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屋：中國作家當下最需要爬上的三個台階
今天讀了洪峰先生的《中國作家爬不上去的那級台階》，前不久讀了狄馬先生的《我們比俄羅斯作家少什麼》，兩位先生都認為中國作家缺少宗教精神，缺少對同類以及自身的前途和命運的最終關懷，筆者很是贊同。
但筆者想要和洪、狄二先生商榷的是，您對中國作家真的是高看了好幾眼。且不說宗教精神是任何領域任何職業人都應當具備的高尚情節，如警察醫生教師公務員等，僅當下中國的作家來看，他們連察人識世知自己都作不到，更枉談什麼宗教精神。再者，宗教在不同人群，不同種族間，是有著不同理解和認知的。您說他們沒有宗教，那也是不盡合理的。中國不是還有人教么？遍地的廟宇不是很能說明些問題么？外來的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雖然教眾人數不等，但還是擁躉者不少。而本土的道教，則是信者無其數的。而中國知識分子最醉心的，則莫過於人教。最初是信孔子，信張良，信關公，後來則是信一些所謂的大人巨擘。您能說這種個人崇拜不是宗教？在鄙國的土地上，其實最不缺少的，就是宗教。宗教來自於苦難，也許是這個民族承受了太多的苦難的原因吧，民眾見誰信誰，誰能拯救我脫離苦海就信誰。宗教還脫胎於幻想，即使你拯救不了我，我也假裝你能的，於是我在假裝中信了你。中國人皈依宗教的目的其實與其他民族也差不了很多，都把它當成是脫離苦海的一個工具，都把它當成是一味迷藥而狂噬不已。但中國人皈依宗教的道途卻不一樣，不是以苦行的方式檢視自己的罪惡，不是以懺悔的方式洗刷自己的靈魂，而是以賄賂的方式，求得偶像的恩惠，求得偶像能格外照顧自己。以這樣的路徑去信仰，只是宗教的味道大不一樣了。
鄙以為，以現在的情勢要求中國作家有那種高大上的宗教精神，是有些個難為他們。還不如以大化小，先爬三個小台階再說。
第一階梯：識己
古希臘德爾斐神廟的門楣上，鐫刻著一句神的啟示——認識你自己。而這句話，經常為蘇格拉底所引用。
中國的智者老子，在他的五千言里，也警示人們——知人者知（智），自知者明。
孔子也曾不斷的告誡大家——吾三日而省吾身。只是他的這個省被規定了很膚淺的內容。
只有知道你自己是誰，知道你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你才算是一個有「明」的人，一個理性的人，一個不甚狂妄自大的人。
這和西方兩大宗教中的懺悔、贖罪，管控自己的言行，其實殊途同歸。
在識己自知的情況下，偉大的作家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被這一偉大的精神所照耀，西方的思想家和作家就能在不同的時間寫出兩部《懺悔錄》（奧古斯丁和盧梭）；被這一精神照耀，亘古以來全世界最偉大的作家，或者自己，或者通過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能檢示自己的靈魂。
莎士比亞筆下的李爾王，面對兩個女兒的巨大變化，對自己的身份和理性產生了懷疑，不停追問「我是誰」，從而重新做回自己。
哈姆雷特，一個單純善良的理想主義和完美主義者，眼裡的一切都很美好，他不知道世界的黑暗和醜陋，他相信生活的真善美並且嚮往這種生活。然而面對父親的死亡、母親又馬上嫁給了叔父，他開始對親情和愛情產生了疑問，思想有了重大的轉變。他努力克服自身的缺點，變得更加堅定，並奮起反抗，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們中國的作家，沒有幾個人能反思自己，沒有幾個人能真正地了解自己，沒有幾個人能真正地稱一下自己有幾斤幾兩。但凡寫出個作品來，就以為是經世之作，就以為有轟動效應。但凡有了點名聲，就以為可以傲視群雄獨步天下了。文人相輕，從來都是中國特色。自己的文章，別人的婆娘，也從來都是中國特色。沒有高貴的靈魂，沒有自省的品格，沒有對自我的一個起碼打量。以井底之蛙的眼光量天，以矮人國的眼光用世，自大到如莊子中的河伯，不知其北海有多大。
前不久在網上認識個同道，乍一聊就問我：你是中國作協會員么？我說我從不在意什麼協會會員的。他很自豪地說：他是，然後對我就有些個鄙視了。我也只能呵呵以對了。
曹丕在《典論》中說，寫文章這事，是經國之偉業，不朽之盛事。因故我們的作家們，便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了。有作家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座次，有座次的地方就有自我膨脹。膨脹到一定程度，就想玩政治，想匡扶正業，濟寄於民，一方面給世界留下自己的記號，一方面讓自己榮華富貴。不知道這些作家，讀沒讀過杜甫的兩句詩：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不知道你讀了之後，作何感想。
第二個台階：察人
孟子的知人論世觀，早就明確地告訴我們，你想當個作家，必須得通過交友的方式，了解人性。朋友與你教養不同，秉性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情商智商都不相同，從他們的身上，你能了解所謂人性。
不識己者，焉能察人！
人是有生命的物種，故而不能脫離其生物性。然而既然是人性，就註定了其必須要超越其他生物，有自己的本質屬性，即精神性與社會性。沒有了精神性，他與其他動物別無二致；沒有了社會性，他只會是孤家寡人。但這種精神性與社會性，則必須以生物性為前提。
雖然大家都生活在社會中，但因為個體的差異，人與人所呈現出的精神性並不一樣。即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與環境里，所表現出的面目也不一樣。
作家必須是生活家。
作家必須要懂得人。
巴爾扎克，一個夢想濟身於上流社會的青年，一個浪蕩公子，一個貴婦殺手，其玩世不恭的態度讓所有人不齒。可他卻將一大部《人間喜劇》呈現在了我們的面前。試想，他若一直呆他鄉下，一直作個律師或者神甫，他怎麼會對人間有那麼深刻的領悟，怎麼會寫出那麼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來。那些渴望濟身貴族行列的青年，那些性饑渴的貴婦，那些馬死了架子不倒的老貴族，那些貪婪的商人、夢想家、守財奴，入木三分的刻畫得益於他的生活圈子，得益於那些與他交往的人。如果他不是成天混跡於貴族之中，如果他不去追求那些貴婦們，他又怎麼能了解這些人，怎麼能有栩栩如生的描寫。
中國作家，受生活與圈子所限，筆觸一般只在自己的那個小範圍中打轉。隨著現代社會分工的細化和世界觀價值觀的大分裂，這種趨勢則愈加明顯。有作家以三觀不合為由，拒絕與那些自認為是噁心的人交往，拒絕去吃商人款爺官爺的飯，到最後，把自己的生活圈弄到無窮小。在這樣的態勢下，你又怎麼能寫出不朽來。
錢穀融先生說（有說是高爾基名言）：文學是人學。沒有對人的基本了解，沒有對人性的起碼掌握，把所有的人都想像得與自己一樣，以己度人，人物塑造模式化、類型化，作品雖然寫了無數篇，卻所有的刻畫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不能察人者，何以作時文。
第三個台階：知時
時間是個抽象的概念，要了解它，必須要置它於社會之中。我們在這裡說的「時」，其實就是「世」。植物不會長在沙漠上，文學也必須要以社會為土壤。任何文學作品，都必須是時代的產物，都必須打上社會的烙印。
上世紀的三十年代，魯迅曾與林語堂、梁實秋有過一場對罵的公案。當然，他還與創造社、文學研究會的眾生們，也有過許多公案。塵埃落定之後，我們不妨反思，他們的這些爭吵，不過就是涉及到了文學的時代性、政治性、使命性的問題罷了。有人主張文學是一定時期內的文學，有人則認為文學是永恆社會的文學；有人主張文學要為政治服務，有人卻認為文學必須擺脫政治；有人認為文學必須是民族的，有人則以為文學只能是世界的。這些爭吵，其實都有一個大前提，就是文學不能脫離社會，文學必須有時代性。
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中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在一個互聯網為大背景的社會裡，各種信息魚龍混雜，撲面而來，它一方面為我們了解這個世界提供了方便，一方面卻也帶來了大量的假話和謠言。在這樣的時代里，中國作家們的表現也不盡一致。有人直面時代，以背負天下道義為己任，秉筆直書；有人則避實就虛，只管風花雪月，不論人間煙火，其筆下呈現的，是一首首流蜜的詩；有人也把眼光瞄於生活，但無非弄些田土家禽老物件，把文章寫成了田園牧歌，於社會問題，卻是不敢碰的；有人借古人之酒杯，澆時人之塊壘，在回憶中縱筆狂歡。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些所有的人，都是拘於一隅，坐井觀天，瞎子摸象，閉門造車，作品寫完了還以為是不朽之作；摸到了一堵牆，就以為是大象，而對那個摸到一根柱子說大象的人，極盡之嘲笑。這樣的作家，更為世人所嘲笑。
而更多的人，則把自己委身於政治。不是有兼濟天下的雄心么？不是想弄些經國之偉業的大事么？這樣的理想，玩政治來得最快。寫著寫著，就成了官員。雖然政治時不時地強暴著文學，但更多的時候，是文學不斷地在向政治投懷送抱中。
有誰還有「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情懷，有誰還有「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耐性。曹雪芹一生只寫了一部《紅樓夢》，當下的作家卻是四十天就可以寫出一部大著來。筆者曾說過，速生之物，必然是速朽之物。你玩弄了時間，時間也終將會把你無情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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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寫到這裡，考慮到看客的疲勞，也到了收束的時候。這裡想強調的一句是，本文所述及的三台階，其實與洪峰先生，狄馬先生所說的宗教精神，並不忤逆。若你有偉大的基督教精神，你大約會把這三個台階視若平地，直接跨越。但我還想強調的一句話是：你若爬上了這三個台階，其實就離偉大的宗教相去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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