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長：具有批判精神的流亡者

知識分子與大學學者

的氣質存在差異嗎？

劉皛

教育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後

波蘭社會學家弗·茲納涅茨基用「知識」的概念來指稱龐大而抽象的知識群體，「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或長或短地致力於知識的耕耘」。進入20世紀，知識大規模地膨脹、分化，包括大學在內的社會組織制度化水平越來越高，獨立的知識人個體普遍進入以學科為單位的學術體系當中，知識人被分化為知識分子、大學學者、專家、顧問等不同的角色。其中知識分子與大學學者角色指向模糊，相互替代、混用的情況不勝枚舉。但知識分子與大學學者是一類人嗎?他們的人格特質、精神氣質存在差異嗎?二者之間的交叉和關聯如何體現?只有釐清這兩類知識人的角色特質，才能深刻理解「消失在大學中的知識分子」和「學院知識分子」所謂何者。

一、知識分子的形象

知識群體來到近代有了一個使用廣泛的稱謂——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知識分子一詞出現於19世紀初期，真正流行肇始於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此事件中，一批珍視真理、正義、良知的學者聯合起來，對現存的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提出質疑，聲稱知識分子代表社會的良知和公義，對社會和政治問題擁有自己的思考和獨立的裁決權，可以監督和批判政府及權力機構的所作所為。自此，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就從未間斷過，但是卻沒有產生一個可以獲得共識的知識分子的確切定義。葛蘭西曾說：「一切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會中執行知識分子的職能」，反映了知識分子的角色既被無限擴展，同時依然有別於其他社會成員。而我們所了解的知識分子形象更多的是通過不同研究者的描述而逐漸形成的。

(一)具有批判精神的流亡者

批判性是從「德雷福斯事件」中遺留下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徵，這一特徵在之後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中佔據了主要地位。在薩義德看來，有過流亡經歷的知識分子更接近於知識分子的本意，他們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被壓迫、被孤立，在不同的環境中以「局外人」的身份審視周圍的世界，讓他們可以拋開俗世傳統的羈絆，獨立自由地提出觀點和見解。事實上，「流亡」成為了知識分子生存方式和精神狀態的一種隱喻，「對這個隱喻意義的知識分子而言，流亡就是無休無止，東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來，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來，無法回到某個更早、也許更穩定的安適自在的狀態;而且，可悲的是，永遠無法完全抵達，永遠無法與新家或新情境合而為一。」許多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當中有自身固定的位置，從事某個具體的職業，過著安穩而規律的生活，但作為以發現知識、尋找真理為責任的人，知識分子需要在思想和精神上成為遠離安逸生活、權力爭鬥的「圈外人」、「流亡者」。「流亡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而身為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自創的，因為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知識分子不能被權威和利益所左右，不能將自己固定在一個程式化的思維模式當中，而是要隨時保持自由獨立的思想。薩義德甚至認為「知識分子一定要令人尷尬，處於對立，甚至造成不快。」這類「具有批判精神的流亡者」，他們「活動的永恆目的是挑戰、探索、正視和瓦解——也就是說，構成權力結構的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態反抗力」。

(二)掌握文化資本的新階級

隨著公共教育體系的發展，各學科領域培養出一大批具備深厚專業功底的專家、學者，古德納認為：「20世紀，在所有成為正在形成的世界社會經濟秩序組成部分的國家中，一個由人文知識分子和技術知識分子組成的新階級，開始了與原先控制著社會經濟領域的集團的競爭，這些集團由商人或政黨領袖組成。」知識分子將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識、技能作為資本，獲取資源、權力和社會地位，形成了與舊階級抗衡的新階級，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憑藉自己掌握的知識獲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新階級中至少有兩種精英：(1)興趣基本上是『技術性』的技術知識分子;(2)興趣主要在批判、解放、解釋並通常具有政治性的人文知識分子。兩種精英都利用詳盡闡釋的語言變體(elaborated linguistic variant)，且都信奉批判的話語文化，所以他們都在反抗舊階級，儘管反抗的方式不同、背景有別、程度相異。」知識分子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正是知識領域的「現代性」變革，這種變革提高了「有機的知識分子」的地位，他們從鄉村走向城市，從散落於市井逐漸集中到大學、研究所、工業企業和政府部門這類固定的機構當中。知識和文化的資本化使知識分子進入到社會的制度結構當中，與權力和地位發生關係，成為以文化作為資本的新階級。

(三)複雜社會中的知識階層

相對於知識分子是新階級這樣的說法，德國學者卡爾·曼海姆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知識分子「處於各階級之間，但它並不構成一個中間階級。它當然不是懸在社會利益沒有滲透其間的真空之中，相反，它包含了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所有利益」。知識分子不直接參与到經濟過程中，也不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訴求，更沒有統一的政治觀點。所以，我們可以發現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廣泛分布在社會各個階級中，其職業角色可能是教授、商人、政府公務員、藝術家、作家等。知識分子不歸屬於一個階級，「但所有知識分子群體之間都有一個社會學的聯結紐帶，這就是教育。教育使他們顯著地連接在了一起。對共同的教育遺產的分享，會逐漸消除出身、身份、職業和財產上的差別，並在所接受的教育的基礎上，把單個的、受過教育的人們結合起來。」教育是塑造知識分子身份的基礎，也是知識分子最根本的一致性來源。正是因為知識分子接受過教育的訓練，並在教育過程中不斷提高自己對知識和文化的掌握能力，所以知識分子具有更大的思想包容性和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知識分子可以被理解為能夠吸納不同思想潮流，為各個階級、群體之間思想交流和相互理解創造可能性的階層。

無論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流亡者，還是掌握文化資本的新階級，抑或是複雜社會中的知識階層，都不是知識分子的準確定義。「現代用語中很少有像『知識分子』這樣不精確的稱呼。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會引起涉及含義和評價的爭論。」如果把知識分子的理想特質歸納一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1)掌握大量文化資本，並能夠熟練運用文字與符號表達自己的思想;(2)對一切約定俗成的現實永遠持有懷疑態度，具有極強的批判精神;(3)超越專業和學科的限制，關心社會公共問題，並直接面向公眾說話;(4)遠離權力和金錢，對權威保持警惕，思想不受外在事物的壓制。這四個方面分別代表了知識分子的四個特性：知識性、批判性、公共性和獨立性。

二、消失在大學裡的知識分子

現代大學中的大學學者與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二者之間卻不能畫上等號。關於知識分子的研究當中幾乎都涉及大學學者，但不同觀點之下的大學學者形象卻千差萬別。雅各比悲觀地認為：「消逝的知識分子就消逝在大學裡。」

第一，從知識性的角度看，現代社會對知識精細化的要求加深，人類的知識被學科和專業劃分開，過去那種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已經成為神話，掌握整全知識的文化人被具體的專業學者所替代，他們的文化資本大多局限於學科和專業內，所運用的文字和符號也相對有限。班達認為知識分子的活動「本質上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學的思索中尋求樂趣，簡言之，就是樂於尋求擁有非物質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種範式說：『我的國度不屬於這世界』」。知識分子的思維活動不局限於眼前的事物和實用的目的，而是思考終極的、形而上的問題。然而大學學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知識分工，思考的範圍是有限的。

第二，從批判性的角度看，「知識分子的職責是時時維持著警覺狀態，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他們敏銳而充滿懷疑的目光往往可以發現現實中有悖於真理和良知的事情，並提出許多挑戰人們慣常認知的觀點。對於從事科研活動的學者來說，批判的前提是「有條理的懷疑主義」，科學工作者要對自己從事的科研活動時刻存有懷疑，不對已有的現成結果無條件地接受，這種懷疑是理性而審慎的，科學工作者必須通過規範的論證過程來有理由、有根據地懷疑，而不是胡亂否定。有條理的懷疑主義是學術工作者的信條之一，也是對大學學者的要求。學術範疇內的懷疑是一種態度，但在公共平台上的批判就是一種公民行動，可能使學者面臨被制度排斥、被學術圈擠壓、被利益集團攻擊的風險。所以，知識分子被納入制度的範疇，其批判性會有所減弱。

第三，從公共性的角度看，知識分子對公共問題始終抱有強烈的熱情，同時，知識分子會直接面向公眾發聲。鮑曼認為：「『成為知識分子』這句話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對自己的職業或藝術流派的偏愛和專註，關注真理、正義和時代趣味這些全球性問題。」知識分子積極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並在其中充當社會良知的代言人，他們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理性地考察公共生活，特別是對政治生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質疑，對政治當權者起到監督作用。知識分子逐漸職業化並成為大學學者之後，那麼在一定程度上就被制度結構和學科分化所規範，學科之間的壁壘導致知識的整全性受到破壞，大學學者的關注點主要在專業範疇內而非公共議題，其思想觀點更多的是在學術圈中流動，很難直接面對公眾。

第四，從獨立性的角度看，傳統知識分子主要由文人、傳教士、哲學家和藝術家組成，工作不受行政力量或市場力量的影響，他們構成的文化精英，在高貴的理想和關注來世的思想指導下，遠離統治集團而顯示出較強的自主性，並擁有很多可能是永恆而且固定不變的價值觀。因此，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大多特立獨行，精神上不從屬於任何個人和機構。大學學者雖然從事文化傳承、知識探究的工作，但身處制度化的大學機構當中，位於學科分化的某個具體單元里，是制度結構網路中的一分子。如果其身份再複雜些，他還可能是行政部門的領導、商業機構的成員、政府部門的參謀等，那麼按照「位置決定立場」的邁爾斯法則，他很難做到獨善其身，其思維和觀點會受制於其所處的社會位置。「大學制度完全融入了權力結構之中，所以在所有領域和所有理論派別中的學術性輸出將幾乎肯定是符合權力邏輯和資源的牽制的。」大學學者不僅依靠大學制度生存，同時其思維方式和思想觀點也受制度的影響，與傳統的知識分子相比難以做到超然於世。

我們在討論知識分子時不可避免地具有價值導向，始終有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是怎樣的潛台詞。知識分子在人們的認知當中被賦予了道德意味和情感因素，特別是面對獨立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銳減，人們更是對知識分子的理想形象產生了膜拜，對知識分子的轉化和消失感到痛心疾首。所以，當現代大學學者出現時，很難符合人們對知識分子的各種預期，也就有了「知識分子消失在大學裡」的論斷。

三、大學學者——一個中性的辭彙

然而，大學學者不等於知識分子，如果知識分子是個褒義詞，那麼大學學者是中性的;如果定義知識分子的，「不是他們做什麼工作，而是他們的行為方式、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們所維護的價值」，那麼定義大學學者時還需要考慮到其所屬機構——大學的職能;如果對於知識分子我們頭腦中有一個理想的形象，那麼大學學者的形象肯定無法呈現出一個理想模式。他可能埋頭於實驗室很少直接面對社會發言，也可能熱衷於服務社會總是把自己的思想傳達給民眾;他可能只專註於學科內某個領域的高深學問，也可能喜歡探索不同學科的知識;他可能將一生都奉獻給某種哲學猜想，也可能把自己的專利發明直接轉化為商業生產力。總之，面對大學學者時，保持一個價值中立的態度是認識這個複雜群體最好的方式，如果非要樹立一個價值標準或者道德立場，那麼必然會排除一大部分同樣為人類知識發展做出貢獻的大學學術人。

費希特認為，「那些經由時代的學養，確實認識到理念的，或者至少滿懷朝氣，孜孜以求認識理念的人」才是學者。他強調了學者概念中的兩個關鍵：一是時代的學養;一是對理念的認識。時代的學養要求學者通過大學學習系統掌握知識，並通過規範的學術活動對時代產生影響。如果通過這一途徑獲得了教養，但卻沒有把握理念，也不能稱為學者，唯有熱愛理念，將理念視為「歡樂和享受的源泉」、「一切思想、努力和行動的動力」才夠資格成為學者。理念是定義學者的關鍵，當大學學者成為某類人的稱謂時，必然意味著有某種理念將其凝聚在一起。大學學者的理念追求往往通過大學理念和大學精神呈現出來。從紐曼代表經典自由教育哲學的大學理想，到雅斯貝爾斯繼承德國大學自由傳統的大學理念，再到弗萊克斯納、克拉克·克爾等人，關於大學理念的討論從十九世紀延續至今。但無論大學理念怎樣演進，追求真理、追求知識的主題從未改變，這成為大學學者共同的精神追求。

除了理念追求之外，大學學者的角色定位與大學的職能密切相關。「對於大學而言，它的立足點和基礎，就在於明確自己的職能並充分履行好自己的職能，這是它直接要去做的，也是它最可自己把握自己的。」同樣，學者通過對大學職能的認識，來把握自身角色的相關權利與義務。大學學者通過履行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三項職能，區別於其他社會成員。因此，當我們提出「何謂大學學者」這個問題時，可以結合大學學者的理念追求和角色職能，將大學學者定義為：身處大學組織當中，以真理和知識為追求，以文化的傳承和創新為己任，履行教學、科研與社會服務職能的人。從大學職能的角度定義大學學者，就是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去看待這個組成豐富的群體，避免主觀認知所產生的偏見窄化了學者的內涵。

四、學院知識分子——作為大學學者的知識分子

雖然知識分子和大學學者有各自的特徵和定位，但在現實中，大學的聲望、人才的儲備和高密度的資源，使大學成為學術活動的重要機構，具有價值意味的知識分子與中性的大學學者相結合，造就了一批「學院知識分子」。對於學院知識分子來說，大學是一個充滿悖論的場所，一方面要在組織的制度結構中謀求生計，接受物質和權力的影響甚至是支配;另一方面，又要進行批判性甚至對立性的話語表達和實際行動。他們主要受到兩類制度的影響，從學科的角度看，學術共同體的學術制度是基本的遊戲規則;從機構的角度看，大學制度提供的組織框架和管理模式是日常行政規則。「社會的制度形式影響著社會成員，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想要成為的那種個人，以及他們所是的那種個人。」制度規定界限、形成秩序、提供預期、營造環境，它對於個人而言是一種先在的規定性。學院知識分子在制度的框架下面臨兩對矛盾衝突。

(一)價值與規範的交錯

知識分子基於個人思想偏好和價值判斷的話語，和大學學者遵循特定方法論得出的研究結論是不同的。偏好可以引出學術研究的問題和方向，但偏好不等於研究結論;價值關懷可以促發研究熱情，但研究過程更需要價值中立的態度。學術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它有自己純粹的知識追求和運作邏輯，當一個學術問題被提出後，需要全面尋找論據並通過客觀、嚴謹的論證得出結論，整個研究過程需要拋開觀點和派別上的偏見，圍繞知識本身的意義來展開。如果在研究問題時抱定某種個人偏好，排斥其他的理論、方法，最終得到的結論很可能是封閉思維的產物，甚至成為意識形態的闡釋。作為學院知識分子，如何把握好研究的價值導向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如何區分帶有價值傾向的個人偏好與來自邏輯推演的學術觀點，成為了對個人的挑戰。

(二)思想與行動的糾結

學院知識分子的雙重角色除了造成價值與規範之間的衝突以外，知識分子與大學學者分別代表的社會行動與學術思想也不易結合。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總是希望將自己投入到積極的社會實踐中，參與周圍世界的每一次現實改變。中國的知識群體素來有社會實踐的意願和抱負，希望自己能夠參與到行動事務當中去改變現狀。大學學者同樣有權利走出書齋介入到具體的改革與建設當中。但這種介入很有可能意味著脫離學術範疇進入到政治、經濟、社會當中，一旦橫跨兩個領域就很難實現行動與思考的平衡。「怎樣既不重踏政治至上、學術為政治服務、成為政治的附庸的覆轍，又能夠避免淡化歷史與現實問題，而失去學術活力的危機?也就是如何在學術與現實、政治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這是學院知識分子面臨的核心問題。

如果把大學學者視作整體，那麼，學院知識分子也是其中一類，但這一類型的生存無疑是最艱難的。他們既要在體制內生活，受到行政制度、學科制度、評價制度等的約束，又要在體制外獨立地思考和發現問題、公開陳述觀點、批判地看待周遭世界。按照錢理群的話說，就是「站在邊緣思考與言說時代的中心話題」，「在不斷掙扎中尋找自己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而且是冷暖自知」。

可見，知識分子從未消失在大學之中，他們承載著人們對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期待走進大學，成為學院知識分子，在制度化的環境中獲得資源和權利，並承擔作為大學學者的責任和義務。但不同角色之間存在的矛盾衝突降臨到個體身上之後，內心的焦灼和困頓往往是單一角色個體所不能理解和承受的。衝突難以化解甚至永恆存在，但至少寬鬆包容的大學環境、獨立自主的學術制度可以營造一個安全的情境，去保護學術的自由和學者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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