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同語言一樣，也是一種符號

「啊，人類，只有你才有藝術。」席勒的這聲感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人們只把它看作是對人類創造美的能力的誇讚。

席勒辭世74年後，即1879年，西班牙的一位工程師馬塞利諾·特·索特烏拉和他4歲的女兒戲劇性地發現了阿爾塔米拉洞穴中的史前人類壁畫。以後，在法國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又發現了一系列古老的洞穴壁畫。1940年，世界上迄今所見最為精彩的拉斯科克斯史前洞穴壁畫，被4個少年在法國南部發現。據科學家們測定，史前壁畫的創作年代，可以追溯到20 000至40 000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這些史前藝術的考古學發現，揭示出這樣一個重要的線索：現代人類的起源，同人類造型藝術活動的出現，在時間上恰恰是兩相吻合的。

比席勒年長47歲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1746年的著名論文《論語言的起源》中提出了「人是語言動物」的命題。200多年後的今天，仍有不少人類學家堅信，從攀緣於樹林的猿到直立行走的人的轉變，是與語言的出現相伴隨的過程。萊爾德於1963年寫道，人確實可以定義為「一種語言化的哺乳動物」(a languagized mammal)【萊爾德(Charlton Laird)：《語言的奇蹟》(The Miracle of Language)，紐約1963年版，第16頁】。由於晚近的人類學對高等靈長動物智力能力尤其是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能力的再發現，由於社會生物學揭示出多種動物具有高度發達的社會組織形態，「人是社會動物」「人是工具動物」這樣一些古老的金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人們迄今還沒有發現一種動物能夠創造出哪怕是最粗糙不堪的藝術作品，也沒有發現一種動物能夠像最原始的人那樣說出分節的話語。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人類才有藝術」和「人是語言動物」是兩個含有深刻的本體論思考的判斷。

如果我們站在現代符號學的立場上重新審視這兩個判斷，就會發現它們不但彼此並不矛盾，而且是相通的：無論是語言還是藝術，都屬於一個共同的母範疇——符號。用法國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等人的話說：「藝術也是一種語言」【列維-斯特勞斯(LevyStrauss)：《結構人類學》(StructuraI Anthropology)，雅克布遜(C．Jacobson)英譯本，紐約·倫敦1963年版，第一卷，第84頁】。若將這種隱喻的說法譯解成更確切的表述，則應是這樣的：藝術同語言一樣，也是一種符號。

於是，在「只有人類才有藝術」和「人是語言動物」這兩個古典命題之上，我們又有了新的現代合題。這就好比在兩個方向上挖隧道，一旦雙方匯通了，必然會帶來一種驚奇的欣喜。人類對自身本質的探索獲得了柳暗花明般的新認識，這畢竟是值得慶幸的。現代哲學家們傾向於把人重新定義為符號動物或文化動物，充分體現了人類對自身了解的深化。

為什麼人既是符號動物，又是文化動物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文化乃是「一種模式化了的符號交互作用系統，代代相傳，永無止境」【參看安東尼·馬賽拉（Anthony J.Marsella）等編的《文化與自我》(Culture and Self),紐約、倫敦1985年版，第一章導論「文化與自我的探索方法」】；符號則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的創造和傳承是以符號為媒介的。如果說文化使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狀態的一切其他生物存在，那麼，文化的載體——語言與藝術等符號形態則使人最終成其為人的本質屬性。這樣的說法似乎倒是應了《馬太福音》中的一句佳言：「太初有言」。

摘自俞建章、葉舒憲《符號：語言與藝術》（中國文學人類學原創書系）

本書是從符號學理論視角解說藝術起源的第一部專著。書中探索語言文字元號與非語言符號在史前期的孕育發生，描述原始藝術生成背後的神話思維規則，揭示藝術起源的過程和規則，說明從神話思維到藝術思維的嬗變和提升，特別是先於國內生態批評的興起而倡導關注藝術符號的生態意義。

作者簡介

俞建章，1953年生，畢業於河北大學中文系，曾為《紅旗》雜誌社編輯。1981年起在《文學評論》發表《論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人道主義潮流》等。1990年代移居奧地利維也納。

葉舒憲，文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致遠講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學人類學研究會會長，兼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首批入選的學科帶頭人。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主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叢書、「神話學文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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