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首任校長是誰？官方從來沒提過！

先說結論，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丁韙良究竟何許人？

丁韙良何許人也？在學術界或許十有八九明了，不過於公眾而言，可能就不甚知曉。而如果介紹說丁韙良是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那麼大眾的關注度就會截然不同，這等於表明丁氏乃是中國早期近代教育最主要的實踐者和貢獻者。

或許迎面而來的便是一大堆疑問，怎麼從來沒聽說過，如果丁韙良真是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那為何官方從來沒有提及過。的確如此，筆者曾翻看1993年4月出版的《北京大學史料》，裡面的確未曾提及此事。這是什麼緣故，是坊間的編造還是官方有意選擇遺忘。

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是編造，那說明有人試圖胡編亂造，可視其為一場鬧劇。而如果事實千真萬確，那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堂堂最高學府，竟然迴避自己的首任校長，這種作法無異於堂而皇之背叛自己的歷史。

為了使丁氏與北京大學首任校長一事有一更合理的說明和分析（後半段作說明），有必要先對丁韙良在華62年的經歷作一大概的背景介紹。

1、作為傳教士：在寧波十年的傳教

丁韙良1827年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一個牧師家庭，其父其叔其弟皆為牧師，其祖上為愛爾蘭人，祖父、祖母開始移居美國。受父輩們倡導虔誠及注重教育的影響，丁氏自小開始便對獻身傳教事業有使命。

1843年至1949年丁韙良分別從印第安納大學及新阿爾巴尼亞神學院接受了哲學和神學的訓練，並分別掌握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及希伯來語，之後於1850年（道光三十年）被美國長老會外國傳道部差派到中國傳教。

其在中國的傳教生涯大致分為寧波、北京二個階段。其一是寧波的十年（1850-1860年），在此期間丁氏不僅以非凡的毅力快速完成了方言學習、寧波土話拉丁拼音系統的編寫及四書五經的閱讀，而且還完成了晚清時期基督教最重要的中文神學巨著《天道溯源》，如其在回憶錄《花甲記憶》里所言：「在我來華的三個月之內，即當我剛剛可以理解老師的講課時，我就開始用功地研究文言。先從宗教論文和中文故事入手，接著又開始研讀經典，在頭五年中就讀完了作為中國文學基礎的九部主要著作。若非事務繁忙，受精力分散的影響，我本來可以在更短的時間裡做到這一點。在這一時期，我開始用文言或古文來進行寫作，並且完成了《天道溯源》（一部有關基督教證據的論著）這本在中國和日本流傳甚廣並多次再版的中文書。我相信，在文人學士中，有許多人就是因為讀了這本書才皈依基督教的。」

就拉丁拼音系統的編寫而言，其立意是源於幫助當地孩子和老人們識字進而更有效接受基督教福音。1851年1月開始丁氏便與人合作開始用拉丁字母編纂一種用於書寫「寧波話」的拼音系統，儘管該方案的推廣在基督教內部存在不同爭議，但丁氏對中文拼音的構思卻為日後中文拼音方案的推廣起了鋪墊的作用，事實上其拉丁化拼音體系也的確成為民國時期乃至解放後諸多拼音方案的先河。

此外，在寧波期間丁氏還參與了往後引起爭議的二件事，其一為同情太平天國的言行，其二為充當《天津條約》美國公使列維廉（Reed, Hon, WilliamB.）的翻譯員並協同畏三衛一起促使清廷接受宗教寬容的第29條款的簽署，第29條款內容如下：「新教及羅馬天主教所遵行之基督教教旨教導人們相互幫助、相與為善。此後傳習此類教規之人不應再度因其信仰而遭非難及迫害。無論合眾國還是中國之教徒，只要根據教條和平傳習基督教教規，便不應受到干涉或騷擾。」

2、作為翻譯家：對《萬國公法》的翻譯

1862年夏，丁韙良攜全家移居北京，定居不久其便開始著手翻譯美國外交官惠頓律師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該書是當時世界上較為通用的國際法藍本。翻譯目的源於1858年丁氏作為美國公使列維廉的翻譯參加《天津條約》談判時的一段經歷，當時其看到清朝大臣耆英與列維廉因外交禮節曾發生過爭執，當時耆英要求列維廉下跪受書，而列維廉斷然拒絕。由此丁韙良認識到清政府需要更深入了解國際法。藉由這些特殊經歷，丁韙良便萌生了翻譯萬國公法的念頭。今天看來，丁氏的這項工作事實上改變了整個中國近代史的進程。

就《萬國公法》的刊印而言，其標誌著中國從傳統的「天下觀」向現代國家之「國際觀」的重要轉變，是中國人開始接受西方主權國家觀念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說從《萬國公法》開始，中國人才真正意識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規則，也從那開始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規則意識，可以說這種思維意識的「破」和「立」所帶來的影響是——由此打破中國數千年以來所形成的天朝意識和由此萌生了具有平等交往的國際理念。

從這種意義上講，洋務運動之所以能在晚清時期堅持數十年，其重要原因便是晚清洋務派人士對外交往的觀念已發生變化，而在這個變化中無疑《萬國公法》起了重要作用。

儘管林則徐和魏源等人藉由《海國圖志》已使部分有識之士開闊了視野，但那種對外認識的進展仍然還是以「夷夏觀」為基調的，而《萬國公法》的印發才使得部分精英的對外看法發生了質的轉變，誠如丁韙良所言：

「促使中國與西方各國建立起更緊密關係的一系列條約，尤其是通過建立永久性使館來建立相互交往的方式，導致了中國的政治家們把注意力轉向了萬國公法這個話題。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門新的學問，其中所涉及的概念是他們的祖先在此前兩千年的漫長歲月中所不太可能想像得到的。」

由此可見，《萬國公法》的出現對洋務派的國際視野起了重大的拓寬作用，而這一切都跟丁韙良對中國局勢的判斷有關，在丁氏看來晚清中英之間的衝突大體是基於雙方所持國際關係的不同理念，更明確的說是中國缺乏國際法的常識，顯然這極不利於中英之間的交往。

如1862年他剛構思翻譯《萬國公法》時曾這樣說道：

「我於1862年返回中國，希望能到北京傳教……這期間，我花了一段時間翻譯惠頓氏的《萬國公法》，我認為這部作品可以對我自己的事業、以及中英這兩個帝國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其實，局勢對這種書的需求早已引起我的注意。」

值得慶幸的是當時發起洋務運動的「司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都大力支持丁韙良的工作，時任總理衙門大臣們都積極推動對《萬國公法》的閱讀和推廣，如丁韙良在著作里所言的：

「1863年，我在遷居北京時隨身攜帶了惠頓《萬國公法》的中譯本。中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十分歡迎這部譯作，將其視為指導他們在新時局中如何行事的及時指南。」

像時任總理大臣的恭親王奕?還親自指派人來協助丁韙良的翻譯工作：

「我只要求他們給我介紹一位能幹的官員來協助我進行最後的校訂，然後以公費印刷……恭親王指派了四位高官協助我進行修訂，其中還有一位翰林院的官員。工作在總理衙門完成，根據新任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先生的建議，此書出版以供清政府使用。」

對於丁韙良翻譯《萬國公法》的前因後果，清朝官方檔案《籌辦夷務始末》有詳細記載，檔案顯示恭親王曾於1864年8月30日上了一道奏摺，希望能批准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按恭親王在奏摺里的說明，他之所以在官員中大力推廣《萬國公法》，最重要原因就是基於丁韙良的合理說明和積極推動：

「近日經文士丁韙良譯出漢文，可以觀覽。旋於上年九月間，帶同來見，呈出萬國律例四本（按：萬國公法），聲稱此書凡屬有約之國，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參斟援引……據丁韙良告稱，大清律例，現經外國翻譯，中國並未強外國以必行，豈有外國之書，轉強中國以必行之禮，因而再三懇請……丁韙良以無資刊刻為可惜，並稱如得五百金，即可集事。」

（奕?）

事實上，洋務派高層之所以接受丁韙良的建議，是因為他們的確嘗到了通曉《萬國公法》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甜頭，比如在1864年春當普魯士與丹麥在天津海口發生衝突時，恭親王等人曾採納《萬國公法》的條例而使得普魯士「即行認錯，俯首無詞」，恭親王就此特地向同治帝說明了這一事：

「臣等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其中亦聞有可採之處，即如本年布國（普魯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國船隻一事，臣等暗採該律例中之言與之辯論，布國公使即行認錯，俯首無詞，似亦一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恭親王還要求皇上允許將《萬國公法》印行出版300部呈送給總理衙門，然後再轉發給全國各省通商口岸備用：「臣等共同商酌，照給銀五百兩，言明印成後，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門。將來通商口岸，各給一部，其中頗有制服領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

朝廷高層對於《萬國公法》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同治帝也批准了這一奏摺，這不僅表示清廷同意《萬國公法》的翻譯和刊印，在一定程度上更意味著中國願意打破數千年的對外關係準則，即開始嘗試按照通用的國際慣例來處理中國的對外關係。

3、作為教育家：對京師同文館的貢獻

丁韙良於1869年受聘出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同文館初衷為培養翻譯員）。京師同文館的設立標誌著晚清洋務派在教育領域的一個嶄新嘗試（也意味著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始），丁氏受邀之原因是同文館正面臨生存困境（乃至有解散的可能），丁韙良在回憶錄里曾這樣描述當時情景：「1868年，我受聘在一所新辦的國立學院同文館教授國際法，不得不把傳教事宜交付給別人，自己回到美國進修，以便為新的工作崗位做準備。我收到赫德先生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催促我儘快返回中國。他告訴我清政府對同文館的工作不甚滿意。實際上，它很可能要被迫解散。我回信說自己對前景並未喪失信心——即使同文館被關閉，也是可以使之重開的，或者說『即使削弱到了盡頭，它的全部價值依然絲毫未損』」。

由丁氏的描述可以明了他對於晚清洋務派之改革計劃的積極態度，因為當他於1868年收到時任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的邀請時，竟立馬放下手頭所有其他事務而決志全力投入這項事業（尤其是當時京師同文館正面臨解散的可能）。

而在丁韙良就任後也的確凸顯了這種困難，因為鑒於當時朝內頑固派的詆毀，眾多具有舉人、進士身份的學人都不敢前來學習，為此丁氏一度考慮辭職，後來一位總理衙門大臣提示他同文館學員日後有可能會成為皇帝的老師，基於這種考慮丁韙良才收回辭職的念頭。

事實上，由丁韙良培養出來的學生中就有二位做了光緒皇帝的英文老師（張德彝和沈鐸），有關此事，美國《紐約時報》於1892年2月4日還以《光緒皇帝學英語》為題做了專門的報道，在該報道中，作者認為光緒跟二位同文館學員學英語這一破天荒之事將意味著清帝國統治者希望打破3000年的「老規矩」，即希望把清帝國帶入世界文明國家的行列，因此文章認為這一舉動意味著「清國歷史最大的變化」，該報道全文如下：

光緒皇帝學英語

1892年2月4日

中國上海，12月28日訊：

從去年12月份開始，清國開始發生該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將在今後若干年裡對整個帝國產生深刻的影響，甚至可能進一步打開保守封閉的枷鎖，將清國帶入人類進步歷史的前沿。總之，這種進步將超過過去50年變化的總和。產生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國最高統治層最近發生了重大的政策變化。在數萬萬清國人中，有一個人思想的改變將直接影響國家的每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大清國皇帝陛下。

今年20歲的清國皇帝陛下（在清國，人民稱他為天子），目前正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北京國子監（按：京師同文館）學生負責教授英語，而這件事是由光緒皇帝頒布詔書告知全國的。皇帝陛下學習外語這一消息真讓這裡的人感到意外，他們甚至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光緒皇帝屈尊學習外語，是因為他和他的政治顧問們都認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規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要應對當今列強，必須相應地改變國家制度。他的政治顧問們在這個問題上顯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膽量，而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人膽敢苟同類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圍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國未來應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佔據一個適當的位置。

此外，日後清朝派往各國的公使及外事人員也大多是丁韙良主政同文館時培養出來的學生，這其中就包括12位駐外公使，他們是：汪鳳藻（駐日本公使）、慶常（駐法國公使）、張德彝（駐英國公使）、蔭昌（駐荷蘭公使，駐德國公使）、楊兆鋆（駐比利時公使）、楊晟（駐奧匈公使，駐德國公使）、楊樞（駐日本公使，駐比利時公使）、劉式訓（駐法國和西班牙公使）、陸增（征）祥（駐荷蘭公使，駐俄國公使）、薩蔭圖（駐俄國公使）、吳宗濂（駐義大利公使）和劉人鏡（駐荷蘭公使，駐俄國公使）。

此外，就丁韙良對於洋務派的影響而言，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工作便是積極通過翻譯來引進先進的現代科學知識，尤其是當這個翻譯渠道是通過同文館再傳遞到科舉體制中時意義就非同尋常，因為它將意味著整個帝國在教育理念和範疇上的一種全新嘗試。事實上在經過丁韙良主政同文館二十年間的不斷呼籲和建議，引進現代科學知識的倡議正逐步付諸實施，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晚清高層對於現代科學知識的理解以及科舉體制對於這些知識的接納大多源於以同文館為代表之新式學堂的不斷呼籲和提倡，如丁韙良所言：

「同文館對於清朝高級官吏的間接影響，以及通過他們對於整個政體的影響，並非是無足輕重的。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將科學的內容介紹到了科舉考試之中，儘管其規模仍然有限。1887年被一個上諭所批准的這個改革方案是經過了二十年的醞釀；巡撫和總督們首先提出了這個主張，但一直等到政府部門通過同文館了解了有關現代科學的性質和規模之後，才將此方案付諸實行。各省考生及第的試卷都送交總理衙門，以便讓同文館核閱，而且獲得第三級科名（進士）的考生均列員同文館。這就使同文館獲得了一個國立大學的地位。我曾向內閣大臣們反覆陳述過將科學植入科舉考試的必要性……我就任總教習之後，便組織了一班譯員，其中有教習，也有冒尖的學生。這是經總理衙門批准成立的，凡工作勤勉、成果斐然的人都能得到獎勵。已經譯出的書籍涉及國際公法、經濟學、化學、格物學、自然地理、歷史、法國和英國的法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學、外交領事指南等題材，以及許多其他題材。它們大多數都是由同文館的印刷所刊印，並免費分發給清朝官吏的。這些書籍就像是一個槓桿，有了這麼一個支點，肯定能撬動某些東西。」

丁韙良是北大首任校長

在了解了丁韙良上述的背景後，其實就很明了一個事實，那便是丁韙良被邀請出任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當時丁氏集西學與中學兼顧的學養及於新式教育的經驗可以說是獨步中國。也正是在這個層面而言，當時丁氏被選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不是丁氏的榮耀，而是京師大學堂的榮幸。

京師大學堂是1898年6月11按光緒皇帝在「明定國是」詔書中確立的變法成果之一，因此其在當時的地位不僅是全國最高學府，也承擔全國「教育部」的功能。當時確立管理京師大學堂的有三個人，其一是管學大臣孫家鼐、中學總教習許景澄、西學總教習丁韙良，在這三個職務中其實孫家鼐的角色相當於教育部長（沒有參與大學堂具體事務），而名義上為中方總教習的許景澄因當時身處異邦與沙俄談判，因此也從沒有參與京師大學堂事務（沒有工作過一天）。

因此，在京師大學堂頭二年的時光里，身為西學總教習的丁韙良幾乎是包辦中學和西學所有的行政和教學管理事務。

當然，京師大學堂才剛開始起步，而且當時正處於戊戌政變失敗的消極環境，因此具體行政工作也難以有效開展。有關丁韙良在頭幾年是全權負責京師大學堂的事實卻無法改變。由此可以明確丁韙良就是「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

有關這個事實甚至在坊間流傳的野史《清朝秘史》里亦有提到，丁韙良實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一事，並明確實權在於丁韙良：「美國教土丁題良為總教習，實權都在丁韙良手裡。教學課程，管學大臣不能過問。」

此外，丁氏在《中國覺醒》里共有二處非常清晰的記載，其一是當他論及1898年的維新改革時曾這樣論述道：

「1898年，年輕的光緒皇帝從中國對日本的慘敗中得到了教訓，決心對中國的教育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革。西方的科學知識只限於讓少數使館翻譯和隨員去了解是絕對不行的，必須讓清王朝第一流的學者也有機會接觸那個能增強國力的源泉。清政府以五百萬兩銀子作為資本，創辦了一所京師大學堂，而我被皇帝下諭令任命為該大學的校長，並被賜予清朝九品官銜中的第二品頂戴。」

其二是丁韙良在《中國覺醒》里提及在華傳播世俗知識的傳教士時曾這樣談到：

「我在擔任了二十五年的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之後，於1898年又被聘為新成立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這是由光緒皇帝直接下諭令委任的，該諭令還發表在清廷的《京報》上，我的官品僅次於最高級。」

此後，李提摩太在談及京師大學堂時也曾提到丁韙良就是校長，有意思的是當時推薦李氏的正是孫家鼐，可見孫本人就不是校長（是充當教育部長的角色），如李提摩太在回憶錄里這樣說道：「在我離開北京之前，孫家鼐推薦我擔任京師大學堂的校長，因為當時人們都認為，前任校長丁韙良離開中國，不會再回來了。」

丁韙良之所以如此被清廷看重，這源於他與清廷大臣們有長期的交情，比如他與洋務派重要代表張之洞的關係就是典型的例子。丁氏與張氏的緊密關係可以說達到了「情同手足」的程度，丁韙良曾在《中國覺醒》一書里花了大篇幅來描述張之洞的生平、品行及思想，而這種關係也體現為二人在思想和行動上的深入理解和協助，丁氏在書中曾這樣說道：

「在居住京師的四十年里，我對張之洞的傑出生涯可謂是了如指掌。就在最近的三四年中，我更是有機會通過跟他更多地進行個人交往，來進一步了解他的為人，了解他的思想。因為我受聘來主持他的湖廣仕學院，並幫助他開展其他的教育項目。」

那麼問題來了，如此被清廷重視的丁韙良，為何在京師大學堂乃至晚清的官方史中卻得不到應有的認可呢？

根據沈弘先生的研究，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其重要原因便是與其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所發表的激烈言辭有關。鑒於其於1900年親身經歷了京師大學堂教員橫遭追殺、駐京外國使館被圍攻和焚燒、慈禧出爾反爾導致大量無辜百姓被擊殺等事件後，丁氏便在憤怒中全然不顧自己的利害關係竟激烈抨擊慈禧太后並一度還要求八國聯軍廢黜清王朝，很顯然其結果便是清朝官方的全面封殺。

由此，如若想從清代以來的正史中找到有關丁韙良與京師大學堂之間聯繫的資料就會顯得異常艱難。而始自今日，在中西意識形態互為博弈並將越來越激烈的形勢下，選擇遺忘當然更符合當前的政治正確。

只是，歷史畢竟是由多人寫成的。人可以一時遺忘所有事，也可以永遠遺憾某些事，但不可能永遠遺憾所有事。

結論：

丁韙良，晚清的「利瑪竇」

丁韙良，最佳基督教著作《天道溯源》、《中國覺醒》、《漢學菁華》的作者

丁韙良，中國第一部國際法《萬國公報》的翻譯者

丁韙良，京師同文館的長期總教習

丁韙良，京師大學堂的首任總教習（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

丁韙良，晚清最懂中國的外國人

丁韙良，中國近代教育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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