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寫給中國知識人——最絕望的墮落
消逝的知識分子就消逝在大學裡？！這樣的詰問和驚嘆是否有些聳人聽聞呢？事實就是如此！其實不僅在美國，即便是在中國，其答案都是驚人的一致。作為一個觀察家，拉塞爾·雅各比在其《最後的知識分子》（洪潔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文前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援引了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斯特恩斯的名言：「我們的知識分子在哪裡？」這個80年前的詰問一直迴響在全世界知識分子活動的空間和時間的節點上，每每在世界進入到一個個重大突發事件時，我們都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不同嘴臉的知識分子的複雜表現。如果說這一跨世紀的詰問在80年前的中國尚毫無影響的話（因為那時候的中國，其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還沒有真正誕生），那麼，在今日的中國愈來愈趨同國際化，當跨文化的影響愈來愈滲透於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時候，這樣的詰問似乎更有其普世的意義。我們提倡「在場」，而在許許多多重大的社會公共事件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缺場」的。
對於這些美國式的知識分子「缺場」，作者顯然是持極其憤懣態度的，他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慨嘆與抨擊是犀利的，究其原因：「政治現實不容忽視，但更深的思潮——社會的和經濟的——也影響著知識分子。」「媒體幾乎不可能做一個客觀中立的旁觀者；它一向趨附於金錢、權力或戲劇性事件，而對無聲的才華和創造性的工作無動於衷……它顯現出來的只有市場的力量。」針對這樣一種後現代消費社會的現實狀況，雅各比提出的核心理念是：知識分子只有進入公眾領域，保持社會良知，對於重大公共事件進行無情的文化批判，方才能造就一代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寫到這裡，我就想到了前一陣在中國電視媒體里流行的所謂相親節目所創造的破世界紀錄的收視率。我曾經在一次博士生的研討課上感言，儘管這樣的產品做得技術含量較高，也有一定的文化內涵，但問題的關鍵是，它們缺少的是恆定的、正確的價值立場，缺少一個掌舵的「在場」知識分子，也許這就是編導者刻意為之，為呈現出一種「多元價值」倫理判斷，而故意模糊的價值立場，以賺取更多收視率。一個沒有「社會的良知」統攝的娛樂節目，將爆發出的爭論作為賣點，這不能不說是策劃者的一個商業高招。
本來，那個主持新聞節目的男主持人，以往一貫是以敢說敢言的「社會良知」代言人形象名世的，他完全可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形象出場的，而今卻壓抑著自己的價值立場和觀點，不怕苦不怕累地抹掉了自己所要表達的真實理念和心聲，戴上了「人格面具」，遮蔽了自己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文化姿態，從而服膺於消費文化的需求，真的難為了這個主持人，可見這個無形的，也是無情的「市場之手」的威力之巨大，這就是消費時代金錢和物質戰勝倫理和精神的典型範例。更有甚者，另一個電視台乾脆就把那個代表正義之聲的嘉賓給淘汰掉，換上一個港台的所謂戀愛心理學家，把節目引向更低俗的層面，以求獲得更多的收視率。嗚呼哀哉！沒有想到一個尚未完全脫離封建農耕文明的社會，竟然在消費文化的負效應上比那些已經進入後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還具有突進性。這是為什麼？無疑，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死亡速度要比任何國家都要來得迅猛異常！不求良知，但求速死（處於「文化休克」狀態）。這就是中國人文知識界的現實狀況。
《最後的知識分子》的看點是對學院派的抨擊，從中，我們似乎也能看到中國學院派知識分子林林總總的面影：「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業卑躬屈膝」；「學院派知識分子不珍視深入淺出或文筆優美的寫作，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對此不屑一顧，而是這幾乎算不了什麼。大多數學術文獻包含論點和成果綜述；出版發表比怎麼寫重要得多。這些迫切的要求不斷地決定著教授們如何去閱讀，如何去寫作；他們注重的是本質而不是形式。那種已變得不堪卒讀的公報式的學術論著，通過感謝同行和知名人士來加以粉飾。」客觀上來說，是這個體制徹底地制約了知識分子，但是，就沒有知識分子主觀上所形成的精神痼疾嗎？這也是雅各比也應該反思的問題。當然，我們認可體制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判斷，是它們把知識分子的精神給閹割了，它不再是用顯性的封建倫理與強權來奴化你，而是用能夠使你上癮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冰毒」去主動消褪知識分子的批判功能，自我選擇精神自戕和精神陽痿，似乎已經成為全球性的知識分子通病。
「他們走不出學校，不是他們缺乏才能、勇氣或政治態度；相反，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公共話語；結果，他們的寫作就缺少對公眾的影響。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對於更龐大的公眾來說，他們是看不見的。消逝的知識分子就消逝在大學裡。」學位論文是獲得一個重要學術地位、過上知識分子生活的資格證書；即使不進行調研寫作，為了獲得這張證書，也得多少年緊張地耗盡心力。對於很多年輕知識分子來說，學位論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們人生的較量。當論文完成時，它便不容忽視，論文成為他們的一部分。研究風格、專業術語、對特定「學科」的認識，以及自己在學科中的位置：這些標明了他們的心智。還有：完成的論文要由自己的博士導師和專家委員會評定，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長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這就形成了一個他們不得不服從的密集的關係網———一種服從———這同他們的人生及未來的事業緊密關聯。
這是雅各比描述的美國60年代後的大學裡的知識分子情形，這儼然也成為了新世紀以來中國大學裡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針對中國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種種行狀，包括對自我的反躬叩問，我以為大學裡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喪失了對社會的正確價值觀念的引導，在許許多多重大事件中「缺場」，造成大眾對重大事件缺乏一種有批判深度的價值參照；即使「不缺場」，也只能是作一些趨炎附勢的、期期艾艾的、閃爍其詞的、語焉不詳的發言，絕少有那種犀利的批判鋒芒。與美國不一樣的是，中國大學裡被體制和文化豢養的一群知識分子就連僅存的一點烏托邦的精神也被自我閹割了。所以，你就別指望他們會喊出連封建遺老還能吼上一嗓子的「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壯語，他們只能像阿Q臨刑前那樣憋屈到死，就連堂·吉訶德那樣與風車作戰的勇氣和浪漫精神都喪失殆盡。反躬五四，我們沒有締造一群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共知識分子，所以，我們也沒有理由為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申請一個「社會良知代言人」的身份證。嗚呼，這是一個沒有知識分子的悲劇時代，或者說是有「知識」而無「分子」的時代，是「知識」與大寫的「人」分離的時代！
雅各比似乎更崇尚美國「垮了的一代」的波西米亞精神，而對知識分子的那種趨於保守的文化姿態提出了質疑：「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尖銳的反對意見聽不到了，知識分子都擁有一種『新的、保守的紳士氣派』。他們不是指責平庸和沒有思想，而是欣賞他們新的社會地位；不是充當『社會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榮和正在發展的文化混為一談。」他崇尚米爾斯那樣的知識分子，說米爾斯是「一個揭醜的人、一個道德主義者、一個紐約知識分子生活的局外人。」捫心自問，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多少是甘願做一個有良知的、具有批判力的「局外人」呢？！我十分同意雅各比對美國知識分子的研判，他認為：「年輕的知識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識分子那樣需要一個廣大的聽眾了：他們幾乎一無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園就是他們的家；同事就是他們的聽眾；專題討論和專業性期刊就是他們的媒體……他們的工作、晉陞以及薪水都依賴於專家們的評估，這種依賴對他們談論的課題和使用的語言毫無疑問要產生相當的影響。」
正因為中國近幾十年來也是過多地採取和吸納了美國式的教育體制，同樣的問題和弊病當然會同樣出現在我們的校園文化之中啦。我們的人文知識分子們始終在被課題、項目、成果、評估、評審、檢查、職稱、學科等毫無生氣的規定性程序纏繞，其疲憊和僵化了的軀體被牢牢地釘在了學術的十字架上而不能自拔，殊不知，這種殉難是以犧牲人文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為前提和代價的。我們沒有能力去扭轉這樣的悲劇發生，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
丁帆，男，筆名風舟、馬風。1952年出生於江蘇蘇州市，祖籍山東蓬萊。1977年畢業於揚州師院中文系，1993年被聘為南大中國現代文學專業教授，1994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組成員、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藝理論研究學會理事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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