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丨《史記》的天下觀

《史記》作為中國正史的第一部著作，在諸多方面具有首創之功，諸如天下觀、歷史觀、民族觀、經濟觀等等。《史記》的天下觀生動地詮釋了「天下一家」的理念，幾千年來一直在我國古代史上閃耀著奪目的光輝，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史記》開篇自黃帝始。黃帝之前是一個四分五裂的部落戰亂之世。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統一了天下，黃帝被尊奉為中國境內各民族的祖先。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漢帝王，春秋以來列國諸侯，四方民族，無不為黃帝子孫。匈奴是夏桀之後，勾吳與中國之虞為兄弟，越王勾踐是禹之後，楚是顓頊之後。中華民族皆黃帝子孫，這一民族一統觀念就奠基於《史記》。

以匈奴為例。在《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述了匈奴民族生活的地域、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發展狀況以及與西漢發生的關係。匈奴是北方一個強大的民族，以游牧為主，很彪悍，是西漢的勁敵。但是該傳第一句話寫道：「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明白地指出，匈奴也是黃帝的子孫。由此可見，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祖先的大家庭，大家彼此都是兄弟姐妹，休戚相關，榮辱與共。這一民族觀念數千年來激勵了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中華民族的生存、繁榮和進步而捨生忘死、不懈奮鬥。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成書於周朝的《禮記·禮運篇》，為後人描繪了崇高而美好的「大同」願景。該篇暢想了普天之下，「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大家生活在一個溫暖和諧的大家庭里，互助互愛，各得其所，息息相關，其樂融融。

在《史記·周本紀》中，周穆王準備征伐犬戎時，祭公謀父進行了勸諫。祭公謀父指出，先王顯示自己的德行卻不炫耀自己的兵力。「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周朝的先王就是這樣視天下為一家，積善累德而發展壯大並取得天下的。

隨後，祭公謀父又提到先王的「五服」之制，其中「夷蠻要服，戎翟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講的就是，靠近周王朝的少數民族只需要按照約定服事天子，每年進京一次隨祭周朝的先王；距離周王朝更遠的少數民族只要按其舊有風俗服事天子，要在周朝的每個老王去世時進京參加葬禮。

「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如果有蠻夷不按年進貢，天子即須進一步端正名分；如果有夷狄不來參加葬禮，則新天子即須注意自己的道德修養。由此可見，周朝的先王之制，對境內各個民族依據地理遠近做出合乎情理的規定，遇到問題先從自己找原因，通過統治者的反省、修名、修德來改善政治，這正是「天下一家」理念的具體運用。只有在一個溫馨的大家庭里，才能凡事多為他人著想，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天下人做天下事。《史記》成書於西漢武帝時期，這時候西漢已建國幾十年，承平日久，社會達到鼎盛。漢武帝是非常有作為的皇帝，上承文景之治，勵精圖治，開疆闢土，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才俊之士，紛紛湧現，「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囊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漢武帝《求茂才異等詔》有言：「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此詔一出，普天之下，八方才俊，如錐處囊中，脫穎而出。漢武帝不論門第高低，血統貴賤，資歷深淺，一律唯才是舉，英雄不問出處，於是天下人才，濟濟一堂。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其中金日磾是匈奴人，得到漢武帝的重用，成為輔佐大臣之一，後來還成為漢武帝臨終的託孤大臣。

當時京師長安置有胡越羌騎，即各民族組成的部隊都有權利參與保衛京師，這也是一種政治恩遇，表示四海臣民為一統，各民族的英雄才俊都可以為國效力。

在武帝朝，不拘一格用人才，各個民族、各個階層的英才應運而生，出現了天下一家、人盡其用的大好局面，天下人才如繁星璀璨，光彩奪目，共同創造了輝煌燦爛的華夏文明。

◎本文原載於《學習時報》（作者楊波），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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