」一樣歡迎美國佔領軍的到來。要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回到戰敗之初，看看日本究竟發生了什麼。

日本戰敗的標誌就是裕仁天皇通過電台公開宣讀《終戰詔書》，那是1945年8月15日。這份詔書的背後就很有故事。一方面，政府里仍然堅持軍國主義路線的軍官們反對「無條件投降」，更反對天皇公開發言表態；另一方面，識時務的保皇派看到大勢已去，為了爭取戰後能保留天皇，支持裕仁出面宣讀《終戰詔書》。最後天皇瞞過了反對派軍官，詔書也是在公開宣讀的前一天夜裡才匆匆定稿。一個發動戰爭、15年里瘋狂擴張的政權，就這樣意見不一、十分倉促地接受了戰敗。

不過，天皇的《終戰詔書》卻寫得很狡猾、很有技巧。我們都知道日本是無條件投降的，但可能很多人並不了解天皇的《終戰詔書》里說了什麼。這份詔書從頭到尾都沒有明確講過「戰敗」和「投降」這類字眼。裕仁在廣播里對他的臣民說：「敵人第一次殘酷地使用了原子彈來殺戮和殘害大量的無辜者，慘重的人員傷亡難以計數」，而「再繼續戰爭不僅可能導致我們種族的滅絕，而且可能導致整個人類文明的毀滅」，所以，他接受盟軍結束戰爭的要求，是「為萬世開太平」。他說自己「五內俱焚」，把自己塑造成了國家和民族災難的承受者。可以說，這份詔書的措辭和表達就預示了後來日本發動戰爭的統治集團對戰爭罪行的態度。

而與此同時，各級政府多數的軍政官員，立刻瘋狂地焚燒戰時的文件，非法搶奪大量的軍用物資，大發國難財。一時之間，官僚們幾乎放棄了對國民的責任。大體來講，戰敗之初，政府和統治集團的作為乏善可陳。

那麼，參加過戰爭的軍人呢？儘管我們聽過很多日本士兵自殺式襲擊的瘋狂故事，但是戰爭末期，對更多士兵來說，軍國主義的灌輸已經鬆動了。他們被長官高壓逼迫充當炮灰，臨死前呼喊的是「媽媽」而不是「天皇萬歲」。戰敗時選擇自殺的日本軍人，也並不比德國戰敗後選擇自殺的納粹軍官更多，這甚至讓日本人自己和戰勝國都有些意外。要知道德國從未宣傳過自殺殉國的瘋狂信念。另一方面，隨著戰敗後帝國軍隊在海外的暴虐行徑被披露，比如南京大屠殺，很多國民無法接受那些戰場上的惡魔是自己的親人。大量遣返的軍人找不到自己的家人，傷病使他們無力謀生；而民眾的鄙棄更加深了他們命運的悲慘和對政府的怨恨。

面對戰敗，日本民眾又是什麼反應呢？有的人曾經被天皇的廣播感動，猜測這場以天皇的名義發動的戰爭，不是天皇的本意，而是奸佞之臣的煽動。但是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在多年戰爭終於結束後感覺是茫然的，茫然後的反應也是多種多樣：有人悲傷、悔恨，有人感到被欺騙、感到憤怒，有人因為失去親人而痛苦，有人緊繃的神經忽然放鬆了，然後是空虛，甚至是喜悅，如釋重負到皇宮前歡呼。他們期待自己戰場上的親人不要自殺，放棄軍國主義灌輸的「寧死不降」。矛盾的是，他們又不願面對不斷披露出來的帝國軍人的暴行，回國的士兵並沒有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

我們再來看看整個社會的民生狀況。可以說，貧困和飢餓成了國民生活的主題。戰爭毀滅了整個國家大約四分之一的財富，戰後的焦土上，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貧困又製造了大量的流浪者、孤兒和妓女。學校里的男生們，很快學會了給美國大兵當皮條客換吃的、掙零花錢，他們最先學會的兩句英語就是「給我巧克力」和「你想見見我姐姐嗎?」民眾通過給媒體寫信、編歌謠、畫漫畫、在街上發傳單等方式表達對政府的控訴和對社會的失望，甚至私下嘲笑天皇，左翼示威活動不斷高漲。兒童們在街上玩遊戲，不是模仿妓女拉客，就是模仿示威遊行。這個國家的孩子們曾在戰時模仿暴力的戰爭，而戰後則開始模仿混亂的社會。

在了解了日本戰後社會各方面的大體狀況後，我們就更容易理解當時日本的老百姓們為什麼會歡迎美國的佔領。這種歡迎是和對軍國主義、對天皇的怨恨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

從美國運來的食品，作為日本的民生補給，一直持續到佔領期結束，提升了美國慷慨好施的形象。佔領初期，美國也的確真誠地想要改造日本，想把日本改造成和平民主的現代國家。日本民眾也因此期待過上美國式的富足生活。對美國佔領的歡迎，又集中體現為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個人崇拜。日本民眾給美國司令部寄去了各種各樣的禮物和數千封熱情洋溢的書信，甚至有許多日本婦女想要為麥克阿瑟生兒育女。

而美國佔領軍，本來預想自己會遭遇瘋狂日本人的仇視和抵抗，當他們踏上這片被自己炸毀的國土，卻發現迎接他們的是滿大街可愛的孩子追著吉普車要糖吃，是疲憊的日本男人，是溫柔和順的日本女人，尤其是為他們提供性服務的「潘潘」。「潘潘」是指當時專做美國大兵生意的妓女。這個詞來源於二戰時南太平洋島上的美國人對那些容易搞到手的女人的稱呼。

講到這裡，我們要著重講一下潘潘和美國大兵之間的互動關係，因為這種互動就像戰敗者與征服者之間關係的一個縮影。這些潘潘，最初來自日本政府專門為美軍建立的「慰安所」，她們主動挺身而出，自稱是要保護民族的純潔。後來，潘潘與美軍之間的親密相處，幾乎成了日本「國民外交」最具有代表性的方式。淪為妓女當然是悲劇，但她們放縱肉慾、揮霍金錢，成了對保守的傳統價值的反抗。潘潘和美國大兵結伴而行談笑風生，或者坐在吉普車裡興奮地穿過街道，看起來傷害了國家的尊嚴，但是卻成了日本社會擁抱「美國化」的象徵。她們用這種讓人尷尬的方式，成了戰後日本物質主義、美國式消費文化的「先驅」。而對於美國人來說，潘潘成了他們最為熟悉親近的日本民眾群體。潘潘的形象像是日本的化身，那個曾經兇殘的敵人如今成了一個「女性化」的被征服者，充滿異國情調、易於操控、可以享用。這也是日本和美國戰後關係的一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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