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大國元首已在百年前繪出當今世界的草圖？

摘要：有意志才可以談力量。不過正如美國和世界在今天發現的那樣，意志是要搭上金錢或性命的。1919 年的歐洲人恰恰這兩樣東西都欠缺。第一次世界大戰意味著法、英、意三國領導人都不能再命令自己的人民為了軍力埋單。

作者：[加拿大]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

在1919 年的頭六個月里，巴黎就成了世界的首都，世界的頭等大事便是巴黎和會，世界上最具權勢的人則成了和平締造者。和平締造者們日復一日地會面，提案，辯論，爭吵，然後再重複這個過程；他們達成交易，擬定條約；他們創立新的國家與新的機構；他們一起用餐，一起去劇院。從1 月到6 月的六個月，巴黎就成了全世界的政府、全世界的上訴法院、全世界的議會。這個世界的恐懼與希望全都匯聚於此。從表面上看，巴黎和會一直持續到了1920 年，但實際上真正有成效的只有這頭六個月——人們做出關鍵的決議，啟動一系列重要的事項，都是在這段時間裡。世界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而且以後也永遠不會再有。

和平締造者齊聚巴黎的原因是，驕傲、自信、富庶的歐洲把自己撕扯得四分五裂。1914 年發生在巴爾幹地區的權力角逐將所有大國拉入了戰爭的泥潭，從東方的沙俄到西方的英國，一個不漏。大多數小國也無法倖免，只有西班牙、瑞士、荷蘭，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成功置身事外。雖說亞洲、非洲、太平洋群島、中東地區也一直爭鬥不斷，但戰爭多數是在歐洲土地上打響的。縱橫交錯的戰壕瘋狂地延伸，從北面的比利時一直延伸到南面的阿爾卑斯山，德國及其盟國奧匈帝國與俄國接壤的地帶戰火連綿，巴爾幹地區也捲入其中。世界各地的士兵都來了：澳大利亞人、加拿大人、紐西蘭人、印度人、紐芬蘭人為大英帝國作戰，越南人、摩洛哥人、阿爾及利亞人、塞內加爾人為法國打仗，美國人姍姍來遲，他們再也無法忍受德國人攻擊美國的商船，於是加入了戰爭。

歐洲主要戰場之外的地區看起來還是老樣子。大城市還在，鐵路線也能支撐，港口尚能運轉。這不是把每塊磚瓦都炸成齏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真正損失的是人，四年時間，數百萬人喪生，他們都是戰鬥人員——針對平民展開大屠殺的時代還沒到來。德國陣亡180 萬人，俄國170 萬人，法國138.4 萬人，奧匈帝國129 萬人，英國74.3 萬人（此外還有19.2 萬人來自大英帝國的其他屬地）……這個單子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直到面積很小的黑山王國，死亡3000 人。孩子失去了父親，妻子失去了丈夫，青年女子失去了未婚夫。歐洲則失去了那些本可以成為科學家、詩人和領袖的人物，以及本該由這些人流傳下去的血脈。死亡人數並不能完全說明戰事的慘烈與人的苦難。有一些人雖沒有被列入陣亡者名單，但只剩下了一條腿、一隻胳膊、一隻眼睛。有的人被毒氣損害了肺葉，還有的人被毒氣損害的神經永遠無法恢復正常。

四年時間裡，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為了打一場戰爭傾盡人力、財富以及它們的工業、科學和技術成果。這場戰爭或許是由意外挑起的，卻因雙方實力相當而無法終止。直到1918 年夏天，當德國的盟友已成強弩之末，而美國新兵力源源不斷湧入戰場的時候，協約國一方才佔了上風。當大戰在11 月11 日結束時，人人都疲憊不堪，期盼著未來——什麼樣的未來都可以，只要不重蹈覆轍。四年的大戰從根本上動搖了歐洲統治世界的絕對自信。在西線，歐洲人再也無法高談闊論什麼將文明播撒至全世界的使命。戰爭傾覆了政府，羞辱了王權，顛倒了整個社會。俄國1917 年革命換掉了沙皇制度，但當時沒人知道換上來的是什麼；奧匈帝國在大戰終了之時不復存在，讓歐洲版圖中央出現了巨大的空洞；那個在中東幅員遼闊、在歐洲也有些許涉足的奧斯曼帝國苟延殘喘；德意志帝國現在變成了共和國。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這些舊國家走出歷史復活了，新國家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正掙扎著急待出生。

今天人們想起巴黎和會，總是想到它的產物，即1919 年6 月在凡爾賽簽署的對德條約，但巴黎和會遠不只是簽署對德條約：保加利亞、奧匈帝國解體形成的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個國家，還有奧斯曼帝國，這些其他的敵對國也必須簽訂自己的條約；歐洲中部與整個中東必須划出新的國界；最重要的是，國際秩序必須重塑，或許要按照與以往不同的原則重塑。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和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的時機成熟了嗎？各國能就跨國電報電纜事務或國際航空業的發展達成一致意見了嗎？在這樣一場大災變之後，期望是巨大的。

甚至在1918 年槍炮聲歸於寂靜之前，悲哀、苛求、憤怒的聲音就出現了。「 中國屬於中國人！」「庫爾德人必須有自由！」「波蘭必須重生！」操著不同語言的人提著不同的要求。有人說美國必須當全世界的警察，有人則說美國人必須回老家去；有人說俄國人需要幫助，有人則說，不，讓他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人們相互埋怨著：斯洛伐克人埋怨捷克人，克羅埃西亞人埋怨塞爾維亞人，阿拉伯人埋怨猶太人，中國人埋怨日本人。這些聲音里充滿了擔憂，懷疑新秩序能否比舊秩序更完善。在西方，人們私下談論著東方傳來的危險思想；在東方，人們思忖著西方實利主義的威脅。歐洲人想知道他們能否恢復元氣，想知道如何管控趾高氣揚的新盟友美國。非洲人害怕被世界遺忘，亞洲人則認為未來屬於他們，只是當下的問題必須先解決。

我們能體會到生活在大戰末期是什麼感受。如今世界上的聲音和1919 年時的非常相似。當1989 年冷戰結束、後來蘇聯解體時，舊勢力、宗教或民族主義從冬眠中蘇醒了。波斯尼亞和盧安達提醒了我們，這些勢力有多麼強大。在1919 年，隨著國界突然生變，新經濟理念與新政治理念充斥著大地，當時的人們同樣感覺到一種新秩序出現了。一個危機四伏的脆弱世界，既給人帶來了興奮的感覺，也讓人恐懼。過去和現在的區別就在於，今天的我們沒有舉辦過全球性的和平大會。沒有這種時間。政治家和他們的顧問只用兩三天時間做簡短的會面，然後就乘飛機各奔東西。到底哪種方式能更好地解決世界問題，沒人知道。

我們今天的世界與1919 年的世界有很多聯繫。1993 年夏天兩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巴爾幹地區，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拆解了南斯拉夫這個國家；在倫敦，太平洋小島諾魯的巨富們贊助了一出不叫座的、講述達·芬奇生平的音樂劇。南斯拉夫和諾魯能成為獨立國家，都與巴黎和會有關。當時定下的協議一直在分崩離析，而且很多那時候就存在的難題，到今天仍困擾著我們：中日關係、歐美關係、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伊拉克與西方的關係等等。

在當時，為了解決這些難題，政治家、外交官、銀行家、軍人、教授、經濟學家，以及律師，從世界各個角落跑到巴黎。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和他的國務卿羅伯特·藍辛來了，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和義大利首相維托里奧·奧蘭多（Vittorio Orlando）來了，阿拉伯的勞倫斯裹著他那身神秘的阿拉伯袍子來了，給自己國家帶來災難的希臘大愛國者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來了，投身政治的波蘭鋼琴家伊格納奇·帕岱萊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來了。還有許多未來的大人物也來到巴黎：兩位未來的美國國務卿、一位未來的日本首相，以及以色列的首任總統。有些人是含著金湯匙出生，例如羅馬尼亞的瑪麗王后（Queen Marie）；有些人則是白手起家，例如英國首相戴維·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巴黎和會「四巨頭」：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列孟梭和義大利首相奧蘭多

權勢之人的會聚吸引了全世界的記者、商人、掮客，他們的目的五花八門。法國駐倫敦大使寫道：「碰到的人全都是去巴黎的。巴黎將成為成千上萬的英格蘭人、美國人、義大利人以及不三不四的外國紳士的消遣之地。他們要借參加和談之名，不請自來。」婦女選舉權、黑人人權、勞工憲章、愛爾蘭獨立、裁軍，全世界的請願者湧向巴黎，這類請願天天都有。在那個冬天和接下來的春天裡，巴黎到處能聽見各種計劃和安排：猶太人定居、波蘭復國、烏克蘭獨立、建立庫爾德國家、建立亞美尼亞國家。請願者紛至沓來，來自選舉權社團大會（Conference of Suffrage Societies）的、來自喀爾巴阡俄羅斯人駐巴黎委員會（Carpatho-Russian Committee in Paris）的、來自巴納特塞族人（Serbs of the Banat）的、來自反布爾什維克的俄國政治大會（Russian Political Conference）的。請願者的國度也是五花八門，有的已經消亡，有的只存在於夢想中。有的人，例如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s），代表了數百萬人；有的人，例如波羅的海奧蘭（Aland）群島的代表，只代表數千人。有的人來得太遲，朝鮮人1919 年2 月從西伯利亞出發前來參加會議，而且是步行，等到和會主要議程於6 月結束時，他們才抵達俄國的北極港阿爾漢格爾（Archangel）。

從一開始，和會的組織方式、目的和程序就遭到了質疑。考慮到以前的經歷，這種懷疑也許是不可避免的。英、法、意、美四個大國曾計劃召開一次初步會議，先敲定可以拿出手的條款，之後再舉行全面會談，與敵國協商。質疑很快便出現了：什麼時候才能輪到其他盟友表達觀點？以日本為例，它已經是遠東地區的一個重要國家了。還有，像塞爾維亞和比利時這樣的小國怎麼辦？這兩個國家的陣亡人數要遠超日本。

四大國讓步了，但和會的全體大會也徒有虛名，真正的工作還是由四大國加日本在非正式會議中完成的，當問題變得太過棘手的時候，就只由四大國的領導人決定。幾個月過後，曾經的初步會議慢慢地演變為正兒八經的會議。打破外交先例的做法激怒了德國人，他們的代表最後是被傳喚到法國領取最終條約的。和平締造者們的確希望把大會組織得更好、更活躍。他們仔細地研究了唯一可供借鑒的例子——結束了拿破崙戰爭的維也納會議。英國外交部找來了一名傑出的歷史學家，讓他寫一本關於維也納會議的書，好當作巴黎和會的指導。（他後來承認，自己的作品幾乎沒起到任何作用。）維也納會議的和平締造者面臨的問題雖然很大，但和巴黎和會時期的問題相比則簡單多了。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勛爵（Lord Castlereagh）前往維也納的時候只帶了14 名辦事人員，而在1919 年，英國代表團的人數接近400 人。在1815 年，事情都被悄無聲息地解決了，很從容。卡斯爾雷和他的同事要是到了1919年，恐怕會被公眾的密切關注嚇破膽。參與巴黎和會的國家也多了很多，超過30 個國家向巴黎派出了使團。其中的義大利、比利時、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在1815 年時還根本不存在。在維也納會議的時候，拉丁美洲國家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的領土。泰國、中國和日本向來是偏遠神秘之地，現在，即1919 年，這些國家的外交官穿著細條紋的褲子和雙排扣的禮服出現在巴黎和會上。除了公開譴責奴隸貿易，維也納會議並未關注歐洲以外的世界。在巴黎，和會的議題覆蓋了從北極到南極的所有地區，小到太平洋上的島嶼，大到整個大洲。

維也納會議召開的時候，1789 年法國大革命掀起的波瀾已經平息。到1815 年，大革命的影響已深入人心。而在1919 年，俄國革命剛剛進行兩年，對世界其他地區會產生何種影響尚不得而知。西方各國領導人目睹布爾什維克主義橫掃俄國，威脅到宗教、傳統以及維繫社會的每個紐帶。在德國和奧地利，工人蘇維埃組織正在城鎮奪權，自己的士兵和水兵也叛變了。巴黎、里昂、布魯塞爾、格拉斯哥、舊金山，甚至連加拿大大草原上向來沉寂的溫尼伯（Winnipeg），都發生了大罷工。這些只是彼此無關的獨立事件嗎？

還是說地下有一場四處蔓延的大火，而這些就是其中騰起的火焰？1919 年的和平締造者們認定自己得爭分奪秒。和前人在維也納會議上做的事情一樣，他們也要在歐洲版圖上划出新的國界，但他們還必須考慮亞洲、非洲和中東。「自決」這個詞成了口號，但口號沒法幫助他們在彼此的民族主義爭鬥中做取捨。和平締造者們不得不扮演警察，而且不得不去應對饑荒。如果可以，他們還必須創立一種國際秩序，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的爆發。從古至今，戰爭都是愚蠢且無用的行為，但它或許也能帶來一些好事——威爾遜許諾一定要找到保護弱小、解決紛爭的新辦法。另外，和平締造者們肯定要起草條約。毫無疑問，德國要為挑起戰爭負責，要賠償。（或者像很多人懷疑的那樣，它是因為打輸了才要負責。）這個國家要走上更為和平的道路，它的邊界需要調整，好補償西面的法國和東面那些新生的國家。保加利亞必須有自己的條約，奧斯曼帝國也一樣。

奧匈帝國變成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這個國家沒有了，昔日幅員遼闊的大帝國只剩下一塊小小的奧地利和動蕩不安的匈牙利，其餘大部分領土都歸了新國家。巴黎和會承載著人們巨大的期望，相應的，失望的風險也特別大。

和平締造者們還代表自己的國家。這些國家大多數實行民主制度，因此他們還得留意本國民眾的心愿。他們必然會為了下一屆競選考慮，權衡重要的民意哪些要取哪些要舍，所以說他們這群代理人並不是完全自主的。認為以前的國界都已消失，這種想法很有吸引力，是時候把新舊要求都提出來了。英國與法國悄悄地就劃分中東達成了一致意見。義大利人拒絕了新國家南斯拉夫的要求，因為他們不想有個強大的鄰居。克列孟梭曾對一名同事抱怨稱：「製造戰爭可要比締造和平容易多了。」

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巴黎的和平締造者們取得了很多成果：對德條約出爐了，而且成了對奧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條約的參照；在中歐和中東划出了新的國界。實話實說，他們的很多成就並未持續多長時間。人們當時就說，而且後來也一直在說，和平締造者們花費了太多的時間，而且把事情弄糟了。還有一種司空見慣的說法是，1919 年的和平方案非常失敗，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其實是過高估計了和平締造者們的能力。

1919 年的世界出現了兩個不協調的現實：一個是巴黎和會的現實，一個是現實中的現實。世人在現實中的現實里各為其主，各自為政，使得這兩個現實並不總能統一。誠然，和平締造者們有自己的陸軍和海軍，但在小亞細亞內陸或高加索地區這些沒有什麼鐵路、公路或者港口的地方，調兵遣將是件費時費力的事情。新的飛行器還不夠大，也不夠結實，彌補不了運力上的空白。歐洲中部的確有鋪設好的道路，但秩序的崩潰意味著即便有能用的火車或汽車，燃料也是個問題。亨利·威爾遜（Henry Wilson），英國最聰明的將軍之一，就告訴勞合·喬治：「教訓這個或那個小國根本沒有作用。邪惡的根源在於巴黎的命令得不到執行。」

有意志才可以談力量。不過正如美國和世界在今天發現的那樣，意志是要搭上金錢或性命的。1919 年的歐洲人恰恰這兩樣東西都欠缺。第一次世界大戰意味著法、英、意三國領導人都不能再命令自己的人民為了軍力埋單。三國的武裝力量日漸式微，左派的士兵和水兵也不可靠。海外軍事冒險花費太高，納稅人不喜歡。美國是唯一有能力採取行動的國家，但它不認為自己有參與的必要，而且它的國力也還沒有強大到那個地步。有人說，美國人沒有趁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還未站穩腳跟的時候出手，錯失了按照自己的意願扳正歐洲的機會。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實際上是把下一場世界大戰後人們對美國實力的認識提前搬了過來。在1945 年，美國已經成為超級大國，而歐洲各國更為羸弱。但在1919年，美國並不比其他國家強大許多。歐洲人能夠忽視美國的意願，而且他們的確也這樣做了。

陸軍、海軍、鐵路、經濟、意識形態、歷史，想要了解巴黎和會，就要把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全盤衡量。但是參與巴黎和會的個人也很重要，畢竟起草報告、制定決策、調動軍隊的都是一個個的人。和平締造者們要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同時也有自己的好惡。而了解巴黎和會三巨頭——克列孟梭、勞合·喬治和威爾遜——的這些特點，是至關重要的。

本文摘自《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後世界》

作者：[加拿大]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

譯者：鄧峰

出版時間：2018年3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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