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廠走出了中國船舶工業掌門人

上一篇《船廠風雲90年（8）》，講述了1966年楊俊生離開中華造船廠管理崗位後，該廠改為國營、繼續發展並率先在上海建造新中國第一代導彈驅逐艦的故事。就在楊俊生去職的1966年，一名比他小了40歲的年輕人接下了中華造船廠總工程師的重任，這位年輕人就是胡傳治。

1929年，胡傳治出生在湖北武昌一個郵務員家庭。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8年，日寇進犯武漢。剛上小學不久的胡傳治隨全家開始逃難到湖北省宜都縣；1940年後，日寇又打到宜都，胡家於是又逃到重慶。到了重慶後，胡家上下老幼分散開來，胡傳治隨其母親遷居江津德感壩（今重慶市江津區德感街道）。

當時，一些遷入大後方的淪陷區文化教育界人士在重慶附近創辦了一批國立中學，招收當地和淪陷區逃難至此的青少年。陳獨秀的第三個兒子陳松年，在江津德感壩參與創辦了以安徽籍人士為主體的國立九中。胡傳治雖然不是安徽人，但也就近入學、從國立九中附屬小學畢業後入讀國立九中。——值得一提的是，鄧稼先也曾在國立九中就讀。

矗立在今江津二中校園內的的國立第九中學紀念碑

1940年，鄧稼先隨家人從北京出發，輾轉天津、上海、香港、昆明，最後到了江津投奔他的四叔、國立九中最主要的創辦人鄧季宣，成了國立九中高三班的一名插班生。1941年7月，鄧稼先中學畢業，考入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此時胡傳治還在讀小學。——從時間線來看，鄧胡二人當時大概並不認識；但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共同記憶，就這樣鑄進了他們以及千千萬萬中國人的腦海，成為「中華民族」最牢固的精神紐帶之一。

1945年，抗戰勝利，剛上初三的胡傳治隨國立九中遷到安徽安慶，並在那裡完成初中學業。之後，胡傳治回到漢口，考進一所叫作武昌私立博文中學的教會學校。——學費由其父就職的郵局報銷，這是當時郵局給員工子女的福利。在那個中國多數成年人都是文盲的時代，郵局和印刷廠等單位的員工需要識文斷字、算得上是高技術工種，社會地位類似於如今的大廠碼農，福利待遇相對還算不錯，覺悟工人和進步人士比例高，一些早期革命家也出身於此類行業。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教學學校停辦。胡傳治高中沒畢業，跑去報考了武漢交通學院造船專業。1952年院系調整，武漢交通學院造船系調入交通大學。1953年，胡傳治從交大畢業，分配到尚為公私合營的中華造船廠、當了半年見習生。

可能是因為中華造船廠此時剛剛公私合營、很多制度尚未走上正軌，胡傳治並未像分配到江南、滬東等廠的同學那樣被指定帶教老師傅，也沒有分配具體的工作任務。「享受」放羊式見習待遇的胡傳治索性自己給自己定計劃、下任務，邊干邊學，把從船體到輪機再到電氣的各個部門鑽了個遍。

半年見習期後，胡傳治在中華造船廠已是人地兩熟、與工人們打成一片，很快承擔起監造工作，先後監造了1000噸駁船、1000匹拖輪、2000匹拖輪、2700噸貨船等項目，一個人同時負責船體、輪機、電氣等領域，兩年後就擔任船體車間副主任。此後胡傳治又擔任了工藝科、技術科等的負責人，主管了一系列技術攻關任務。1966年，中華造船廠改為國營並更名「東方紅造船廠」，胡傳治接任副廠長兼總工程師。此後直到1978年（期間，該廠於1973年複名「中華造船廠」），胡傳治一直擔任該廠黨政副職兼總工程師，憑藉良好的群眾基礎和過硬的技術能力，經受住了風風雨雨的十年考驗。

1978年，胡傳治又被調往江南造船廠，先後擔任黨委副書記、副廠長、廠長等職。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江南造船廠作為試點單位，率先於1980年承接了來自香港船王包玉剛的2條27000噸大湖型散貨船的訂單，打響了出口船第一炮。中國造船業近40年來在全球市場攻城掠地、終於佔據全球市場最大份額，起點正是40年前的這2條27000噸大湖型散貨船。

包玉剛在江南造船廠訂購的2條27000噸大湖型散貨船之一「世滬」號

1982年5月，主管船舶工業的第六機械工業部撤銷建制，其下轄的一百多家企事業單位與交通部所屬的十餘家大中型修造船廠合併組建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1983年，胡傳治被調到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擔任副總經理、黨組書記，1985年任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中華造船廠，走出了中國船舶工業的掌舵人。

從1949年到1989年的這40年間，中國船舶工業年產能從一萬噸左右增長到近百萬噸，從僅能維修老舊軍艦到能自建導彈驅逐艦、導彈護衛艦、核潛艇、登陸艦、補給艦，走過了不平凡的40年。見證了中國和中國船舶工業翻天覆地變化的胡傳治，當年還是個20歲的小夥子，此時也60歲了。第二年，他離開了為之工作了數十年的船舶行業。

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胡傳治（中間白髮者）受邀出席中國船舶館開幕式

祝老前輩健康長壽，祝中國船舶工業在新時代創造更輝煌的未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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