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內蒙古出現了栽桑養蠶？

文/李佳寧

（內蒙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圖為樂舞百戲圖）

【作者簡介】李佳寧，杭州某高校歷史系大三學生。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摘要：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中發現的「農耕圖」左上角展現了「環廬種桑」的畫面，這是否代表著在東漢晚期內蒙古已經出現了蠶桑業？

（一）東漢古墓：和林格爾漢墓壁畫

1971年發掘的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位於內蒙古現和林格爾縣東南40公里、新店子公社西3公里左右渾河北岸向南突出的一個小丘上，東面不遠處的4公里左右是明代故城「榆林城」，據蓋世林先生考證，現在的「榆林城」，就是墓主晚年居住過的在當時被稱作「武成縣」的地方。

（秋天的和林格爾）

這座古墓屬於穹廬頂多室磚室墓，由墓道、墓門、甬道、前室、中室、後室及三個耳室構成，墓葬的構築同中原地區東漢晚期的墓葬特徵基本相似。據蓋山林先生的考察分析，此墓所處的大致年代在東漢晚期。該墓葬的年代上限不應超過140年，下限年代應在東漢桓、靈之世，大約在公元二世紀60-70年代。

該墓早年被盜，墓內隨葬器物大多已被盜走，甚至連棺木都被燒毀。儘管如此，這座東漢墓的各室墓壁、墓頂及甬道兩側，全部描繪著琳琅滿目、色澤艷麗的壁畫。

墓室壁畫除頂部部分半脫落和個別地方因早年被盜時遭到破壞外，整個壁畫保存尚比較完好，共有46組，57幅彩畫，共計大約100餘平方米，其中包括榜題二百五十項，大約700多個漢字。

壁畫內容主要表現了墓主人作為一個大莊園主兼大官僚的生平事迹，還有出行、迎賓、宴樂等生活畫面的描繪。

壁畫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當數「莊園圖」，它生動地描繪了墓主人在莊園里休閑享樂的場景，以及當時勞動者們進行農耕、放牧、釀造、狩獵等勞動生產的畫面。

在「莊園圖」的左上方，有一片環掩著廬舍的桑樹林，在一片鬱鬱蔥蔥的桑樹林中，有四個女僕正伸手釆桑葉，她們帶著繩索、桑網、桑勾等的工具，旁邊還置有箱蘿之類的器物，很可能是蠶架、蠶簇之類的用具。

這正是古籍中記載的「環廬種桑」。

類似的畫面也出現在甘肅酒泉西溝四號墓中：一高髻長裙的女子正在採摘桑葉，她的旁邊繪有兩棵桑樹；丁家鬧五號墓壁畫，三棵樹下五位青年女子手提小籃採摘桑葉。

（二）這些採桑圖的發現真的能說明當時中國北方及河西地區蠶桑業的盛況嗎？

其中，內蒙古中南部和林地區的蠶桑業發展很值得探究，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內蒙古地區有桑蠶絲織業發展的明確證據。因此，壁畫中反映的場面究竟是否是當時真實的生產生活場面，我們不得而知，有必要進行探討。

（1）當時的自然地理環境是否能夠實現桑樹的種植？

武成縣，在東漢屬於定襄郡，現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榆林城。根據歷史氣候學的研究，兩漢時代正處於大理冰期結束以後的第三個溫暖期。

這一時期起源於公元前800年左右，止於公元200年左右，高於現代的年平均氣溫1℃-2℃。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植物的分布面積會向北遷移。桑樹原產我國中部，栽培範圍廣泛，東北自哈爾濱以南；西北從內蒙古南部至新疆、青海、甘肅、陝西；南至廣東、廣西，東至台灣；西至四川、雲南；以長江中下游各地栽培最多。

因此，在溫暖期這樣的氣候背景下，桑樹的種植範圍從內蒙古南部北移至中部的和爾格林地區種植，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2）歷史上的這一地區和現在的草原遼闊的內蒙古有所不同

秦漢時期，在河套一帶的沖積平原和黃土高原上適合農耕的地方設里郡縣，移民屯墾，開發了大面積的農田，建立起許多城防聚落。漢武帝就在這一帶建立了雲中、朔方、五原、定襄、上郡、西河六郡(其中相當一部分密區在河套以外)。

和林格爾漢墓位於內蒙古中南部渾河流域，《後漢書》記載「沃野千里，谷稼殷積……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經營農耕、桑麻，或畜牧、漁獵等都比較適合。

另外，漢代文獻中所提到的北方桑樹，多是高大的喬木型。漢代畫像石和畫像磚上的採桑圖有兩種形態的桑，一種桑高與採桑人等，一種桑比採桑人高得多，而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中的桑樹也是比人高大的多。

因此，在當時和林格勒地區種植桑樹也是極有可能的。

（渾河流域風光）

（3）種桑採桑技術是當地發展起來的還是從其他地區引進的也是值得探討的

有一種可能是當時植桑養蠶技術是由鄰近地區傳入到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隨著漢代對邊疆地區的開發，文化交流活躍。和林格爾東漢壁畫墓中的「互市圖」也可以說明當時經濟往來交流之密切。

除此之外，漢代緊鄰內蒙古的河北地區蠶桑業很是興盛，而這種植桑養蠶技術傳入鄰近的今天內蒙古地區是非常有可能的。《史記·貨殖列傳》稱道「燕、代田畜而事蠶」。說明直到漢初，不僅在河北平原南部的趙有桑蠶，而且在北部的燕和西北部的代也都以桑蠶著名。

（4）史書和詩歌記載

東漢末年戰亂時，袁紹在河北乏糧，曾利用桑格補充軍隊的給養四。《三國志·杜散傳》說冀州是「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

建安十二年(207年)前後曹操征烏桓，其子曹植隨軍來到薊城。他寫下了這首《艷歌》詩:「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詩中勾畫了當年薊城北郊的地理風貌。根據北魏郵道元(465-527年)的《水經注》記載，以及從今天北京城西南的廣安門一帶發掘出密集的漢代水井來看，薊城位於今天北京城內的廣安門一帶，原薊城之北，正好是今北京城內的北海、中海和先前很大的什剎海一帶。

曹植的這首詩說明在東漢、三國之際，現在的北京北海、中海一帶是桑林密布的湖池之鄉。

當然，由於沒有更多的實物出土或其他更直接的證據來說明在東漢時期內蒙古已經發展起蠶桑業，僅僅依靠一張圖就斷言在東漢時期內蒙古地區已經掌握種桑採桑技術也是不準確的。

（三）墓主人的身份

壁畫中的採桑圖也有可能是隨著文化的交流，當時的畫工借鑒了其它地區的桑蠶業發展而將其繪製於壁上，或者是描述了墓主在其他地區生活的場景。

根據墓內壁畫和題記，可以得知墓主是東漢王朝中央政府派遣到北方民族雜居地區的重要官吏。

他從舉孝廉為郎（洛陽）而登入仕途，歷任西河長史（治所在今陝西省）、行上郡屠國都尉、繁陽縣令（治所在今河南省），最後最高官職為護烏桓校尉（治所在今河北省）。

墓主因為官職不斷變更居住地，「莊園圖」從一般邏輯上來說，描繪的應該是墓主晚年時期在武城縣的莊園里的生活場景，但也不能排除採桑圖是其他地區生活的寫照。

目前，對於幫助了解東漢時期內蒙古蠶桑業的資料還很匱乏，學界對這塊的關注也不多。東漢時期內蒙古地區的蠶桑業發展到了何種程度？僅僅依靠現有的資料是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的。但是，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將會隨著更多文物的出現，史料的湧現而擁有更加明晰的答案。

（內蒙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圖為樂舞百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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