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

原標題：張文木：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

來源：察網（chawangzg）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告誡全黨：「行百里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我們做國際政治研究首先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服務；不僅要研究和總結大國崛起的成功經驗，更要研究和總結大國，特別是英美國家崛起過程中挫折和教訓，這對於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避免「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曲折，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是有益的。

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

整個20世紀前半葉，中國人民不僅進行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同時也在進行著反分裂的鬥爭。與印度不同，中國的鬥爭贏得完全的勝利。

20世紀初，世界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就出現大規模的義和團反帝愛國主義運動。1914年，歐洲爆發世界大戰，歐洲列強對中國無暇顧及，中國國共第一次合作並取得北伐統一戰爭的勝利。1927年國共分裂，日本利用中國國內戰爭大舉入侵中國。40年代初期，日本根據自己的戰略需要有意識將中國版圖分裂成好幾塊，亞洲的地理政治版圖已近歐洲的破碎形勢。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是把自己當成是東方不列顛，但他缺少英國的外部地緣政治環境。英國面臨的是破碎地帶，而日本面臨都是些大塊頭國家：東邊有美國，西面還有中國，北面還有俄羅斯。在這幾個「大塊頭」中，日本人用了50年(1895～1945年)的時間竟將中國由外及里地分裂了：一方面是將中國國土分裂：在東北弄了個「滿洲國」，在華北又搞出個「自治」，然後又在華中華南扶起個汪精衛偽政權，讓這些板塊在與重慶和陝北的抗衡中相互牽制。日本人明白，保證日本崛起的前提是把亞洲變成歐洲式在破碎模式。另一方面是將中國經濟碎化。他們在中國殖民區按照英國的方式，強化東北的重工業，培養天津的輕工業，至於中國南方原本很有優勢的紡織業等，則被日本人全部摧毀。日本人是侵略軍隊走到哪裡，商人就跟到哪裡，一切為了日本本土的經濟為服務，日本將其本土作為亞洲經濟的資本中心，其餘都是外圍地區。

但是，日本人還是失敗了。它敗在哪裡呢?敗在戰略哲學上。日本人的戰略是沒有哲學的。

哲學是講邊界的，戰略哲學是講力量的極限和底線的。好的軍事方案是敵人越打越少，壞的軍事方案是敵人越打越多。當年日本人的擴張似乎是沒有極限，對手無限增加：先與中國結怨，後又北上與蘇聯結怨，與蘇聯修好後又南下打過南京又與英法結怨，最後直衝珍珠港，終與世界最強大並有巨大戰爭潛力的美國結怨。

當時想分裂中國的不是只有日本一家，美國曾想與日本分割遠東，而日本則想獨吞，日本與美國開戰並戰敗後，美國便聯合蘇聯瓜分遠東。解決歐洲戰場並分割了歐洲之後，美蘇便轉向中國。他們都希望中國大陸破碎，但也不能過於破碎，但無論如何不能統一。1945年7月斯大林對蔣經國說「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1]。當時美蘇是想以長城為界限分裂中國：長城以南留給美國，長城以北為蘇聯勢力範圍。這種想法最終體現在美蘇拉著英國共同簽署並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承認的《雅爾塔協定》。但是毛澤東就是不認這個邪，不聽斯大林不要過江的「建議」，要「宜將剩勇追窮寇」，最終，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打過長江，雅爾塔協定也瞬間變成一紙空文。為此，我們真要感謝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並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試想如果毛澤東當時顧及斯大林的「建議」，止步於長江北岸，那中國東北就將繼續為蘇聯人所控制，西藏也勢將不保;果如此，今天的南方人到過北京來說不定還要有幾次「過境簽證」。這樣的後果對中華為族說來是災難性的。關於此，李宗仁本人後來在其回憶錄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寮國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2]

20世紀前半葉，中國的統一遠比分裂的速度快。我們看，20世紀40年代初，中國被分五六塊，1945年又成了兩塊，到了1949年就為中國就統一為一個強大的國家。這樣的速度有賴於中國人擅長於綜合併因而高於西方形而上學的思維形式。日本似乎是東方思維的「異類」，既沒學好東方哲學，也沒掌握西方哲學，其文化沒有深厚的根基，這才出了「東條英機」，才挨了原子彈。日本人至今不明白自己敗在何處，死不認輸。

戰略家在設計戰略目標時，不在於目標的邏輯合理，而在於目標所涉對手數量的合理：如果有兩個或以上的對手，這個目標就不可行了。道理很簡單：「1-2=-1」。當年俾斯麥為統一德國，在南方打敗奧地利後，皇帝身邊的將軍還要直搗維也納，俾斯麥就死活不答應。因為這意味著德國要在奧地利這個對手之上再添加了法國和俄國，這是德國國力不可承受的結局。俾斯麥在回憶錄中說他當時「情緒極壞」，真想跳樓以死相諫。[3]俾斯麥是離拿破崙帝國的失敗並不遠並從這場大劫難中悟出戰略哲學的大政治家。基辛格說俾斯麥「由於他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到外國佔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峨屹立。」[4]與大和民族不同，德國是有哲學素養的民族，他們的戰略有彈性，所以很快就平復了戰爭的創傷。

羅斯福去世後，美國人在歐洲人面前從奴隸到將軍，此後的美國戰略開始飄飄然並失去了有限性哲學。1946年3月，丘吉爾一紙「鐵幕演說」把美國人忽悠到了朝鮮戰場。麥克阿瑟壓根就沒有想到毛澤東中國還能作與不可一世的美國作戰。1950年10月15日，放心不下的杜魯門總統親自飛赴威克島與麥克阿瑟討論朝鮮局勢。杜魯門希望得到有關中國或蘇聯是否會幹涉的「第一手情報和判斷」。麥克阿瑟以趙括論兵的口氣告訴總統，朝鮮人「他們只是為了保全面子而戰。東方人寧可死也不願丟面子」;「我希望能在聖誕節前把第八集團軍撤到日本。」[5]當杜魯門總統問「中國人或蘇聯人干預的可能性有多大」時，麥克阿瑟回答說：「很小。假如他們在頭一兩個月干預，那還管用。現在我們已不再害怕他們干預了。我們不再畏首畏尾了。[6]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美國被中朝人民軍隊打爬在三八線以南。

羅斯福之後的美國人不明白雅爾塔體系對於美國世界地位的意義。事實上，只有這個體系才能保障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美國與蘇聯的關係本是周瑜打黃蓋的關係，有矛盾也是在雅爾塔框架內的利益調整，而不是打破這個框架的「零和」式毀滅。這些話，在極右的麥卡錫時期，作為雅爾塔體系的重要奠定人馬歇爾已不能再說了，而其他後來的美國政治家也悟不出來。這時除了馬歇爾之外的美國人個個好象暴發戶，發了財就不知天高地厚，就胡來。當時美國聞「左」色變，搞極右，不反共，勿寧死;不反共，就是公敵。當時的戰略家是喬治·凱南，大忽悠。基辛格說「凱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牆都已配置衛兵防守，他的觀點對此有決定性的貢獻。」麥卡錫加上凱南，將美國大兵推向全世界：你共產主義在哪裡，我美國就打到哪裡。可共產主義是思想，美國派出的兵可是人啊，思想到過的地方美國都要派兵去，美國就是象唐·吉訶德一樣在與「大風車」作戰，這樣就透支了美國的國力。在尼克松上台之前，美國接近衰落。尼克松主義帶來了美國的中興。蘇聯解體後，美國又開始狂熱，又在犯同類錯誤，進入21世紀後，美國與其擴張速度同比地衰落。

事實上，二戰之後，歐洲，尤其是英國，一直對美國心存不滿，要報一箭之仇敵。印度於1950年初就跟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我們知道，印度是英聯邦國家，在當時，英國對印度仍有較強的控制力，沒有英國的指示，印度不可能那麼快跟中國建交。那為什麼英國會同意印度去承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呢?這個是老英國的那一套，英國要用中國消耗美國。丘吉爾之後，英國一直唆使美國沖在前面與「社會主義陣營」對抗，耗盡美國。尼克松明白這一點，與中國建立戰略盟友關係，由此挽救了美國。現在美國又忘記了這一點，被英國人慫恿著衝到巴爾幹和中亞。科索沃戰爭後，美國人幫著歐洲實現了二戰前的地緣政治版圖，美國將面臨著二戰前歐洲與美國抗衡局面。21世紀始，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忽悠著美國衝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將再次美國拖垮。美國撤離中亞以後，歐洲向美國叫板的聲音還會更響。在亞洲崛起的今天，美國的東翼即大西洋東岸也開始有了危險。今天的歷史又有了「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的迴響。這對我們中國就是很好的戰略機遇期。

2010年9月，布萊爾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他「不後悔當初做出參戰的決定」。這話一般的英國人讀不懂，但能讓長眠於九泉之下的丘吉爾感到欣慰。

餘論：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

上面我們總結了英美國家崛起過程中的一些經驗，其中有些經驗是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性質的，對此，我們可以不學，但我們不可以不懂。列寧曾說過「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7]，只有讀懂了對手的心思的人，才能找到戰勝對手的辦法。那麼，從西方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中，我們會得到哪些啟示呢?我以為至少下面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革命在民族國家崛起中有著巨大的作用。在英國、美國等大國崛起的歷史中，他們的革命確實在其崛起階段成為「歷史的火車頭」，但是他們崛起並轉為世界霸權國家後，它們就開始在肯定本民族革命歷史的前提下，削弱其他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意識，弱化其革命精神，對此，我們不僅要予以警惕，並給予我們中國革命歷史以肯定的地位。可以說，沒有中國革命，就不會有今天統一強大的中國;否定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就否定了今天中國政治的基礎。這個後果是對世界現存的一切國家的未來，尤其是對我們中國的未來是致命的，因而是不允許的。

二、「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這不僅是中國崛起的經驗，也是英美國家只讓自己明白卻讓其他民族淡忘的崛起經驗。英美國家用一切方法，從地理和心理上雙重碎化其他民族和國家並以此實現其對世界的控制。對此，我們不僅要予以警惕，而且要在任何時候堅持國家統一高於一切的原則，強化中央權威，對著打著「人權」「民主」幌子試圖碎化中國的企圖，予以最堅決的打擊。

三、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是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留下的寶貴經驗。中國共產黨對槍杆子的認識是從1927年「四一二」血泊中認識到的，1929年我黨古田會議起建立第一支真正區別於中國軍閥的——近代史表明這樣的沒有主義的軍隊在中國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武裝力量，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保證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克服了重重艱難險阻，不僅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和中國統一的任務，而且還成功地將中國建設為初步現代化的國家。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1948年由於國大黨沒有自己的武裝而導致印度在獨立之初便陷入國家分裂，中國則由於共產黨牢牢地掌握著軍隊的領導權而在新中國建立前夕就基本完成的國家統一;1992年蘇聯解體從共產黨主動放棄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開始，而同期的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牢牢地掌握著對人民軍隊的領導權，卻經受住了國際國內政治的風浪的衝擊並成功地將中國現代化事業推向21世紀。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是保證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生存安全和發展安全的最後堤防，也是中國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終極保障;對於這樣的經驗，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重視;同樣的原因，西方打垮並肢解蘇聯是從誘使蘇聯共產黨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開始的，對於這樣的教訓，我們應當在今天整個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中予以高度警惕。

四、在國際戰略中堅持「不稱霸」原則。歷史經驗表明，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蘇聯解體後，中國開始崛起，而美國又要重複以往英國遏制美國的政策以對付中國。但是對於未來崛起後的中國而言，我們應當汲取的歷史經驗是不要選擇美國今天的稱霸世界的道路。從羅馬帝國到大英帝國衰落的歷史經驗表明：地區性守成則國強，世界性擴張則國亡。歷史上沒有一個大國的國力，能經得住世界性擴張的透支。所以，今後不管中國發展強大到什麼程度，都應謹記並遵循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8]的外交路線，這是一條高度濃縮老一代領導人政治智慧的和保證中國未來行穩致遠，因而必須永遠牢記的強國路線，將來「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9]。

注釋：

[1]斯大林對蔣經國說：「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轉引自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

[2]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頁。

[3]「在我看來，軍人方面滋長的不願中止勝利進軍的情緒在國王陛下身上已佔優勢。根據我的見解，我必須抵抵制國王陛下利用軍事上的勝利和要繼續勝利進國的意圖，這使國王異常激動，致使我們之間的談話不可能再繼續下去。我的印象是我的解釋已被拒絕，於是我走出房間，打算懇求國王允許我作為一個軍官回我的團隊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間時情緒極壞，一個念頭油然而生，覺得不如從四層樓打開的窗口跳下去。」[德]奧托·馮·俾斯麥著，楊德友同鴻印等譯：《思考與回憶——俾斯麥回憶錄》第2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42～43頁。

[4][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

[5]「1950年10月15日威克島會議紀要」，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頁。

[6]「1950年10月15日威克島會議紀要」，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頁。

[7]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作用」，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

[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9]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作者：張文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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