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是怎麼垮掉的？《萬曆十五年》讀書隨筆

萬曆十五年 英文名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 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

[美]黃仁宇著 中華書局 2007年1月第1版

我們的帝國是怎麼垮掉的？

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國，四海昇平，並無大事可敘。在這平平淡淡的一年裡，發生了許多若干歷史學界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因果關係，恰為歷史的重點。

這一年，年輕的萬曆皇帝二十四，御宇海內已經十五年。十四歲時大婚，是為王皇后，無嗣。1581年，大概是年輕人一時的衝動，萬曆皇帝弄大了老媽身邊的一個宮女的肚子，瞞不住，次年七月冊為恭妃，是為王氏，八月生長子常洛。盡說男人是花心，其實，最鍾情處最鍾情。一個普通的宮女撿了個頭彩，並不代表皇帝會因此而喜歡她。萬曆帝心中的女神是鄭氏，鄭氏小四歲，1582年生三子常詢，後封福王（二子早夭）。

如何把江山打包給自己的下一代始終是皇帝老兒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霾，這個大問題引起多少次兄弟間反目為仇、生靈塗炭。遠的玄武門之變不說，本朝永樂帝誅建文帝教訓之深，當為後世戒。長子與三子之間的取捨成了皇帝與滿朝文官喋喋不休、爭論不已的大問題。子以母貴，只要不是太傻，最心愛的女人的兒子，是父親心中當然的愛子，萬曆帝想把江山傳給三子常詢。文官們秉承立長不立幼的祖訓，拒不合作，（這與東漢末宦官外戚專權不同，萬曆帝仍掌握著上至宰輔、下至侍郎、僉事的生殺大權）。面對直言勸諫自以為佔有真理定能流芳千古可堪一代賢臣的滿朝文官們，貴為九五之尊的萬曆帝居然不能為自己選後繼人，皇帝無可奈何，無可奈何的結果是消極貽事，開始了有明一代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最為奇特的一個現象：皇帝不上朝，不理國事，眼不見為凈，免得心煩，看你們怎麼著。凡此又二十年。

我每次納悶，明朝的這麼一批自以為可比伊尹、魏徵的文官們何以不怕皇帝的雷霆萬鈞，反而以對抗皇帝為樂。他們可以伏於午門之外，痛哭流涕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以博青史之芳名。明朝的酷刑可謂極矣：廷杖（體弱者當場斃命，強壯者也多為殘廢），剝皮，腰斬，流放，多不勝數。申時行以前的十幾個首輔沒幾個得到好下場，張居正死後也遭到開棺戮屍，長於明哲保身的中國人為什麼在明朝這裡誕生了一批批為追求一個可笑的芳名而慷慨赴難的義士呢？先看看這次皇帝與文官的鬥爭。

十四年，姜應麟上疏立長子為太子，被貶斥，禮部尚書沈鯉說情，推不過，皇帝說長子年幼，三年後再說，文官們認真的當真了。

十六年九月，沈又上書，再遭斥，沈辭呈。

十八年正月初一，長子三子與眾先生見面，申時行恭維長子美如玉。禮部尚書于慎行上疏冊立東宮，以為禮部分內事，上大怒，扣薪水三月。時眾輔休假，四輔王家屏求情，帝推脫俟長子十五歲再說。

十九年，申時行心灰意冷，請求告老，二輔許國亦退休。

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偕六科言官上疏：「豫元教子」，即長子出閣讀書之義，皇帝挑其「弘治」為「弘洪」之誤，降李一級，調京外，其他言官扣半年薪水。首輔王家屏不簽敕，隨後託病。十幾位御史為李求情，孟養浩遭廷杖，降職為名。

二十一年，皇帝以皇后年三十，提出「待嫡」，「三王並封」。眾怒之下，期限順從皇帝的首輔王錫爵也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明確表示反對皇帝。

國本之爭，君臣對立，互不信任，最後兩敗俱傷。皇帝終立長子常洛為東宮太子，文官們贏得一場慘勝。由此看來，七八年間，整個帝國高層干且只幹了一件事，圍繞立長還是立幼的國本問題，高層們討論得認認真真，轟轟烈烈，首輔都換了好幾位，也反映出當時我們的帝國確實太平無事。那麼，問題隨之而來，為什麼文官們一致卯足了勁咬定皇儲只能立長而不能通融一下呢？

和皇帝對著干，是個掉腦袋的事情。局外人很難想像，覺得在七八歲的小孩子中選個未來的皇帝，只是枝節問題。而當事人卻認真地上演了一出滿以為會流傳千古的鬧劇。因此，這讓我總覺得中國人自古以來固執的因子就已經根深蒂固。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輕鬆。從「法理」上講，文官們固然是秉持著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訓，但他們的永樂帝用槍杆子取得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又作何解釋？

隨後的歷史讓我們看到，「皇帝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序，各種會試殿試依舊舉行，各種考核沒有廢止，皇帝許多例行公事的批文也有司禮監代作硃批……」拗不過大臣的皇帝確乎只是個牌位。守業之君只要不思進取，比起開疆拓土的創業之君來說，確實不需要什麼雄才大略。一個李世民式的雄主勢必讓業已成熟的文官政府們很難駕馭（據說唐高宗李治就是因為開國元老們覺得李世民太多想法而很難伺候而覺得一個平庸的李治已經足夠而稀里糊塗坐上皇帝的寶座）。對明朝的政府來說，長期太平無事，各種機制運作成熟，一切有四書五經和朱熹的道德原則為立國之基，那麼，按照自己的意見選擇皇長子作為未來萬民之上的領袖，既是「憲法」（祖制，四書等道德原則）的必然要求，進而維護社會和諧，統一思想，鞏固這個完善的治國體制，也是文官的潛意識裡爭取一個未來能聽命自己或者說容易伺候的皇帝的表現。後一點文官們不一定有，也許不敢有。但是這個圓熟的文官機制認為，對於具體的政事不勞您操心，皇上您只要注意道德的表率作用，每天能按部就班按禮樂來化天下，一切OK大吉，能體現這種作用的當然要求其出身，皇長子最好，所謂名正言順是也。今天，我選的是你皇長子，明天你就應當好好配合唱出一出新的萬年不朽的周公輔政大戲。這場大戲將要演出時，主配角們卻奏出了不愉快的序曲，以至這序曲的精彩程度超出了原本平淡無常的正戲。這序曲確實不朽好幾個甲子了，1587，丁亥年，2007，丁亥年，六個甲子過去後，我們翻史書時不難發現當年這場「國本之爭」的大戲是多麼熱鬧而隆重的景象，我們也記住了這歷史大片的男一號：萬曆皇帝朱翊鈞。近年明史明戲火爆，而光頭長辮子的清廷熱有所降溫，大概是國人嚴重的審美疲勞後，從這僵化的明朝體制中找出許多新的以供時人一樂的段子吧。

明朝的段子很多，李德勝同志晚年最喜歡讀的就是明史，1944年的甲申年，就讓郭沫若寫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從西柏坡進北京城的路上，念念不忘的就是告誡共產黨人不要做李自成。那麼，三百六十幾年前的甲申年，一幫烏合之眾殺進北京，奪了鳥位時，自縊於一顆槐樹底下的崇禎皇帝，留下遺書「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至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並說「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那麼我的問題是：逆賊興起，難道你就沒有任何責任？你殺了袁崇煥又作何解釋？從國庫中拿出點金銀犒賞殺敵的將士為何你又捨不得？有臣子提出首都南遷的好建議，你又為何不卸下包袱輕裝上陣？當然我這也是離開了當年的具體語境而一廂情願似的外人空談。我關心的是為什麼崇禎皇帝對自己選拔上來的臣子恨之入骨呢？這是不是與本文中的主人公有著什麼驚人的相似呢？

從1587前後開始，萬曆帝開始惱臣，心中肯定也恨臣，但毫無辦法，妥協，消極怠工了事。連首輔申時行都十天半月難見一次。

1644的崇禎皇帝更恨臣，恨到連死都一個不放過的地步。眾所周知，崇禎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一個勤政的皇帝做了亡國之君，我也為他鳴不值。他懶惰的爺爺是因為臣子太咄咄逼人而懶，居然長期太平無事，可謂懶人有懶福。而勤皇帝則明顯感覺自己在臣子面前施展不開手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最終要了整個帝國的命。

兩個皇帝都不約而同的恨自己親手提拔的臣子，恐怕說明整個帝國真的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國家元首，最高行政軍事長官不能和自己的內閣和平相處，而常常玩些貓捉老鼠的遊戲，不難分析出整個政府效率之低下，制度之僵化，行事之不得民心。這個政府治國時把道德奉為教條，而居然有人相信這滿口的「仁義道德」而恪守不疑。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海青天。

明朝的官俸很低很低，海青天把官俸以外的所有所得視為非法，當然節氣可嘉。然而這個模樣古怪的官僚把不僅儒家要求嚴格要求自己，還要求同僚，要求皇上。他嫉惡如仇，直言犯上，行為過於迂腐，所以除不明內情的老百姓外，沒人喜歡他。但皇上對這個燙手山芋卻不好找什麼茬，只好授以閑官。海青天好不容易做了次二品大員的巡撫，只八個月就被參貶職，回到了海南老家。十五年後，張居正垮台，海瑞因為當年同張採取過不合作態度，信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文官們記起了72歲高齡的老頭，於是被重新啟用。1586升南京右都御使，寫至此，我真不禁啞然而笑，首都在北京，老人家卻在南京當一個政協委員的閑官，真能有你鳥事？我們的海青天還真是當成自己的鳥事了。他捅了兩個簍子：1、上疏凡貪贓八十罐以上官員處以剝皮實草極刑，呵呵，海瑞很自負自己坐得正行得穩；2、接著稱應權杖在家招伶人俳戲的某御史。皇帝也認為他稱其「迂贛」。海瑞自己覺得也沒意思，七次提出辭呈，無果，萬曆十五年歲暮卒。死訊傳出，官員們都鬆了口氣：這傢伙終於掛了，給你安排個職位還真是要殺死我好多腦細胞呢？

那麼，海瑞臨死之前是否明白了自己的處事原則都是按照「憲法」的要求而躬行不悖，為什麼沒人真把他當成哪根蔥呢？在我看來儒家的仁義禮智都是麻痹老百姓的，海瑞錯就錯在把儒家的理想化的倫理原則當成了實際的修身治國的原則，並且要求過嚴。我們都向善，但每人都不是善人，更不是聖人，換是我，也不對他感冒。道德不能使百姓和睦、官員清明，政治權術、治國方略、用兵之道在四書五經里是翻不到的，半部《論語》治天下純粹是騙人的鬼話。一部隻言片語似的的倫理學著作被過分拔高成無所不包的政治學寶典乃至哲學著作，乃至把政府運行的機制、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全部寄托在以道德為核心的幾部儒學著作上，越至封建帝制的末期，其弊病越甚，漏洞越大。可悲的是還有把這當為立命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多數人是說一套做一套罷了，做的那一套多半是爭取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是沽名釣譽，以垂不朽，是所謂「立德立功立言」，實質性的貢獻卻很少。

因此，這個金玉其外的帝國運行近三百年後，一捅即破，頃刻間分崩離析。而對國家對社會的建設性意見，還得靠真正的思想家來推動。但是，文官們喜歡和皇帝們玩遊戲，武將們得不到重用，爛透了的帝國中，這些前衛的思想家們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迷惘和矛盾。李贄就是全書重點論述的一個。

李贄平生的思想，集中體現在《焚書》與《藏書》當中。李贄認為《焚書》為時人不容，免不了被焚燒的命運，卻很自負《藏書》可納之名山大川，以為萬世法。平心而論，李贄「並沒有創造一種自成體系的理論，他的片段式言論，也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李贄的思想在於破，而不在於立。他前衛地比時人追求個性與行動的自由，他離經叛道地對孔孟之道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於是他也授女弟子，認為「穿衣吃飯即是物理」，因而有了思想啟蒙乃至人性解放的意義。但是李贄最終玩得過火，甚至認為「天下之重」應當由宰輔來擔任，就算他遁入空門他也為世所不容。於是一紙令下，李贄由錦衣衛捉拿治罪，著作一律銷毀。下獄後不久，李贄用剃頭刀自殺，說出了他最後一句話：「七十老翁何所求。」

行文至此，黃仁宇從皇帝本人層面，文官層面（前後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海瑞乃至其所形成的制度層面），武將層面（戚繼光），思想界層面（李贄），深入剖析了晚明帝國中的敗絮場景，最後，給出了他自己的結論：「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靠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技術之不及。……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可謂發省至深。

戊子秋宇翔於暨圖/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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