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耶魯校慶時，校長都在講些啥？

哈佛大學350周年校慶講話

哈佛大學校長：德里克?博克

譯者：王虹

（點評：通篇的反思、批判意識，憂患意識！校長並未自以為是地告訴大家應該怎麼做科研、去教書育人、去愛國，而是十分尖銳地提醒大學不應該做什麼，或者大學面臨的危險與困難。這樣的講話，令人清醒！）

提示：篇幅過長，可以選擇性看顏色字體部分

從我們上次聚會慶祝哈佛大學校慶300周年紀念日起，50年過去了。人們從這段歷史中可以清楚得看出，在今後的幾十年內，幾乎不大可能有什麼大的動蕩會改變哈佛，美國和整個地球。美國在世界上演的角色也沒多大可能發生變化。少數民族和婦女對於更多機會的要求，醫療保健的巨大變化，技術的急速發展都不會吞沒美國。最重要的危險，仍然是對知識的極端重要性的估計不足。

在所有因素中，正是知識改變了哈佛和其他大學的面貌。從上次世界大戰開始，並在戰後繼續發展的電子學和生物工藝學的進步，各行各業的精通業務，政策分析運用和現代醫學的革命；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知識，專門知識和新的發明是社會進步的關鍵因素。

由於大學是知識發展的主要源泉，大學比50年前我們的前人所想像的更為重要。幸而，美國的大學以及大的熱情和創造力迎接了這一挑戰，有力的環境幫助我們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許多國家的高等教育，而美國的大學不但幸免於難，而且還由於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和學者為了逃避歐洲的政治迫害而跑到美國而得到了加強，美國的大學還得到了世界上最繁榮的經濟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了一套組織高等學校的特殊方法。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大學一直有著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員很少干預州立學校的事務，私人集團也可以建立它們自己的學校。所有學校都在為得到優秀的學生，教師和設備進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競爭。我們對這一體制已經如此熟悉，從而認為這都是理所當然的。其實，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在幾乎所有其他國家內，大學嚴重地依賴政府，並在中央計划下運行。

我們這種自由而又分散的體制有著偉大的力量，它允許各自為政的獨立學術中心存在，提高了創造力和適應力。由於避免了政府的控制，決策權利就掌握在有識之士的手中，鼓勵競爭成了努力進取以超越他人的動力。我們在取得科學研究成果，進行高質量的職業培訓，為社會不同階層服務，為廣大的個性各異的學生提供不同課程等方面形成了一個被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網路。

因此，有理由認為現在是慶祝美國這所最古老的大學的誕辰的最好時刻，也是慶祝美國教育取得最偉大成就的最好時刻。但我們學校當初是清教徒建立的，如果說350年來哈佛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特點的話，那就是我們總在心神不定的擔憂，即使在從外界形勢看來沒有任何理由這樣時也是如此。當我們為取得的成就而高興時，會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陣痛，雖然我們強忍著，但也不免說出來。我們知道有多少學院是在全盛時刻種下了日後衰退的種子。我們的第二天性使我們從自我陶醉中清醒過來，時時問一下自己有什麼敵對的力量存在。命運會有什麼改變，有什麼內部矛盾和過分行為會消弱我們的大學或阻止它滿足現代社會和人類的需要而作出貢獻。

為了尋找我們憂慮的根源，我們最好從觀察學校的外部環境著手。學校的成功和繁榮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但這種注意並不總是令人歡迎的。當學校的影響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聲望和財產日益增長時，各種集團自然會受到誘惑，希望利用學校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近幾年我們在這方面有許多證據，軍事和情報部門試圖使我們的教授們參加秘密的研究工作，並對我們作出種種限制，以避免我們的科學發明落入敵人之手。商人們尋求和我們的科學家建立關係，以幫助他們開發新產品。社會活動家敦促學校利用自己的資本，購買力，尊嚴和威望同種族隔離等罪惡和不公正作鬥爭。公眾指望我們利用我們的財富和影響力來幫助解決地方問題。

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必須十分明確：大學的職責是為養育自己的社會服務，問題是如何才能為社會作出最大貢獻，以及所需的條件到底是什麼。校外的集團時常錯誤地認為，既然大學成功地進行了教學和研究工作，那麼他一定可以操縱政治機構，或者解決社會問題。他們時常迫使大學冒犧牲自己獨立性的危險而參與政治鬥爭，或者要求他們做一些有損學術公開和自由的事情，而公開和自由正是一個健康研究環境必不可少的特性。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已不在於人們尋求大學的幫助以解決社會問題，而在於人們要求大學的所作的與大學的性質相矛盾，從而對大學的基本功能夠成了威脅。

來自大學外部的另一個令人憂慮的變化是，政府的規定有越來越多的勢頭。當知識和高等教育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活躍的時候，國家自然希望能確保大學為公共利益提供服務。大學已經被規定禁止種族歧視，推進正當活動，保證對研究基金的使用進行說明，保證殘廢人的入學權利，控制學生的入學分數，等等。

所有這些規定都是出於好的動機，大多數是完全合理的，問題在於政府的干預還要走多遠。里根年代使我們暫時免於更多規定的束縛，但誘使未來政府做出新的規定的可能性依舊大量存在。例如，當權者計劃使畢業生的數量與國家的需要協調一致；對學校的發展計劃和新設施的建立進行審核以避免重複和浪費；制定詳細的規則來檢查大學的體育比賽；制定防止學生得到不公正分數和入學遭到招生辦公室不合理拒絕的保護性條款；等等。

在考慮這些規定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大學必須是對公眾負責的，不斷增加的規則正在威脅使我們大學在為公眾服務方面取得成功的那些因素。美國的高等教育是在特色各異，地方自治和競爭中繁榮起來的。而我們的規定就意味著千篇一律，中央計劃和官僚控制。我們頭上的規定越多，把我們周圍只是很好的環境變為嚴重阻礙國外兄弟院校的那種制度的危險就越大。

規定越來越多的前景是與大量令人煩擾的問題相關聯的。許多人對於研究性大學的影響和威望不斷提高的心情是矛盾的。你們毫無疑問已經在最近的報紙和雜誌上看到關於你們母校的一些報道。照片很漂亮，文章的調子是友好的和建設性的。然而讀一下內容，你將會發現他們都在強調哈佛的成就--在社會上的影響，基金的數量，在高級職位的畢業生的數量。我猜想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在暗自慶幸自己能與這樣一個受到尊敬的學校聯繫在一起。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描繪的，只是一幅對哈佛和其他大學真正貢獻歪曲的圖畫。

我們都能夠了解哈佛成就的本來面目。除去偶爾的科學突破外，人們從那些大量的書籍和無數增長知識的學生中間辛勤勞動的學者身上看不到許多戲劇性的東西。用想像代替這種現實並不是完全無害的。當人們讀到有關哈佛文憑的金錢價值，哈佛基金的不斷膨脹，老校友網的無形影響的報道時，羨慕和尊敬很容易變成嫉妒和仇恨。

這種看法雖然不是什麼新的東西，但國家現在資助科學發明和學生助學金方面起的作用如此重要，已使危險性危險增大。認識到教育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聯邦和州政府官員對大學是很慷慨的，這使得學校的活動更多地依靠學校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哈佛和其他有類似情況的大學處於一種50年前的前任無法想像的危險境地，我們的繁榮越來越依賴於社會各方面對我們的態度。正如我們從近幾年來幾個事件中了解到的，對研究性大學的優越和驕傲的不滿情緒很容易導致立法和行政機構的敵對活動。

雖然我們校門外的危險已經足夠大的了，但很可能更大的危險來自我們學校內部的緊張局勢。洛思爾校長在1936年曾就這一危險性評論說：「如果我們對歷史沒有搞錯的話，一個學校在其富有活力的時候是很少會毀滅的，而缺乏活力的學校則是自尋死亡，這時魔鬼就會乘虛而入，從而將其至於死地。」我們應該牢記這個警告，密切注意那些妨礙我們履行職責的內部矛盾和壓力。

一般人在列舉學校成功的弱點時，首先強調驕傲的危險性是很時髦的。然而，在所有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內，驕傲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是處於最後一位的。我在哈佛的這些年內，從沒有看見一個學校像我們現在這樣關心走下坡路的危險，從沒有這麼多人決心進行創造性的工作。如果我們要尋找問題，則確有一些問題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一個問題是大學在確定重大項目和限制發展上遇到的困難。這種困難是可以理解的。知識和專門知識越來越重要，其用途也成倍增長，富有魅力的機會不斷出現。由於大學在其性質上是無政府的，並由於授予教授自由權而昌盛，因而新科學不斷出現，舊的科目仍然保存著，學校的擴大因此不可阻擋。

隨著這個進程的不斷繼續，大學變得更難於管理。有如此之多研究項目需要關心，如此之多的必須會面，如此之多的地方會出現問題，如此之多的活動要求經費；解決這些問題足以耗費最有才能的管理者的聰明才智。而有經驗的管理者必須準確知道什麼是大學所絕對不能做的。由學校的性質決定，大多數官員都是從教員中挑選出來的，由於缺乏管理藝術的訓練，這些學術領導人很容易被行政事務所吞沒，而幾乎沒有時間考慮如何改進教育和為開拓性研究創造機會。因此我們可能陷入一種可悲的境地，根據他們的學術經歷而任命他們，但他們卻沒有時間來思考學術問題。校長為此感到苦惱已經很長時間了，現在已輪到學院院長，系主任和重要項目的負責人了。

在座的很多聽眾很快就會意識到，大學的不斷擴大需要不遺餘力地尋求基金。在高等教育競爭越來越激烈的今天，學校代表必須更加機敏地從政府和個人手中得到資金。這種壓力充其量只能造就一些能應付各種煩惱的好脾氣的管理者。在第一流的運動競賽中，這種壓力經常變為對運動員進行丟人的管制。在科學方面，財政壓力迫使學校進入工業公司或政府計劃安排的項目，其中一些需要保密或附有其他限制，這將危及自由，公開的研究環境。在我們這些在學術中辛勤耕耘的勞動者看來，我們高尚的目的使我們使用的這些方法合理化了。勞倫斯主教在為哈佛集資的時曾經說過："當你在做一個真正偉大的事業時，你就不能不顧慮重重。"而在那些不具備這位主教的熱情的校外人士看來，這種狂熱的追求基金會更加證明他們的觀點，即學校只不過是另一個為自己追求特殊利益的合法組織而已。

教師在發展自己的系和保持自己的研究中心而奮鬥時，也越來越深地捲入了籌集資金和行政事務的苦役。但對很多教授來說，更加束縛他們的是由於社會對專業知識的急需而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各種機會：提供政府諮詢，為政府服務，為大會做報告，為感興趣的公眾介紹某一個知識領域，等等。這些機會對於專業學院和文理學院的教師都大量存在的。逐漸地，不知不覺地，這些校外活動成了許多教授尋求刺激和變化，提高地位和金錢收入的最大來源。

這些活動並不是完全有害的。教授們與他們感興趣的人和事相接觸可以解決一些有價值的實際問題，否則他們可能只知道紙上談兵，但這些活動終究佔去了為實現學校更為主要的目的而必須花費的時間。

在未來50年內，以上所述的壓力和誘惑都不會有所減輕。相反，隨著知識總量的不斷增加，學者們將發現更難集中精力於他們的研究領域。社會將不斷需要新的專門知識，校外機會將有所增加。大學為了保證自己的研究項目和活動，將更加需要教師門對學校管理的支持。

對教師的要求增加了，我們將如何回答呢？我不知道，對此也的確有理由感到憂慮。在一個學者的只是如此專門化，又如此依靠外界的承認和支持的現實世界裡，他們同時忠誠於大學，職業和提供他們基金的勢力。當這些相互抵觸的壓力增加時，教員們將更加難於擺脫周圍社會的影響。難道我們能希望教授們不受這個時代流行的價值觀念的影響么？這一代的學者是隨著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而成長起來的，他們對現存制度有著普遍的不信任。我們不應指望他們有著他們的前輩和其他行業中存在的忠誠。相反，在這個鼓勵成功和生活多樣化的世界的影響下，我們很容易發現，越來越多的教授將試圖把自由，安全的學術工作同風險較多，性質較為低下卻有較多金錢和較高知名度的工作結合起來。

不管這種預測是否現實，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無疑。金錢雖然十分重要，但影響學校的關鍵因素是時間。

時間的效用是不能明顯看出來的。例如，我們通過細心的觀察會發現，把每一分鐘都用於學習的學生常常成績不能提高，反而會下降。對於學者來說也是如此，參加很多有興趣的活動能夠使他們改進工作的質量。但我們也同樣清楚，一旦校外活動的負擔達到某一個極限點，校內工作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幾年內，這種可能性將成為現實，越來越多的教員將超越這一局限。

如果以上情況發生，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其影響可能不會很快顯示出來。學術成果的數量可能不會受到多大影響，講座仍然是有競爭和有內容的。但由於不被打擾的學術研究時間越來越少，學術成果將越來越缺乏深度和廣度，並且將過多得依靠助手的工作。教師和學生的課外接觸時間也將減少，這些接觸雖然看起來是可有可無的，但卻可能為青年學生在大學中的生活留下最值得記憶和最關鍵的一刻。教師也將有時間去認真了解如何才能幫助學生改進他們的學習。我們已經不能充分地了解大學教綱的完成情況，更不用說進行足夠系統的工作去改進了。我們對學生入學時的聰明過人談得很多，對他們入校後進步了多少卻知之甚少。無怪乎外界總是用粗俗的用詞來形容大學教育而忽略其真正的意義。

現在，你們已經對我們的成功所帶來的大量問題聽得很多了。這些問題與過去50年大學所克服的那些挑戰大不相同。我們已經無法依賴我們高等教育體制本身的力量來使我們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因為我所描述的那些危險正是這個制度的產物。展望未來，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抵抗那些迫使我們偏離正確軌道的壓力。

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必須把一件事情牢記在心：我所描述的危險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是由於對大學本來的目的和達到這些目的所需要的基本條件認識錯誤而造成的，而這些都是很容易被忽視的。由於我們已經習慣於從研究性大學考慮問題，因此我們之中的許多人都認為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一些人則為了大到一些看起來更為緊迫的目的而將大學的基本目的置之一旁。在很多時刻，新的環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威脅我們的基本價值了，而我們卻一無所知。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們必須非常清楚大學一直完成的很好的職責和履行這些職責所需的條件。

尤其是，我們需要說服公眾並時時提醒我們自己大學不是營業性公司，不是國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於在世界上強行推行自己社會觀點的軍事機關。許多組織可以提供諮詢或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或開發新的產品，或推行新的軍事目的，但只有大學或類似的學術機構能夠發現為提出創造性解決辦法作基礎的知識，只有大學能夠教育出永遠作出判斷性決策的人。許多人可以成為企業家，律師或者有影響的顧問，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證的學者才能去探求科學真理。閱歷可以鍛煉我們的判斷力，使我們更加成熟，但只有教育能同時發展智能，啟發新的興趣，樹立志向，提出重要問題，加強理解力的多重目的。只有這些，才是大學給以學生的真正貢獻，而不是閃閃發光的大學牌子，或其畢業生在社會上的影響。

為了說明基本目的崇高價值，讓我引用洛厄爾校長另一段話來結束我的演講。雖然洛厄爾對於哈佛的將來所面臨的重大事件和變化並不比我們今天知道的更多，但他確實知道哈佛真正的生命之源是什麼。他說：「學生們一代接著一代，如同海浪一浪接著一浪沖向陸地。有時候是靜止著，有時候則帶著暴風雨的怒吼。不論我們認為人的歷史是單調的或是狂暴的，有兩個事物總是新的，這就是青春和對知識的追求，這也正是一個大學所關心的。我們學校的年齡已經可以用世紀來計算，但只要她熱切的追求這兩件事物，她就永遠不會衰老。隨著時代的變遷，為達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改變，但目的本身是永遠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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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看耶魯大學校長校慶講話

耶魯大學300年校慶時校長的講話:

「今天我不說耶魯的歷史上出過五位美國總統，包括近幾十年接踵入住白宮的布希、柯林頓、小布希，也不說耶魯就是造就首席執政官最多的搖籃。我們更應該記住耶魯的畢業生有三位諾貝爾物理獎，五位諾貝爾化學獎，八位諾貝爾人文類和八十位普利策新聞獎，奧斯卡電影獎，格萊美等獎項的獲得者。耶魯，我們的耶魯自始自終堅持為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服務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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