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戰爭：新史料，新探索——《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法戰爭》（第六冊）的史料價值
原標題：中法戰爭：新史料，新探索——《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法戰爭》（第六冊）的史料價值
1883年至1885年間的中法戰爭長期以清政府「不敗而敗」的形象示人。這場戰爭切斷了清越之間的傳統宗藩關係，加劇了清帝國西南邊疆危機。清廷對法政策在和與戰之間搖擺不定，不同派系的權力之爭引發甲申易樞，對晚清樞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不過，與近二十多年學界在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領域取得的突破相比，中法戰爭研究聲光暗淡。就史料積累方面而言，除當事人的奏摺、公牘和年譜外，前輩學人編纂整理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中法越南交涉檔》《中法戰爭文獻彙編》和《中國海關和中法戰爭》等資料集對推動相關研究，皆有一時之功。
除此之外，法文史料的價值自不待言。邵循正先生1935年出版的《中法越南關係始末》就因廣泛援引法國外交文書而被奉為中法戰爭研究的經典之作。台灣學者龍章同樣參閱了大批法文史料寫成的《越南與中法戰爭》一書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不過，目前已有資料集以中文史料為主，多從清政府的視角展現中法衝突的醞釀與演變。法國本土檔案館館藏資料的整理、翻譯和利用嚴重滯後，制約了中法戰爭研究的廣度和深度。1999年至2006年，張振鵾先生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法戰爭》第三、四、五冊開始輯入法國外交部和海軍部檔案，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法戰爭研究中法文史料的不足。
時隔十一年，中華書局於2017年出版了最新一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法戰爭》第六冊（以下簡稱《中法戰爭續編》[六]），為學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有利於研究者從法方的視角考察中法戰爭相關史事。
《中法戰爭續編》（六）以時間為序，收錄了法國海軍部檔案和外交部檔案共831件，時間跨度從1884年5月1日至12月31日。軍事類檔案包括法軍在越南東京、福建馬尾、台灣基隆和淡水的作戰報告、兵力配備、物資補給等情況。外交類檔案包括法方代表與李鴻章、曾國荃的談判經過、法國眾議院的相關決議、法國政府對美英兩國調停活動的反應、中國沿海和內地省份的反教活動等。
編譯者採取原文照錄的方式，對已刊《中法戰爭》中省略過多、零碎不全的部分史料進行補全。除此之外，本書中絕大部分資料均系首次披露。這批珍貴史料不僅有助於學界對中法戰爭期間諸多問題的考辯，而且能夠從中探索新的論域，試舉幾例如下。
《李福協定》簽字後的「撤兵節略」問題
1880年之前中法圍繞越南控制權的爭奪便已現端倪。學界一般以1883年12月14日法軍進攻屯駐越南北部山西地區的清軍和黑旗軍作為中法戰爭的開端，以法國海軍中校福祿諾和李鴻章於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草擬《李福協定》（亦稱《中法天津簡明條約》）作為戰爭第一階段結束的標誌。
《李福協定》簽署後，由於中法對撤軍時間的理解不同，雙方在越南北圻觀音橋一帶爆發軍事衝突，中法談判失敗，戰端再起。因此《李福協定》及其背後中法之間的分歧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銅版畫：觀音橋之戰中的法軍
《李福協定》第五款法文本規定，自簽字之日起，「三個月內」雙方各派全權大臣詳定正式條約，商定通商、劃界和撤軍事宜。而中文本將「三個月內」誤譯為「三個月後」。1884年6月，法軍試圖接管諒山地區的清軍陣地時，雙方在觀音橋發生激戰，法軍強攻無果。事後雙方均指責對方破壞《李福協定》。
法方強調，簽字完畢時，福祿諾曾交給李鴻章一紙「撤兵節略」，規定6月6日法軍開始接管清軍控制下的諒山、高平等地，清軍最遲應於6月26日前撤回廣西。李鴻章當時並未反對。總理衙門就此事質詢李鴻章，李鴻章堅稱未曾應允所謂的「撤兵節略」。總理衙門也表示《李福協定》並無附件，撤軍問題本應在中法雙方簽訂正式條約之時才能確定。至此，中法雙方關係破裂，戰爭進入第二階段。
儘管總理衙門在觀音橋之戰後承認《李福協定》中文本存在誤譯，但是「撤兵節略」仍是中法戰爭期間的一則懸案。論者或認為法人詭詐蠻橫蓄意製造事端，或指出李鴻章畏懼言官彈劾隱瞞節略不報。近年有研究者提及一則直接證據，即1921年福祿諾在法國某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上刊出的一則回憶，自稱節略上原已註明撤軍日期，只不過交給李鴻章之時，被他本人用鉛筆塗抹。
福祿諾
巧合的是，2017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刊發張振鵾先生的一篇札記《福祿諾節略與中法戰爭兩個階段的轉變——從〈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說起》，考訂節略風波系李鴻章將撤兵日期塗抹，反誣是福祿諾所為，並有意向《泰晤士報》記者透露此事，以製造輿論逃避責任。關於節略被篡改一事已有截然對立的觀點。《中法戰爭續編》（六）收錄幾則披露了「撤兵節略」細節的新史料值得關注。
《李福協定》僅規定清政府「立即」（中文本譯為「即行」）從越南北部撤軍，但並未開列具體時間表。值得注意的是，5月11日中法代表簽署《李福協定》之前，福祿諾致海軍和外交部的電文中從未提及「撤兵節略」之事，也未曾提及在《李福協定》之外另擬「撤兵節略」的談判策略。直到5月18日，福祿諾才首次在致海軍及殖民地部長的電文中提到他於5月17日向李鴻章遞交了一份「撤軍節略」，並附上全部內容（參見第59頁）。
具體情景存在兩個版本。其一，在6月1日致海軍及殖民地部長裴龍的電報中，福祿諾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與李鴻章之間的對話。李鴻章不同意「撤兵節略」，認為其中規定的撤兵期限太短，具有最後通牒的性質，有傷朝廷體面。而福祿諾自稱未作讓步，最後「李鴻章向我肯定他保證把命令傳達下去」（參見第137頁）。
其二，中法重燃戰火後，在7月21日致法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畢樂的信中，福祿諾回憶中法交涉退兵一事的更多細節。雙方對話如下：「『這麼說，閣下接受了我在公函中確定的日期，並由您承擔責任，負責以適當的辦法使北京同意在這些期限內把中國軍隊撤退完畢啰？』『是的。』總督堅定地答道」（參見第343頁）。對話結束後，福祿諾故意通過天津電報局以明碼的方式將此信息發給法國海軍的米樂將軍，「一刻鐘之後，李鴻章就拿到這一電報，親眼證實該電報與我交給他的那份公函的內容完全相符」（參見第343頁）。
李鴻章
上述內容皆與1921年福祿諾的回憶存在不小的出入，個中細節需要與其他資料作進一步比勘。如果1921年的回憶為真，那麼福祿諾事後提交給法國政府的報告中為何隱瞞塗改日期一事？從福祿諾發給茹費理的電報來看，福祿諾並非好戰派，而且對順利簽署《李福協定》結束戰爭頗為得意，他的種種邀功之舉甚至引來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的嫉妒。目前尚無法看出福祿諾破壞中法和談究竟能給他自身帶來何種益處。
如果福祿諾1921年的回憶不實，那麼李鴻章為何在簽署《李福協定》之後，先接受「撤兵節略」，以致中法矛盾不可收拾，遂又製造和散布福祿諾塗抹節略一事為自己開脫？有研究者提到，李鴻章一則無權命令駐越清軍後撤，只得私下向前線淮軍舊部暗示準備撤退，二則不敢上奏清廷降旨撤兵，因為清政府剛剛下令軍隊「扼扎原處」。不過，此說未觸及李鴻章欺上瞞下的真正顧慮。因此仍有必要繼續檢討李鴻章在中法談判中的責任問題，尤其是甲申易樞前後清廷的權力格局對李鴻章外交決策的不同影響。
此外，中法談判過程中的翻譯問題也值得關注。福祿諾遞交撤兵節略時在場的人物除他本人外，只有李鴻章、李的法語翻譯馬建忠和李的英文秘書羅豐祿（參見第1019頁《巴德諾致茹費理》）。其中，馬建忠的翻譯水平不宜高估。例如福祿諾和李鴻章起草《李福協定》時，二人的交流依賴馬建忠居間翻譯，福祿諾當時認為，「馬建忠先生精通我們的語言，但講得並不準確」（參見第109頁）。《李福協定》中文本將「三個月內」誤譯為「三個月後」已屬大錯，折射出清廷法語翻譯人才的匱乏。所以，福祿諾遞交節略之時，口譯的準確性是否影響了李鴻章的判斷，則是另一則懸案。
孤拔艦隊的軍事行動
法國認為李鴻章背信棄義，清政府違背節略，應為觀音橋之戰負責。法方要求清政府不僅執行《李福協定》及其節略，並賠償法軍軍費和相應戰爭損失。總理衙門則表示拒絕賠款，並將觀音橋之戰歸咎於法方。於是法方展開報復行動。
為迫使清政府就範，法國海軍擬佔領港口為質，此後便有了法軍攻陷基隆，甚至短暫封鎖台灣島之舉。那麼法軍為何選取基隆作為目標？在法軍海上作戰計劃中具有怎樣的意義？近年隨著科技史和軍事史研究者的加入，晚清中外戰爭中的兵力、軍事技術和戰術受到更多關注，在傳統外交史研究之外，為探討中外交涉中的各方決策提供了有益的視角。
既有研究多認為法軍覬覦基隆港口的自然條件和周邊豐富的煤炭資源，視之為優良的軍港和燃料補給站。《中法戰爭續編》（六）收錄孤拔與法國外交部、法國海軍及殖民地部之間的大量通信，還原了法國海軍行動背後的考量，有別於一般認知。
基隆港
1884年5月28日，法方從北京公使團處獲悉《李福協定》可能無效時，便制定了「佔領基隆煤礦和台灣北部」作為抵押品的對策（參見第96頁）。沒有選取福州、廣州和上海的原因，主要考慮到這些口岸外僑較多，一旦開戰難免引發列強幹涉（參見第339頁）。
7月13日，茹費理令孤拔艦隊攻佔基隆作為抵押品，表示「我們不打算在李鴻章管轄下的渤海灣攫取抵押品」（參見第291頁），反映了法國政府仍然對李鴻章出面主持和談抱有幻想。不過，由於清廷樞臣更替，加之總理衙門追究李鴻章在《李福協定》及其節略中的責任，李鴻章已經無力左右談判的進程。
從1884年8月直至12月，中法之間打打停停，雙方代表在上海、天津兩地頻繁接觸，以期達成新的協議。此期間孤拔反覆要求北上。他數次向茹費理展示他的作戰計劃，即首先佔領芝罘（今屬煙台），作為北進的基地，進而佔領威海衛和旅順港，最終達到封鎖渤海灣的目的。
孤拔
撤兵節略風波之後，清政府委任署理兩江總督曾國荃在上海負責對法談判。李鴻章在天津多次和法國領事接觸，試探取消戰爭賠款的可能性，但都無功而返。從現有通信來看，孤拔對清廷權力變動和李鴻章的處境並無清晰的了解，將清政府拒絕賠款而又拖延談判視作為戰備爭取時間，故而一方面不斷要求法國政府增兵，另一方面搜集渤海灣的情報，甚至提出水陸並進攻佔旅順的計劃。孤拔的方案還得到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的鼎力支持，兩人頻繁向法國外交部、海軍及殖民地部索要軍事援助。
孤拔艦隊北進計劃最終流產，其外部原因在於，一方面法國政府將主力軍隊置於越南，無力支援孤拔艦隊；另一方面，法國政府並未試圖擴大海戰的規模，茹費理和海軍及殖民地部不斷勒令孤拔不得開展登陸作戰，軍事行動應僅限於基隆港附近。
至於艦隊內部原因，首先，孤拔艦隊佔領基隆港後發現，基隆港港口狹窄，難以停泊大型軍艦，並非預想中的良港；其次，清軍在撤退前搗毀基隆煤礦坑道，恢復生產實屬不易。而且該礦煤質低劣，無法滿足海軍的需要。法國海軍不得不依賴香港、新加坡和長崎的煤炭供應，補給線被迫拉長，限制了法軍的行動。隨著法國海軍封鎖台灣島期間扣押英國船隻引發的法英外交糾紛，香港和新加坡的煤炭供應隨時都有中斷的風險，這也為法軍北進增加了不確定性。最後，法國海軍士兵佔領基隆後出現水土不服、傷寒和霍亂，非戰鬥減員增加，孤拔的北進顯得力不從心。
北進計劃未能實現，客觀上緩解了清政府在海上的軍事壓力和被動局面。孤拔攻佔基隆期間，清軍加強了威海衛和旅順的防禦力量，並不斷用懸掛英美國旗的船隻運送士兵和物資支援台灣守軍。孤拔進退失據，多次向政府抱怨，若早日執行封鎖渤海灣的計劃，清政府恐怕早已就範。
由於中法雙方在戰爭中後期都執行以戰求和的策略，因此，雙方的軍事決策與戰場勝敗直接影響和談的走向。本冊中所收錄的法國海軍檔案無疑為研究中法停戰談判提供了關鍵的背景信息。
列強對中法戰爭的態度
學界對中法戰爭時期的國際局勢已有所關注，如德國政府縱容法國侵略越南以期轉移普法戰爭後法國國內的復仇情緒，又如曾紀澤遊說英國參與調停、美國公使楊約翰在北京和天津的斡旋、日法聯合夾擊清政府的密謀等，但仍有未盡之意。《李福協定》簽署前夕，英國公使巴夏禮正忙於交涉朝鮮事務，聞言中法即將停戰締約，匆忙從朝鮮回到北京。福祿諾認為，英國人樂於看到法國人深陷東亞海戰的泥潭，以便「鉗制我們在馬達加斯加和埃及的行動」（參見第120頁）。法方拒絕美國公使楊約翰的調停方案，也與美國謀求在華利益偏袒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不無關係（參見第391、405頁）。
彼時正值殖民主義狂飆的時代，遠在東亞的中法之戰並非一起孤立的地區衝突。列強各有所圖，它們對中法衝突的關注超越了維護在華利益的基本訴求，而是雜糅了國際戰略考量。福祿諾在簽訂《李福協定》後，邀請各國駐天津領事共進晚餐宣布此事。他在報告中寫到，受邀的客人聽聞中法秘密締結了一個外交協議，既感到吃驚又難掩懊惱和悔恨，「因為他們這樣被人玩弄卻又被邀請來慶祝法國和中國瞞著他們突然達成的和解，而他們本來要不擇手段加以阻撓的」（參見第131頁）。
已有論者指出，1876年中英《煙台條約》簽訂之後，列強一致侵華的局面不復存在，彼此間的衝突往往大於合作。本冊中的各類報告和通信顯示，19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歐洲列強對巴爾幹半島的爭奪，逐漸催生以法俄同盟和德奧同盟為代表的不同陣營，列強間的合作與競爭延伸到了東亞地區。德國政府極力鼓動法國的海外殖民擴張，並未料想中法戰爭會草草結束。
中英簽署煙台條約時的場景
1884年中法在天津商定《李福協定》之時，德國公使巴蘭德往來於京津之間，福祿諾擔心德國人在策劃什麼陰謀，因為這位公使自中法開戰以來便是「協助中國政府制定反對我們的政策的主謀」（參見第120、218頁）。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對法宣戰後，法國委託俄國領事代管各地的法國商人和傳教士。俄國駐煙台副領事法格聖不斷向孤拔艦隊提供旅順港的地形、炮位、兵力、德國教官、艦船噸位等信息（參見第624、628—633、979—980頁），助長了法國海軍北進的信心。
《李福協定》簽訂後，福祿諾提交多份報告描述戰爭期間各方駐華代表的反應，雖不乏向茹費理邀功的意圖，但從近年來不斷升溫的全球史觀出發，歐洲列強的國際關係網路，實則構成影響中法戰與和的因素。中法戰爭史研究領域的拓展有賴於研究者對多語種史料的解讀。
此外，尤其不應忽視的是，中法戰爭是19世紀70年代越法衝突的延續，已有中法戰爭史的相關著述中，越南雖是最重要的相關第三方，卻始終處於失語的狀態。除《大南實錄》《往津日記》和部分燕行錄外，研究者如能挖掘更多越南官方檔案，則可一窺越南政府在1880年前後對宗藩體制的期待和對西方條約體制的迎拒。越南一方如何衡量自身利益，在中法之間周旋取捨，不僅有助於還原中法戰爭在醞釀階段的諸多史實，更可從藩屬國的視角揭示近代以清帝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制所面臨的西方挑戰和內部困境。
《中法戰爭續編》（六）共兩冊近1200頁之巨，上述浮光掠影式的描述尚不足以凸顯它對沉寂多時的中法戰爭史研究的史料價值。需要指出，中法戰爭資料續編原定共七冊，第七冊內容擬包含1885年1月至6月9日中法和約簽訂期間的法文檔案資料，以及從越南、英、美等國檔案中選取有關中法戰爭的資料。從本書編譯者的後記來看，由於出版計劃的變更，第七冊被取消，實為學界憾事，同時也昭示了仍有大量外文資料尚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不失為後來者汲取靈感的來源。
（原文刊載於《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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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戰爭 第六冊（精）--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
作者：張振鵾 主編 庾裕良、張胤副 主編
書號： 9787101118971
定價：148元
《中法戰爭·第六冊》彙編由廣西社會科學院所藏法國海軍部檔案和外交部檔案史料，共85萬字，輯錄了從1884年5月1日至1884年12月31日的831條資料，按原件的產生時間順序編排，並用編號標明。本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張振鵾先生牽頭，多人分頭整理、彙編而成，對中法戰爭史研究及中國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統籌：陸藜；編輯：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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