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非人類領域的經濟學

▲達爾文、華萊士與馬爾薩斯

達爾文和華萊士，兩人都是生物進化的獨立發現者。他們都曾特別說過，他們是在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著作時，產生了生物進化的思想。由於馬爾薩斯是歷史上第一位經濟學教授，這顯然是經濟學對生物學最重大的影響。特別有意思的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著作在寫成大約150年後，對於研究人類已經幾乎沒有什麼預言價值，但是對於非人類物種的研究卻非常適合。在某種意義上，他與其說是經濟學家，不如說是生物學家。

令人驚訝的是，在有了這樣一個前途無量的開始之後，生物學和經濟學卻在很大程度上各自獨立發展了。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經濟學著作中利用了一些進化論，還有另外一些經濟學家——阿門·阿爾奇安是立刻就能想到的名字——也在經濟學中運用了進化論的思想。但是直到最近，幾乎還沒有任何與經濟學有關的生物學證據。或許，偶爾在這兩個學科中都有一些文章表現了與另一個學科的某種些許聯繫，但這種現象少而又少。

考慮到這兩個學科基本上都涉及同樣的知識結構這一事實，即在約束條件下追求結果的最大化，兩者之間相對缺乏交叉激勵的現象愈發令人驚詫。要是有人看一下《美國博物學家》和《美國經濟評論》中目前發表的文章就會知道，它們的表面相似性非常之高，而它們的基本結構也非常類似。在這兩種刊物中，標準的文章都包含了最優化方法的應用，以預測現實世界的現象，然後還有統計檢驗。當然，在這兩種刊物中也都展示了一定數量由觀察或實驗搜集的直接數據，但從根本上說，都依賴於他人提供的數據。

實際上，生物學和經濟學之間結構上的相似性極強。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強烈蘊涵著這樣的意味：植物和動物的「行為」就好像它們是在有意識地使它們未來的基因出現頻率最大化。當然，沒有真正的「行為」。例如，蒲公英並不做什麼事。但是，選擇過程加上基因的隨機改變，使蒲公英越來越有效地適應它的環境。當然，其他物種也會改變，以致環境也在不斷的變化之中。這就相當於射擊一個隨機移動的靶子。

生物學家經常使用的語言，或許會使粗心的讀者認為，動植物都會自覺地做計劃或是試圖最大化。這當然不是生物學家的本意。實際的選擇過程本身在起著一種詳細規劃的作用，就像人類有意識去制定一套即便不是(正如邁克爾·蓋斯林強調的那樣)特別聰明的決定。

但是，儘管近來的經濟學對生物學有了一些的興趣，但我認為，目前外表酷似經濟學雜誌的生物學雜誌，仍然是在獨立發展。人們可以看到經濟學交叉激勵的許多清晰事例。但本文作者在《美國博物學家》上發表了一篇四頁小文卻是一個孤例，其中收集了這份生物學文獻其他部分引用的腳註，總量多達53個，這是一篇簡單的經濟學解釋，用來說明從一種英格蘭鳥觀察到的攝食習性。然而，儘管還有其他同類事情的例子，但大部分的發展是獨立進行的。

一個簡單事實證明了這種獨立發展：儘管這兩種刊物中文章的一般結構非常相似，卻有一個重要的風格上的區別。經濟學文章經常釆取一種理論說明的形式，是完全確定的。在引入了統計方法之後，經濟學已經經受了現實世界數據的檢驗。生物學家則常常從概率方程開始。生物學方法顯然比較高雅，但也困難得多。哪一種研究工具最有效，並不明顯；但明顯的是，生物學家還沒有在生物學領域中模仿經濟學家的方法。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兩個學科以非常相似的理論結構在運轉，卻幾乎沒有交叉激勵，這個事實要求一個說法。最可能的說法似乎是，比如說，從1860年到最近，大多數生物學家都在忙著對這個世界中無限廣大的多樣物種進行分類和理解。沒有人準確知道到底有多少物種；數量肯定有上千萬。生物學家光是想弄明白到底都有些什麼物種，就傾注了大部分精力。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生物學研究中，達爾文論述藤壺的書比他論述進化的書更具代表性。

▲達爾文關於藤壺的插圖

生物世界的多樣性對於非生物學家來說幾乎是難以置信的。在一個物種得到研究、描述並被收入研究人員的參考書中之後，這個物種的總體數量仍然太大，甚至就連這個領域中的專家們對其中一些個體也完全聞所未聞。例如，威爾遜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生物學家，即使他沒寫過《生物社會學》這本書也是如此。他的專業領域是非人類社會。鼴鼠是一種哺乳動物，其生活模式與群居昆蟲非常相似，而在正式文獻中，群居的蜘蛛現在已經被收入編目中長達50年之久了。在《生物社會學》中，甚至沒有跡象表明威爾遜知道它們早已存在。這並不是批評威爾遜，而是提出一個由生物界異乎尋常的多樣性造成的實際問題。要是他決心讀完所有的文獻，找出所有的群居物種，那得花上他好幾百輩子的時光呢。

不管怎麼說，直到最近，這兩個學科之間仍然少有聯繫，而且儘管現在有了較多的知識聯繫，那往往也是在某個非常實用的領域，特別是環境方面。例如，一位關心某些環境問題的生物學家加勒特·哈丁，重新發現了過度放牧的經濟學，稱之為「公地的悲劇」。當他注意到這基本上是個經濟學問題時，他開始了對這方面經濟學的認真研究。從那時起，他就與經濟學家共同工作，提出了在這個一般領域進行研究的合作計劃。這只是目前在如污染和環境退化這類問題上非常大量的合作研究中最為重要的事例。經濟學對這種合作研究做出的貢獻，大體在於指出，保護自然生態是有成本的。生物學家對於利用科技手段往往極為保守。經濟學家則常常指出，人類的福利也牽涉其中，並提出一些折衷的建議。

▲公地悲劇

經濟學家長期來涉及的另一個生物學領域，是農業經濟學這個特殊的學科分支。然而，應該說，在這方面雙方的交叉互補非常少。在我們的農業學校中，農業經濟學教授一向把改善農民的收益作為基本目標。為此，他們在許多領域進行了大量實用的經濟研究。然而，一般來說，他們似乎對同在農業學校中進行的生物學研究沒有什麼影響。或許這裡應該說的是，大量農業經濟學家把他們的時間都用在了說明對農業實行經濟補貼計劃的合理化上，而這些計劃儘管肯定使農民受益，卻使其他每一個人受損。

唯一的另一個應用領域，當然是生物社會學。這個領域已經吸引了大量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家的注意，因此在這裡做一下強調說明或許是明智的：它目前還只是生物學科中的一個小分支。儘管如此，它看來仍是一個明顯可以應用經濟學的領域，而且這類應用已經有了。

▲本文作者塔洛克

這裡的第一個問題是生物的地盤問題，這個問題常常被與我們在人類社會中看到的財產關係相混淆。實際上，生物物種沒有所有權保障，而且必須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保衛自己的地盤。因此，這種情況與財產權不相干，倒是與一個地理區域內零售企業的競爭相似。洛施的工作顯然與這有關，而生物學家也已經很好地利用了他的工作。其實，本文的作者也已發表了兩篇有關這個領域發展的文章。好奇的讀者可以在威爾遜的《生物社會學》第272頁找到一幅洛施拍攝的照片，那是由一種地盤物種——魚——造出來的六角形。

當我們來談更複雜的社會結構時，應用經濟學也愈發困難了。再說一遍，威爾遜利用線性規劃來研究群居昆蟲的等級分布。但是考察一下其著作的參考書目就會發現，他的一般性研究受社會學的影響要遠大於受經濟學的影響。

顯性秩序，是在動物界中發現的另一個重要的組織結構，在經濟學推理中似乎還沒有任何直接的類比。把經濟分析用於研究顯性秩序當然是可能的，但是迄今在這些方面還沒有取得什麼進展。沒有理由認為，經濟學在這裡有什麼比較優勢。

複雜的群居昆蟲群落、鼴鼠，可能有群居蜘蛛，肯定還有海綿，顯然可以用經濟學來分析。它們全都從事複雜的合作活動，而這種活動應該易於進行了經濟分析。迄今，還只有一位經濟學家，本詞條的作者，對這個機會感興趣。由於他的手稿還從未發表，這個領域對任何有抱負的開拓者都是開放的。

邁克爾·蓋斯林已經承擔了一項認真的計劃，去創辦一個組織，為溝通這個鴻溝搭建橋樑。到目前為止，他的工作尚未能在這兩個學科中引起多少興趣。這並非由於有意識的反對，而是由於大多數學者發現自己深陷所在學科，抽不出身來承擔額外的工作。這是狹窄的專業分工不幸毀掉了學術專業的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

總之，經濟學家與生物學家之間的合作少得令人吃驚。儘管有相似的根源又有相似的方法，這兩個學科卻是各走各路，自顧自。在少數幾個領域中，實踐問題把他們聚到一起，偶爾也有彼此互用對方領域中工具的情況。本詞條講的是經濟學方法在生物學中的應用，但有一些相反影響的例子，例如，進化穩定策略。從根本上講，這些影響都不大。我很願意說，這種情況正在改變，有跡象表明更多的跨學科合作正在發展。遺憾的是，這會誤導讀者。我希望這樣的發展將會出現，但是目前的跡象是不利的。經濟學分析大概在研究群居昆蟲的群落時會有遠大未來，但到目前為止，在這個領域內還沒做出什麼成績。

【原名為「經濟學在生物學中的應用」，選自塔洛克《公共選擇》】

《公共選擇》

[美] 戈登·塔洛克 著

柏克 鄭景勝 譯

商務印書館2015年12月出版

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下設哲社、文史、政法和經管四個編輯室及威科項目組，主要承擔文史哲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術著作的編輯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中華當代學術輯要》、「大師文集」等為代表的多種學術譯介和學術原創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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