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法學院之旅：倫敦大學學院

最新 05-07

那些年我們念過的歐洲法學院

作者：張天澤。倫敦大學學院經濟、法律與社會學研究員，曾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獲公法碩士學位。

謝謝天翔老師的邀請，藉此機會可以坐下來泡杯茶，回憶下一年多的生活。

倫敦大學學院（UCL）是啟蒙精神的產物。其初創於1826年，由詩人湯瑪斯·坎貝爾以及律師亨利·布魯厄姆創辦,深受邊沁的功利主義影響，成為英國首所錄取新生不分性別、宗教信仰、政治主張的大學。學校的地址為倫敦中信布魯斯伯里區的高爾街，離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步行十分鐘左右。學校初創時的校名為倫敦大學（London University），後因當時教會以及當地其他大學的阻撓，初創時在其皇家特許狀中未獲得使用「大學」的資格，故更名為倫敦大學學院。在2018年初，該校現共有學生38900人，其中本科生18300人（佔比47%），授課制研究生15100人（佔比39%），以及研究型研究生5500人（佔比14%）。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中非歐盟區的學生佔比均在25%以上。由於學校深受託馬斯·邊沁的功利主義的影響，其遺體至今陳列在學校的主樓內。作為校董之一的他，也會「列席」理事會召開的重要會議。其享有「出席但不投票」的權利，但如果會議上決策的邊出現了平票的時候，會默認其投改革派一票。

在倫敦大學學院就讀法律，我認為有如下的優勢。首先是地理優勢，國家首腦還是諾貝爾獎得主經常來這舉辦講座或是訪問，重要的國際會議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周邊進行。當我閑來無事的時候，我經常在不同的會場里遊走，多元的城市所帶來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大學帶來的影響要大。其次是開放而包容的學風，鼓勵批判。你可以支持也可以反對，可以有信仰也可以沒有，UCL認為政治正確是學術自由最大的敵人，所以各種示威遊行稀疏平常，從支持同性戀到反對脫歐反對校方政策，都有排期，保證相互佔用的場地和時間不相衝突。最後是聯通的資料庫系統，這個數據系統是由倫敦大學聯盟下的18所大學共同打造，資源共享，其中通過「explore」系統可以實現跨庫檢索，因而大大節約了檢索的時間，也大大節省了這些大學地資源。

時光可以帶走了人的青春，同時留下了的卻是記憶。我在UCL讀了碩士，主修公法跟國際關係，畢業後留任研究員。這也是為了讓我靜下心來思考和規劃未來的博士和職業生涯。如果問起我在UCL的這一年半的時光有什麼值得懷念，可能在我眼前浮現的是某個黃昏的陽光灑落在羅馬式石柱上的片段，也是不斷調整自我和學會接受並且享受批評的過程，也可能是和中外朋友談古論今對未來充滿無限可能的心境。

但能留給我更多記憶的是人。有兩個老師在我的記憶里難以抹去。其中一個是個教比較民法的德國教授，個子不高，但有著極為嚴謹的品格。他對於法條，以及案例之間的內在聯繫和影響，甚至是某個法官在某年某日發表的判決意見都是深入腦海。每堂2個多小時的課布置的閱讀資料常常都有兩三百頁，上課的時候，經常會被提問到這個法官的意見是什麼，那個法條講了什麼。我發現硬著頭皮上就很容易撞牆，因為這僅僅是蘇格拉底式的提問的開始，隨後緊接著的是一個有一個的問題。有一次，有個不錯的研究機會，為了試一試，我匆忙趕製了一個研究提綱，然後拿給他看。他給我的具體意見我記不清了，但有句話我仍然記憶猶新：「a half-baked application will likely be unsuccessful and may even harm your reputation」（半桶水的研究不但不太可能會成功，反而會有損你的學術聲譽）。

另外一個是教授民事訴訟程序以及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的老師，本碩博皆是牛津畢業，並擔任上訴法院的助理法官，上課生動有趣。但真正讓讓我感慨的，是對於學生問題的態度。當我就某個問題存在疑惑時，我就給他寫郵件，郵件內容就問題平鋪直敘且近無讚揚恭維的語氣，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所有的郵件都得到了一一回復，而且大多數回復都是在幾分鐘內，對於一些疑難問題，他會耐心細緻地研究並回復郵件。我曾經對「第三方資助訴訟」非常感興趣，想就此寫篇論文，就各種問題，我們曾經有近五十封的郵件往來，事無巨細，也不分工作日與周末。而這些，對於他來說，都是義務「解答」。在我把論文終稿寫好後發給他看，他說，嗯不錯，這是個不錯的開始。不過這篇論文至今還沒有勇氣拿去發表。

這一年多的學習和研究時光，所帶給我最大的改變是對於批評的態度。對於學術而言，批評應當純粹，直截了當。因為純粹的批評時真誠的交流。鼓勵批評，並批判地接受批評。我發現學術跟生活很像，批評總是多的，就像挫折在生活里也總是多數一樣。每一個挫折和每個批評都是他人幫助自己反思的機會，也是進步的機會。在我的各種各樣的習作論文中，批評總是多的。初來感覺這種批評太過直接，後來逐漸發現，這種直截了當批評廣泛存在於學術同行之間，因為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為了更加求真、務實的研究。我仍記得我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里克·馬斯金的一場報告中質疑他的機制設計理論時，他由衷地感謝我的提問並耐心地解答，這種樸實和真誠，仍記憶猶新。從同行之間的相互批評到批評政府，是為了讓這國家和社會變得更好，先天下之憂而憂，這是法律學者的天然使命感，也是作為學者的自我驕傲感所存在的原因。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一樣重要，有時候敏銳地發現問題比解決問題更加重要。建設建立在否定先前地基礎上，沒有批判，建設又能從何而來。

我的研究興趣非常廣泛。我學經濟和法學出身，我對於經濟和數理模型在我本科期間就有很大的興趣，與法律結合，我那時候就開始研究土地中的產權配置和制度設計。在聯教和一些國際組織的實習經歷讓我對國際法又有了初步了解。在國內律師執業的經歷豐富了我對民事爭端機制涉外爭端解決機制的認識和經驗。而我最近即將發表的一篇文章，與歐洲區域一體化、一帶一路相關。不過，我覺得讓我感覺到幸運的，是我周圍都有非常多在各領域遠比我的多優秀的人，總能在我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比如我在做比較土地制度研究的時候，一位德國的律師幫我翻譯了某個地方的徵收規定，並給了我如何適用的相關意見。在我做電子政務對於歐洲一體化影響的問題的研究報告的時候，不少產業領袖以及政府的主管都欣然接受了我的訪談。

最近幾個月，全英國不少大學老師都在罷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理由是教師覺得養老津貼以及工資不夠， UCL 也不例外。在一個民主的國家，當感覺到權利受到了侵犯時，可以聯合所有覺得權受到侵犯的人通過罷工的形式讓社會感受到其疼痛，這當然是所謂的自由。但從側面來說，這也折射出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教育制度上教育產業化帶來的問題。教育產業化意味著繳納和所獲得的「教育服務」相不匹配的高昂的學費。近二三十萬一年的學費在很大程度上又被用在了諸如學校宣傳公關、擴張或者被重新定向到了其他的地方。真正用於有效地教學研究上的經費卻又很少。教育產業化也帶來了很大問題，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