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哲學的激進潛能

最新 05-08

原標題：語言哲學的激進潛能

語言哲學的激進潛能

黃瑋傑

作者簡介：黃瑋傑，南京大學哲學系

人大複印：《外國哲學》2018 年 03 期

原發期刊：《哲學研究》2017 年第 201712 期第 43-52 頁

關鍵詞： 當代左派/ 語言哲學/ 規則/ 語言遊戲/ 行動空間/

摘要：當代激進左派通過挪用維特根斯坦理論，有效回應了全球化及後工業時代所帶來的規範性及「語言遊戲」興起的問題。其中，拉克勞和墨菲將辯證的張力注入維特根斯坦「遵守規則」悖論的闡釋而引出霸權理論；維爾諾將「語言遊戲」置入社會結構變遷的語境中，賦予其「創造」的使命；而巴丟和齊澤克則將維特根斯坦「可說」與「不可說」的關係嫁接上拉康「象徵」與「實在」的圖譜，從而以與阿甘本「重提元語言」相異的方式解構「生活形式」。當代左派學者通過重構維特根斯坦理論，將建立於絕對偶然性的變革性張力注入了語言哲學，并力圖在此基礎上用新的方式賦予主體存在以具有普遍性的意義空間，在理論上語言哲學開闢了前所未有的激進潛能。

在當代思想史中，激進左派與英美語言分析哲學之間的深刻對抗無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令人詫異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種種社會事態的發展，卻讓當代左派的諸多代表人物都將發掘激進理論新資源的希望給予了一位語言分析哲學領袖——維特根斯坦。

儘管維特根斯坦和馬克思在理論上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在過去的哲學範式下，將維特根斯坦理論變作馬克思意義上「改造世界」的激進工具是無法想像的。究竟是什麼契機，讓過去被左派理論視為對手的維特根斯坦走進了激進哲學的語境之中？當代左派重構維特根斯坦理論的邏輯是什麼？本文將從三個激進哲學共同關注的維特根斯坦哲學主題出發，以此分析當代左派學者所作的理論嫁接的內在邏輯，以期發掘出一個新的哲學研究維度：從批判理論視角出發，探尋語言哲學所蘊藏的激進潛能，使之從「服從社會事實」的實證主義調轉，成為「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

一、維特根斯坦哲學是如何走進當代左派視野的？

長期以來，英美語言哲學佔據著當代西方哲學的「顯學」位置，其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然而，在過往英美語言哲學被引入政治(哲)學討論的過程中，它更多地被應用於建立社會合理對話、多元社群等規範性政治框架，只是到了20世紀末，語言哲學才作為革命理論的辯護工具，逐漸被激進左派所激活。這一狀況並不意外：以維特根斯坦哲學為代表的語言哲學，自誕生以來就以元理論的形式扮演著當代「經院哲學」的角色。在西方學術話語下，它與社會批判，乃至革命氣質相去甚遠，建基於維特根斯坦早期哲學之上的邏輯實證主義，甚至一直是左派批判理論的對手。既然如此，維特根斯坦哲學又是如何具有被改造為當代左派的理論工具的可能性？

20世紀80年代，隨著西方知識界中傳統馬克思主義批判路徑的式微以及話語理論的興起，為擺脫自身的理論困境，激進左派開始借用後現代解構理論及語言—符號學，以此將社會主義策略寄託於作為「語言遊戲」的話語鬥爭上。在《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一書中，當代左派代表人物恩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查特爾·墨菲(Chantal Mouffe)，堅持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為話語霸權鬥爭做辯護。與之相呼應，日本左派學者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在《作為隱喻的建築》中以維特根斯坦哲學闡釋《資本論》，進而在語言哲學的框架下重述一種新的馬克思社會批判—革命理論。

無論是拉克勞、墨菲還是柄谷行人，他們實際上都從維特根斯坦的視角重新審視話語理論，從而反思當時的社會批判理論路徑：話語分析路徑的基本假定在於，肯定先于思想與行動意向而存在的意義結構體系，而這一體系(作為邏輯學意義上複雜的形式系統)的完備性恰恰是值得懷疑的。一方面，維特根斯坦在此恰好起到了與哥德爾(以形式邏輯的方式論證了高階形式化公理系統的不完備性)內在批判殊途同歸的效果。他從外部否定了「語言遊戲」的絕對一致性，這在拉克勞和墨菲的意義上成為了發生話語霸權鬥爭的理論支撐。另一方面，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關於「生活形式」(作為「語言遊戲」發生的基礎)與其外部關係的論述，為拉克勞和墨菲以及柄谷行人闡發後現代語境下的「差異性」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域，拉克勞和墨菲從而在「反宏大敘事」的氛圍下，用激進的方式重述了以「差異」為導向的後現代生活的政治主張。

20世紀90年代，拉克勞等人所開闢的維特根斯坦式激進理論範式，在左派陣營中得到了進一步發揮。在《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樂》一書中，齊澤克將拉克勞等人對話語體系的一致性的質疑拓展為對意識形態完備性的否定，從而挑戰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理論假設。在齊澤克看來，維特根斯坦恰恰在元理論上為這種新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奠定了基礎：後期維特根斯坦的日常語言分析事實上等質於解構的策略，它從語言哲學的角度論證了拉康的命題——「大他者不存在」，這為意識形態批判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向。在另一個維度上，阿甘本在《潛能》中拓展了左派關於維特根斯坦「生活形式」的探討。「生活形式」在此被闡釋為「生命形式」，於是維特根斯坦理論也被挪入了生命政治「吸納/排斥」策略的分析和批判上，為無預設的共同體生活(命)形式之潛能做辯護。

可以說，阿甘本所開闢的「維特根斯坦理論—生命政治」範式，為21世紀義大利激進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保羅·維爾諾(Paolo Virno)等人，打開了以語言哲學闡發生命政治的理論運作的空間。在這一路徑上，最具代表性的是維爾諾。21世紀初，維爾諾在《當語言成為肉體》《大眾：否定與創造之間》等著作中，就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中的「述行」(performatives)維度進行了專門的討論。「述行」概念發端於維特根斯坦，並由約翰·奧斯丁(John Austin)和埃米爾·本維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所發展，其基本內涵在於強調「說話即是做事」，也即語言具有社會效力(而不僅僅是語義學含義)，這正是維爾諾所看重的。藉助於維特根斯坦理論，維爾諾指出了「語言遊戲」所具有的現實社會效力，這在語言成為後福特製生產的主要方式後便更加突顯出來。

在後福特製的語境下，語言能力成為生命政治的基本內涵，對於語言能力的吸納成為當下資本剝削的主要方式之一，於是挖掘「語言遊戲」的內在張力進而提出一種激進的變革方案，成為了維爾諾闡釋維特根斯坦理論的主要方向。阿蘭·巴丟(Alain Badiou)近期所著的《維特根斯坦的反哲學》，可謂是當代左派重構維特根斯坦理論運動中最為體系化的作品。他同齊澤克一樣，將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與拉康實在—象徵—想像拓撲結構相嫁接，試圖發掘出維特根斯坦早期哲學中的「崇高」倫理要素，並以此為神聖性的「行動」做鋪墊。

縱觀近30年來，當代左派所構建的「激進式維特根斯坦哲學」，儘管不同學者對維特根斯坦理論闡釋的側重點存在差異，但有三個主題是他們所共享的：「遵守規則」「語言遊戲」以及「語言界限」。更重要的是，這三個主題恰恰切中了當下全球化視域下政治生態的核心部分，分別涉及左、右兩派論戰所聚焦的規範性、話語共同體(社群)以及社會變革行動問題。在此政治環境下，當代左派激進化語言哲學的運作以針鋒相對的方式，直接回應了當代主流政治哲學所構建的話語框架，這具有重要的理論及實踐意義。

二、規則的內在悖論：普適價值的無根性

20世紀後半葉以來，伴隨著全球化過程中逐漸突顯的公民社會、社群、多元文化等問題，關於規範性的探討逐漸成為政治哲學研究的主流。最引人注目的是，英美政治哲學藉助分析哲學之「公器」重構社會規範性問題的研究框架，以建構主義的方式將規範置於嚴格的形式化系統中，並進而成了當代政治哲學探討的主流範式。在此語境下，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中關於「規則」及「遵守規則」問題的討論，成為眾政治學形式系統構建與反思的理論資源。其中最為重要的中介之一是索爾·克里普克(Saul Kripke)關於維特根斯坦規則問題的「懷疑論式解讀」，以至於學界將克里普克所解讀的維特根斯坦專門命名為「克里普克根斯坦」(Kripkenstein)。克里普克懷疑論式闡釋(對於規則之確定性)的最終歸宿，是將語言共同體作為「懸在空氣中的規則」(維特根斯坦語)的實在根基。這種富於建構論色彩的闡釋，無疑為當代社群主義及文化多元主義提供了氣質相符的元理論基礎。

從理論效果上看，建基於語言共同體預設的政治學設計，為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規範作了合理性論證。這裡處於特殊位置的是哈貝馬斯，他從左派批判理論「向右轉」後所尋求的理論資源之一便是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其中語言及其規則的語用學張力構成了交往理性的語言哲學基礎。在此大背景下，如何從建基於語言哲學及形式邏輯體系之上的政治建構論中突圍，進而對抗種種資本全球化過程所衍生的規範性話語及「普適價值」，成了擺在當代激進左派面前的新任務。

當代左派在對待規範性問題上均抓住了其理論對手的要害：對維特根斯坦「遵守規則」理論的闡釋，從而在策略上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對當代激進哲學家而言，與其說維特根斯坦是在為語言共同體的共同規則做辯護，不如說他是在「解構」規則。這種激進的理論操作並非無源之水，維特根斯坦在論及語言遊戲的規則問題時，其傾向恰恰是指明理論上具有一致性的共同規則的「不可能性」，後者無疑為激進哲學的闡釋打開了空間。因為無論是拉克勞、墨菲、齊澤克還是巴丟、阿甘本等，都將革命的張力寄託於一致性話語體系(亦或象徵秩序)的不可能性之上，這種理論嫁接首先出現在拉克勞和墨菲的理論中。對於拉克勞而言，維特根斯坦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指出了規則與其運用之間的裂縫，這一觀點本身與克里普克式理解並無二致，區別在於克里普克將語言共同體—社群作為一致性的根本保障，而拉克勞則意在解構這種應用關係：

在抽象規則與其特殊語境中的使用情況之間，發生的並不是應用的關係，而是關聯的關係。據此，如果一個關聯結構的不同情形只是體現為不同的認同，那麼它只意味著，在兩者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儘管具有「家族相似性」，但該規則事實上也是一個不同的規則。(拉克勞，第8頁)

換言之，規則與其應用之間並不存在某種還原關係，有的只是「關聯」，這種新的理解在拉克勞看來有助於重述話語實踐乃至「述行」問題。基於這種視角，拉克勞等學者利用維特根斯坦的啟示回應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提出的問題：

述行維度有助力使任何有意義的行動面貌更為清晰可見，否則一種純粹的語言邏輯觀把它保持在黑暗中：這便是這一事實，即通過制度化的操作而實現的一個嚴格的制定規則行動最終是不可能的。對一個規則的應用已經包含著它自身的顛覆。……維特根斯坦的應用規則概念……惟一可能的結論是，例子的應用是內在於規則自身的，並且是對後者的連續置換。(巴特勒、拉克勞、齊澤克，第75頁)

實際上，巴特勒已然指出，「述行」乃規範的話語效果而非意願或選擇，但拉克勞在更為寬泛的視野下指明了規則的非—先驗性。規則與其使用之間並不存在連續性關係，二者的互動恰恰建立於它們之間的斷裂和非連續性之上，而後者正是霸權得以展開的空間。與之相似，柄谷行人將規則與其運用之間的斷裂稱為「非對稱性」或「他者」(參見柄谷行人，第100頁)，他認為在維特根斯坦引入的這一非對稱關係中，對規則的理解必須更多依附於他者的參與過程，共同規則是有他者參與解構和建構的持續不斷的過程。顯然，這一立場與哈貝馬斯相對立，在社會交往過程中所遭遇的「真實」並非理性的商談，而是與絕對的他者的對話，這實際上是當下全球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對抗性事件，它正好符合維特根斯坦的隱喻，即所謂的「邊玩邊修改規則」。

在更為基礎的層面上，墨菲指出，關於規則的探討揭示了理性主義框架的限制，打破了自霍布斯以來大多數自由主義理論的普遍性和霸權性模式。因為試圖為作為一種規則的自由民主理念，尋找具有普遍性基礎的努力本身就存在於一種特殊的語境中。(cf.Mouffe,p.64)因此，無論是羅爾斯設計的「無知之幕」亦或是哈貝馬斯設想的「理想語言環境」，毫無疑問皆為偽中立方案，因為從來就沒有規則或原則可以獨立於文化實踐之外，超出語境的判斷是不存在的。而「藉助於維特根斯坦的(語境主義)視角，我們可以真正將揭示出忠誠於民主所存在的問題」。(Mouffe,p.65)

在這個問題上，齊澤克和巴丟的回應極為特殊而又相似，二者將維特根斯坦關於規則的討論闡釋為具有拉康精神分析意味的命題：「大他者不存在」。在他們看來，規則以「大他者」的方式存在，它處於「行」而非「知」的層面，因而規則的應用從來就是與規則綁定在一起的，也可以說規則本身即是行動自身固有的，它的存在僅僅是一種回溯性的效果而毫無本體論上的保障。也正因如此，維特根斯坦所謂「懸於空氣中」的規則正好表明了「大他者不存在」(參見齊澤克，第185-186頁)，它在語言學上反映為「元語言不存在」。

有趣的是，儘管阿甘本同樣論及維特根斯坦關於元語言問題的探討，而他要做的是反過來尋回已然丟失了的元語言，捍衛逐漸消蝕了的神聖性。從文本依據上看，阿甘本實際上是將維特根斯坦晚期作品中，關於規則的討論與早期《邏輯哲學論》中「不可言說之物」(元語言)接合在一起，元語言不可被言說而只可顯示自身，這恰恰是其神聖性所在——在此，我們切不可將「不可言說」和「無意義」視為一種消極的評價；相反，「不可言說」的恰恰是最為重要的，它自身顯示自身，阿甘本將其比作柏拉圖意義上的「物本身」。(參見阿甘本，第15頁)儘管阿甘本的思路異於齊澤克—巴丟路線，但在根本上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否定了元語言—規則的可知性乃至直接指導性，這一點剛好符合維特根斯坦所說的：「一條規則不能確定任何行動方式，因為我們可以使任何一種行動方式和這條規則相符合」。(維特根斯坦，2005年，第94頁)

針對元語言的證偽，當代左派學者在學理上否定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對於自由民主之普世價值的先驗合理性的斷言。在這一點上，當代左派對於維特根斯坦理論的挪用在客觀上是有效的。維特根斯坦關於規則探討的重要之處在於，他在柏拉圖主義和建構主義之外找尋到了第三條道路。柏拉圖主義將規則的確定性根據，溯源為其背後永恆不變的實體—理念，而建構主義則把規則確定性的保障託付給了(語言)共同體的共同建構性。儘管前者依託於先驗之物，後者則訴諸後驗的某種共同契約，但在邏輯上二者都以還原論的思維來處理規則問題，這在維特根斯坦看來正是問題所在：規則不可還原，它內在於自身的實踐，正如他所說的：「『遵從規則』是一種實踐。以為[自己]在遵從規則並不是遵從規則」。(維特根斯坦，2005年，第94頁)從這個角度看，當代左派的闡釋(嫁接上拉康的「大他者」概念)「意外地」契合了維特根斯坦試圖消解智性空間的傾向：「規則一旦封印上特定的含義，它就把遵循規則的路線延伸到無限的空間。……我遵從規則時並不選擇。我盲目地遵從規則」(同上，第99頁)。不同的是，當代激進左派多走了一步，將作為遵守規則行為的規律性的「不選擇性」和「盲目性」推演為某種社會無意識，進而調轉槍頭指向操縱無意識的、作為「社會物質存在」的意識形態。循此邏輯，激進左派通過否定元語言、元規則的獨立存在，抽掉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所吹捧的普適價值的「可靠根基」，語言哲學也由此被激活了批判性的張力。

三、語言遊戲：話語鬥爭的誕生地

在當代左派中，「語言遊戲」概念似乎成為某種被反覆玩弄的「本真行話」。事實上，維特根斯坦僅僅是在語言哲學層面探討語言遊戲問題，而將「語言遊戲」概念拉入社會學層面、並塞入批判性意味的重要學者是法國哲學家利奧塔，這一理論操作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末並非偶然。除了試圖以不同於福柯「話語」概念的「語言遊戲」裝點對言語行為模式的敘述外，利奧塔實際上抓住了他所謂的後現代—後工業社會中日益凸顯的社會現象：語言遊戲成為「社會為了存在而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關係」(利奧塔，第62頁)。在後工業社會的背景下，知識—交流構成了生產方式的重要環節，因此在利奧塔看來，伴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語言交流成了「現實本身」，語言—信息的操縱與傳播空間構成了當代社會領域的重要戰場。(參見同上，第64-65頁)義大利激進左派學者維爾諾看到了同一個問題，所不同的是，他將「語言遊戲」理論與賦有馬克思主義意味的資本批判接合到一起，從而為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回溯性地提供了現實社會的背景框架。

維爾諾強調，語言遊戲在當下資本主義新形態下已不僅是某種初始的隱喻，而是被資本生產所建構的現實要素。在《大眾的語法》中，維爾諾將語言—關係視作「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核心要素之一：勞動過程不再是沉默的，而是充滿了語言活動，「交往行為」再也無法將它的特權領地保持在倫理文化關係或政治範圍內，再也無法抽身於生活的物質再生產領域之處(cf.Virno,2004,p.106)。在《大眾：創造與否定之間》中，維爾諾更是直接將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作為自身理論的有效資源，指出語言的使用是後福特製勞動的基本模式，卻無法導出任何自治和「作品」；它不會以某種物質的結果而告終，這是維特根斯坦給我們的教益。(cf.Virno,2008:p.34)

正是在這一新的社會現實背景下，語言遊戲成了政治鬥爭的戰場。這也是拉克勞和墨菲挪用維特根斯坦理論的真實語境，他們依託於語言遊戲的張力所要延續的，實際上是葛蘭西主張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亦即「立場之戰」，同時也是他們所要爭奪的話語霸權。重要的是，「語言遊戲」之「遊戲」較之於「話語」，更富於物質性和行動性內涵，這一點正是拉克勞和墨菲所要抓住的。在引述了《哲學研究》第2節關於原始語言遊戲的描述後，他們指出：

話語的精神特徵存在於以往偏見的基礎上。與其相反，我們肯定每一個話語結構的物質特徵。……在維特根斯坦那裡，語言遊戲在不可分解的總體內包括語言和行動被相互連接，……很明顯，每個客體的物質特徵是維特根斯坦所謂的語言遊戲的一部分，是我們稱之為話語的東西的一部分。(拉克勞、墨菲，第118-119頁)

較之於克里普克，拉克勞對維特根斯坦的解讀，在某種程度上更為貼近他的「寂靜主義」(quietism)氣質。儘管拉克勞已經遠遠將問題域轉移到了政治—話語空間中，但他的合理性在於正確指出了語言遊戲運作的「自然性」或「無意識性」特質(這是我們在分析及批判意識形態的「接合」實踐時所必須注意的)。站在這一基點上，拉克勞批判巴特勒的話語理論「在語境概念內徘徊，沒有充分識別一個社會內部的效力和結構規定的不同層次」(巴特勒、拉克勞、齊澤克，第195頁)，也即意識與無意識層次，而社會話語的形成往往發生於無意識層面。既然如此，在當下的意識形態環境中如何在話語結構中突圍，尋求「徹底民主」？同拉克勞一樣，維爾諾也觸及了同一問題：在脆弱的多樣性中如何形成公平的社會秩序？(cf.Virno,2008,p.34)巧合的是，維爾諾同樣在此環節上訴諸維特根斯坦的「自然主義」闡釋，所不同的是他抓住的是維特根斯坦對「私人語言」的批判，從而強調語言的功能並非描述和呈現「痛」，而是替代它，語言所做的是直接將自身嫁接(graft)到直覺反應之上。語言實踐的運作架構了直覺，它卻落入到資本的控制之下，在維爾諾看來這是當下的社會危機所在。當代左派的使命之一即是解構這種資本—話語關係(拉克勞)，從而完成「語言的否定之否定」(維爾諾)。拉克勞和維爾諾都把希望寄託於語言遊戲自身內部的張力。

維特根斯坦所給予的啟示在於，指出了語言本身的非連續性。語言總是需要與行動、實踐交織在一起來構建自身的效力，這正是「語言遊戲」概念的真實所指，正是這一特質為話語批判提供了有效契機。正如拉克勞、墨菲所言，「連接的實踐，作為差異體系的固定/打亂，不可能由純粹的語言現象構成，而是必須通過話語形態被結構化來打破各種各樣制度、例行慣例和實踐的整個不透明性」。(拉克勞、墨菲，第120頁)在此，「語言遊戲」的意義表現為它暗示了每一個話語體系中的過度性要素，它表明了任何話語被徹底縫合的不可能性，「從海德格爾到維特根斯坦……一直堅持確定終極意義的不可能性」。(同上，第123頁)維爾諾將這種非連續性稱為言與行之間的裂縫，這正是他所謂的「玩笑」的運作之處。「玩笑」所帶來的社會「創造」的可能性，為語言遊戲的變更開闢了空間，從而帶來了社會變革的可能性。語言遊戲既是資本調用的重要資源又是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砝碼——「毒藥創造自身的解藥」。(Virno,2008,p.50)

在將語言遊戲作為闡釋的工具這一點上，相較於拉克勞與墨菲，維爾諾進一步將辯證法注入語言遊戲，從而強調語言遊戲的變易邏輯。這種闡釋並非無源之水，在《哲學研究》第18節中，維特根斯坦以隱喻的方式暗示了語言的變易特質：

新符號就像我們語言的郊區。……我們的語言可以被看作是一座老城，錯綜的小巷和廣場，新舊房舍，以及在不同時期增建改建過的房舍。這座老城四周是一個個新城區，街道筆直規則，房舍整齊劃一。(維特根斯坦，2005年，第10頁)

無論如何，以拉克勞、墨菲、維爾諾等為代表的當代左派，利用維特根斯坦「語言遊戲」概念開闢了一條新的理論邏輯：一方面，它區別於克里普克建構的依託於共同體—生活形式闡釋的社群主義主張；另一方面，它又不同於利奧塔將(科學)知識消解為諸語言遊戲之一的相對主義傾向。當代左派所強調的是語言遊戲的自然變遷，從而主張維特根斯坦的自然主義在重要性上高於「生活形式」理論，於是語言哲學、語用學都變成了為社會革命辯護的重要工具。從邏輯上看，當代左派所突出的是語言遊戲中的偶然性，它在社會層面則可以推演為意識形態中的偶然性斷裂(基於當代意識形態同樣具有語言遊戲所賦有的物質性)，這種偶然性通過元理論來支持奪取意識形態霸權的「陣地戰」。因此當代左派在本質上所依託的依然是偶然性邏輯，儘管後者被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所包裝。那麼，建立在語言遊戲的偶然性之上的革命鬥爭又是何以可能的？當代左派把希望寄託於和偶然性相關聯的「行動」上。

四、「不可說」的領域：激進「行動」的空間

如果說拉克勞、墨菲及維爾諾通過重新包裝「語言遊戲」而賦予維特根斯坦哲學以激進的萌芽，那麼巴丟、齊澤克和阿甘本則更為直接地試圖從維特根斯坦的方法論中尋求激進行動的方案。對他們而言，既然當代政治鬥爭空間落在了語言之上，那麼他們就有必要在語言中開闢出一種革命的可能性。

其中，巴丟是極為特殊的一位。不同於其他左派學者，巴丟對維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學著作《邏輯哲學論》情有獨鍾，他同時又將維特根斯坦後期理論(如《哲學研究》)斥責為「英美語言哲學的非本願的、不值當的保護傘」而「無異於20世紀的經院主義」。(巴丟，第18頁)其緣由是《哲學研究》將數學消解為人類學意義上的語言遊戲，這在巴丟看來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他試圖將激進哲學建基於數學之上。在此背景下，巴丟將《邏輯哲學論》視為「一部絕無僅有的傑作」(同上，第17頁)，原因在於該著作賦予邏輯、數學形式化系統以獨特的地位。有趣之處也正在於此：被邏輯實證主義奉為《聖經》的《邏輯哲學論》在巴丟這裡卻散發出批判的、革命的氣質。這樣的逆轉是如何發生的？

問題的奧義就在於對維特根斯坦「可說」與「不可說」之劃界的理解，而它所觸及的則是更為根本的知性界限問題，亦即康德問題的延續。在康德那裡，正是知性的界限賦予了倫理、政治乃至審美以獨立的空間，這在學理上將政治問題與認知界限接合到一處。與此相似，當維特根斯坦將「可說」的領域給予邏輯和數學時，他也在事實上將「不可說」的空間留給了倫理和美學。眾所周知，《邏輯哲學論》最振聾發聵的論斷是「凡是可以說的東西都可以說得清楚；對於不能談論的東西必須保持沉默」。(維特根斯坦，2015年，前言，第23頁)但我們往往忽視了，對維特根斯坦而言正是「不可說的」才是最為重要的。巴丟和阿甘本抓住了這一問題的要害，前者將維特根斯坦的意圖闡釋為「反對科學命題的制約空間，發掘僅僅自我呈現卻不可言說的神秘元素的價值」(巴丟，第41頁)，而在阿甘本看來，維特根斯坦給予我們的啟示在於：

人可以通過語言顯露存在，卻不可能顯露語言本身。換言之，人通過語言來看世界，卻看不到語言。這種……不可見性，就是上帝之言；這便是啟示。……用維特根斯坦的話來說，關於世界如何存在，它什麼也沒說，但相反，它顯露世界存在著，語言存在著。……言就是上帝。(阿甘本，第22-23頁)

這種「不可說的」正是給予可說之物以可說性的形式、元語言或「無預設的原則」(同上，第32頁)。「無預設的原則」對於社會的重構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一個真正的共同體只可能是一個不被預設的共同體。……純粹的哲學描述，不可能僅僅是關於語言或世界的理念的描述；相反，它必須首先是語言之理念的描述」。(同上)阿甘本認為，這種不可說性背後恰恰是語言聖禮—誓言發生的領域，它賦予詞與物關係的重建以可能性。事實上，維特根斯坦自己也曾斷言，世界的意義位於言說所及之外，而世界的意義可以稱之為上帝。在《維特根斯坦的反哲學》中，儘管巴丟和阿甘本一樣清楚地指出了這一點，但同時他準確地意識到阿甘本在此所陷入的困境，這正是我們在第一部分所論及的「元語言不存在」所帶來的效應：

既然不存在意義的意義，那麼就沒有什麼強制我們追隨意義的道路，或者說幸福的道路；沒有什麼強制我們走向基督教。在日記中維特根斯坦繼續寫道：「……為什麼不能過喪失意義的生活呢？這會是不體面的嗎？」(巴丟，第34頁)

在巴丟看來，維特根斯坦哲學的意義在於對元語言缺失所作的回應，在這個陣線上，維特根斯坦與尼采和拉康是站在一起的，他們既保持反哲學的姿態而又不落於虛無主義的深淵。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曾指出，「關於哲學問題所寫的大多數命題和問題，不是假的而是無意義的」。(維特根斯坦，2015年，第41頁)此處的「無意義」僅僅意味著無法用命題表示，用巴丟的話說，它只能表明「哲學就是一種非思想」，也即超越了意義命題的限制的實在。(參見巴丟，第27頁)正是在這裡，巴丟將維特根斯坦哲學放置到了拉康的拓撲學結構中，維特根斯坦的「可說」與「不可說」從而與拉康概念譜系中的「象徵」與「實在」一一對應。同樣的操作也出現在齊澤克的闡釋中，不同的是，齊澤克用「象徵—實在」框架嫁接的是，後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生活形式」及其反面。齊澤克認為生活形式在維特根斯坦那裡扮演著象徵空間的角色，它構成了意義的保障，從而為主體提供一種看似具有一致性的「客觀確定性」：「維特根斯坦的論點是，我們的認知、思考、言語只在下列情況下才有意義，個體作為其中的環節，在一個確定的『生命形式』框架之內真正相互關聯，與他們周圍的世界聯繫。」(齊澤克，第181-182頁)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此語境下的生活形式並不具有實體性的牢靠根基，亦無某種共同體的「公意」作為保障，用齊澤克的話來說，它不是一個經受得起笛卡爾式嚴格懷疑的剩餘物；相反，它只是意義回溯性建構的效果。儘管這種論點已經遠遠超出了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範疇，但它在傾向上比建構主義解讀更貼近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意向：反還原論——生活形式不過是追逐意義一致性過程中的建構物，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意義/象徵體系的一致性總是不可說的，它只能以一種「偽相」作為替代品來維持自身的運轉。齊澤克認為只有到了晚年筆記《論確定性》中，維特根斯坦才意識到這種生活形式所包含的「非—全」特質，即包含了巴丟所闡釋的「不可言說的實在」。

事實上，齊澤克的闡發是將他所理解的黑格爾主義賦予了維特根斯坦，也因此他將維特根斯坦稱為「黑格爾學派學者」。(同上，第170頁)相比之下，巴丟的解釋體系則更具康德主義色彩：維特根斯坦「可說」與「不可說」的劃界實際上是康德「可知」與「不可知」劃界的延續。巴丟的激進之處在於將「不可說」或應保持沉默的領域交付給行動，而非康德式的倫理實踐，巴丟由此也就順利接合上了維特根斯坦的重要主張：哲學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行動。維特根斯坦的行動作為「積極的非思」，所踐行的是同為「反哲學家」的尼采所堅持的「積極的虛無主義」，只不過尼采將行動劃入「極端政治」，維特根斯坦則把行動託付於「極端美學」：保持沉默即「只做不說」。當代左派面臨的問題則是，在此元語言和普適價值缺乏的背景下如何安置主體？這個問題成了激進學者闡釋維特根斯坦的必要落腳點，而它又與「行動」緊密結合。維特根斯坦哲學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契機，例如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說：

在一種重要意義上……並沒有主體的方法；因為在這本書里唯獨不能談到的就是主體。(維特根斯坦，2015年，第86頁)

巴丟認為維特根斯坦的論述十分接近拉康的觀點，他意識到了作為唯一與世界相聯繫的中介必定呈現為一個「消失中的點」，它作為普遍性(邏輯)中空洞的位置恰恰是去主體化的。也就是說，不可說的領域為拉康意義上具有「空洞性姿態」的主體留下了行動的空間。那麼，在元語言乃至普適性規則喪失的背景下，這種處於「沉默」領域的行動如何賦予存在以必要的意義，從而抵抗虛無主義的侵蝕？對此，巴丟和齊澤克的路徑是相似的：在巴丟那裡，意義存在於維特根斯坦的「積極的非思」之上，它通過「極端美學」貫徹了尼采「積極的虛無主義」的主張；而在齊澤克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方法論所帶來的啟示，即：

當問題是一個難以理解的、不可解決的哲學僵局的時候，他(維特根斯坦)會採取什麼樣的步驟呢？通過從「事物本身」(其一般哲學形式的問題)退出，集中研究其「例證」——集中在我們日常「生命形式」範圍內、定義該問題的種種概念的「用法」上。……從一般哲學意義上來講，這樣一個程序看起來似乎是在「逃避真實的問題」；然而辯證法的解決方法卻在轉移了問題的舞台編劇中……用現實化的具體場景取代抽象的問題……(齊澤克，第175-176頁)

於是，在巴丟和齊澤克的改造下，維特根斯坦的「描述的形而上學」(斯特勞斯語)等價於德里達主張的「解構即正義」。

總體而言，如若說在阿甘本那裡依稀存在著共同體之重建的渴望，那麼巴丟和齊澤克則徹底將作為本體論依託的共同體及其包含的前現代主體一道解構了。僅僅就此而言，巴丟和齊澤克確實道出了維特根斯坦從《邏輯哲學論》到《哲學研究》和《論確定性》的思想發展脈絡中的一條線索，即「可說」與「不可說」之間的辯證關係——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不過是將那種劃界，相對化為「可懷疑」與「不可懷疑」命題間的互動，其最終目的依然是對哲學還原論邏輯進行無盡的消解，哲學從而成了一種「行動」。巴丟和齊澤克所多走的一步是將這種無盡的消解視為目的本身，即主體在元語言缺乏的狀況下尋求的保障。主體在此要做的是在「空洞的位置」上遵循一種「戰鬥的普遍性」，它以對抗普適主義的方式訴諸某種尼采式的積極行動。

五、結語：「革命的語言哲學」何以可能？

總體來說，當代激進左派對維特根斯坦理論的闡發與重構是深刻的。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政治—經濟形勢下，一方面，全球化趨勢中的多元化格局使規範性問題被提到了政治理論的前沿；另一方面，在後福特製與「靈活生產」條件下，「語言遊戲」已經不僅是理論假設，而是佔據重要地位的現實生產方式。藉此契機，反思與批判佔據話語及意識形態空間的規則、規範與語言遊戲問題，客觀上促成了當代激進左派將理論視野錨定在維特根斯坦哲學上。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等人拒斥維特根斯坦，把他視為實證主義「單向度哲學」的代言人。(參見馬爾庫塞，第136-158頁)相較於前者，當代左派反過來挖掘出了維特根斯坦哲學潛在的激進主義的「微言大義」。他們在抵抗建構主義的基礎上，重釋維特根斯坦的「遵守規則」悖論，從而在共同體—社群主義之外尋求到規範性的保障，在反還原論的維特根斯坦主義前提下，推演出規則自身的不可避免的消解張力，這為維特根斯坦所傾向的「寂靜主義」找到了激進的出路，即維爾諾意義上的「順勢療法」，它實際上揭示了規則背後元語言自身崩潰的潛能。在此前提下，維特根斯坦「讓一切如其所是」的主張就不再是馬爾庫塞所說的，是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而是尊重矛盾自身演化的激進傾向，正如齊澤克所說的，「什麼都不做是最激進的做法」。

與之相關的是激進左派在「語言遊戲」的運作中找到了偶然性接合的事實(拉克勞和墨菲)，語言遊戲由此被拓展到對意識形態的理解與批判的語境中，偶然性構成了佔據意識形態霸權的重要環節。在這種態勢下，如何構建主體行動的意義空間就成為擺在當代左派面前的切實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語言背後，在維特根斯坦的「可說」與「不可說」之間。如果說康德的劃界為倫理和美學留下了空間，那麼在激進左派哲學的語境下，維特根斯坦對「可說」與「不可說」的劃界則為激進的行動打開了局面，而激進行動的激進之處正在於它的自為性——「為行動而行動」，這種鬥爭的精神將構築新的普遍性。

但是，當代激進哲學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闡釋，把語言建構—結構中的偶然性放大到了極致，從而把絕對的偶然性視作最為客觀的規律性。這是當代左派慣用的伎倆，即將認識論上的無能轉化為本體論上的、必然的不可能性，他們由此抹殺了因現實社會內在的結構性張力而展開的所蘊含的真實客觀規律。這種對維特根斯坦「語言」的激活，儘管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話語分析的地位，但最終沒有突破後者所框定的理論範式。儘管如此，當代左派所塑造的「激進式維特根斯坦」在方法論上，為語言哲學開闢了一條全新的政治學路徑，這在理論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不同於一些學者，如吉登斯、哈貝馬斯以及溫奇等，對維特根斯坦理論所作的建構性政治學闡釋，當代左派挖掘出了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中的解構性特質，強調的是語言、話語中的斷裂性要素，由此也在哲學範式上打開了新的視野：在語言哲學自身中，在傳統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之外尋找新的社會規律性，這為我們進一步在語言哲學中發掘激進政治潛能提供了深刻的啟發。

參考文獻：

[1]阿甘本，2014年：《潛能》，王立秋、嚴和來譯，灕江出版社.

[2]巴丟，2015年：《維特根斯坦的反哲學》，嚴和來譯，沙明校，灕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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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齊澤克，2009年：《因為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樂》，郭英劍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11]維特根斯坦，2005年：《哲學研究》，陳嘉映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