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今猶在，世間已無蔡元培
前無古人，後有來者乎？
1940年3月24日，按照民國時期的電報代碼，是「敬」日。
這一天，以戰時陪都重慶為首，大後方几乎所有尚未淪陷的省份，都舉行了莊嚴肅穆的公祭儀式，祭奠二十天以前去世的蔡元培先生。
這一天，全國寄出的信件上，都被蓋上一枚特殊的郵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紀念。
這一天，國內幾乎所有大報，無論何黨何派，都發表了悼念蔡元培先生的輓聯、悼詞與評論，人們用的最多的兩個詞，一個是「楷模」，一個是「完人」。
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如此備極哀榮，又如此受到衷心哀悼的，恐怕唯有蔡元培一人而已。北大教授王世傑說，「蔡先生為公眾服務數十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一千餘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只在那裡打算典衣質物以處喪事，衣衾棺木的費用，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
1921年的蔡元培
1919年，美國學者杜威（胡適的老師）在中國訪問，目睹了五四運動的風起雲湧，曾感嘆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蔡元培先生的絕無僅有，不僅在於他憑藉著一己之力，締造了中國大學應有的模樣和精神；更在於他以一己之力，樹立了一個老大帝國向現代文明轉變進程中所當有的人格典範。
他的學生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青年時代的蔡元培
王頌蔚：我這弟子是匹傲嬌的千里馬
蔡元培17歲中秀才，22歲中舉人，堪稱少年得志。
1881年，23歲的蔡元培再次參加會試，從考場中出來後，他當即帶著謄寫好的文章去拜見鄉試考官李文田。
李文田看罷連連搖頭，認為蔡元培的八股文在寫法上不合繩墨，更斷定這樣的文章難以取中。
這對躊躇志滿的蔡元培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而當蔡元培收拾好行李，廢然準備南返的時候，卻忽然收到自己取中貢士的消息。
原來當時的考官王頌蔚在看過蔡元培的頭場考卷後，覺得他的文章雄沉開闊，與流行的文風頗有不同，驚奇之下，又找來後兩場的卷子，不禁拍案叫絕：「則淵博無比，乃並三場薦之，且為延譽（播揚聲譽）」。
於是，有了伯樂的賞識，蔡元培順利地通過了會試。
然而，兩個月後的殿試，蔡元培卻選擇了放棄。
要知道，當殿對試成為天子門生，完成十年寒窗的最後一躍，那可是無數寒門考子的夢。
而如今，竟有人要主動放棄殿試？
蔡元培的解釋更是令人驚愕：「因殿試朝考的名次均以字為標準，我自量寫得不好，留待下科殿試。」
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我蔡元培的字寫得不好看，等我回去練一年再來考。
蔡元培書法
於是蔡元培先去了王頌蔚府上行了拜師、謝師之禮，便返回浙江。
一年後，蔡元培複試再獲王頌蔚賞識，順利通過殿試，中二甲三十四名進士。
就這樣，王頌蔚慧眼識珠，認定蔡元培是一匹千里馬，只是他或許想不到，他的這位弟子此後會成為一代伯樂，一手提拔了陳獨秀、胡適之、梁漱溟、羅家倫、林風眠、劉開渠……無數的青年才俊，這些人日後紛紛在自己的領域開宗立派，將民國天空點綴的璀璨斑斕。
蔡元培，就是那個繪製星空的人。
蔣夢麟：我的校長是北大校長，我也是
1894年，光緒甲午二十年，春。
27歲的蔡元培，通過館試，躋身翰苑，授職翰林院編修。
翰林院是一個起點，入了翰林院，也就意味著有了入閣拜相的資格。
按照這樣的人生軌跡，等待著蔡元培的是平步青雲的錦繡前程。
也是在這一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冬天，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此時，已經大量接觸西學並對維新派抱以同情的蔡元培深感官場黑暗和制度腐朽。他認為清政府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於是，他毅然辭官回到紹興，通過應聘出任紹郡中西學堂校長。
這一來，便招來了不少的非議：放著好好的前程不要，躲在這小地方當教書先生，這人一定是腦子有病！
面對流言蜚語，蔡元培頗不以為然，反而更加堅定了他改革傳統積習，推行新式教育的決心。
親自造訪當地名流，請他們出任教師；對於那些通曉外文的人才，他同樣求賢若渴；《三字經》《千字文》已經落伍於時代，他更親自組織老師編寫《切音課本》等一大批新教材；他要求學生寫日記，關心時事，接受新思想……
牛刀小試，竟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短短几年，紹郡中西學堂便成為當時紹興藏書最多、教學儀器設備最好的新式學校，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培養了一大批擁有新思想的學生。這其中便有12歲的蔣夢麟（1919年，受蔡元培委託，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
在紹興推廣新式教育，也為蔡元培日後入主北大，掀起那場波瀾壯闊的改革大幕，做了生動的註腳。
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
魯迅：這位同鄉對我簡直不要太好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組織建立了光復會。此後，同盟會成立，光復會併入，受孫中山委任，他成為同盟會上海分會的總負責人。
1907年，39歲的蔡元培開始了海外留學生涯。在德國的4年時間裡，他寫出了《中國倫理學史》。
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同年，他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並主持制定了中國的第一個大學和中學校令《大學令》和《中學令》。
比起位高權重的蔡元培，彼時同為紹興同鄉的魯迅就要慘多了。
祖父科考行賄案發後，周家家道中落，一段時間裡，魯迅都處在一種無業游民的狀態。為了某個好些的前程，魯迅決定離開紹興到上海去發展，「想到上海去當編輯」。
就在他失意寥落的時候，蔡元培向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伸出了橄欖枝，一如當年王頌蔚對自己的賞識那樣，他認定魯迅是個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輕人。
魯迅因此開始了自己長達14年的教育部官員的生涯。
（從右到左：魯迅、蔡元培、宋慶齡、蕭伯納）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再次給魯迅下聘書，讓他在北大兼職任教，這樣一來除了在教育部，魯迅就又多了一筆收入。以至於此後，蔡元培擔任國民黨新政府大學院的院長時，專門為魯迅安排了一個「大學院特約撰述員」的職位。
這是個什麼職位呢？
也就是說，魯迅根本不用從上海到南京去上班，更不做任何研究，每個月就能拿到300塊。
如果沒有這筆錢，魯迅別說成為文壇領袖，就是在上海立足都困難。
他還請魯迅代為設計北京大學的校徽。
這一切，都有賴於蔡元培的愛才之心。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於上海。次日，年逾七旬的蔡元培親往萬國殯儀館弔唁，並挽以一聯：「著作最謹嚴，豈惟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葬禮上，已是學界泰斗的蔡元培親為執紼，送別這位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同鄉。
伯牙撫琴有神韻，高山流水遇知音。
俞伯牙鍾子期同二人相比，亦不過如此吧。
從左到右：魯迅、蕭伯納、蔡元培
陳獨秀：我本沒空顧他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這不是一個好乾的差事，當時的北大盛行著官僚主義作風，教員是官僚，學員為的是日後當官，講的內容都是忠君忠儒的封建文化和思想。
這種情況，必須大刀闊斧，對北大進行重新定位。
上任之初，他就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口號，要將北大改造成為一座「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府。
真正有思想，有才華的人才，是首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蔡元培要以人才為突破口，為老氣橫秋的北大引入全新的空氣。
於是，便有了一段段北大校長求賢若渴的傳世佳話。
這其中，陳獨秀是最早進入蔡元培眼中的一位。
1918年8月，北京大學哲學門師生合影。前排右四為蔡元培，右三為陳獨秀
1916年年底，陳獨秀正在辦《新青年》，蔡元培極為看好這本思想進步的雜誌，對它的主編陳獨秀更是青眼有加。於是，蔡元培便天天守在陳獨秀家。
有時候來得早，為了不打擾陳獨秀休息，他便搬個小板凳坐在屋外等。
就連陳獨秀都想不明白：像他這樣一個沒學位，沒資歷，要啥沒啥的窮書生，你一個堂堂北大校長為啥非得請我？而且還要我去當北大的文科學長。
蔡元培對別人說：「翻閱了《新青年》，便決意聘他。」
陳獨秀也有性格，說：「不幹！因為正在辦雜誌。」
蔡元培回答：「那沒關係，把雜誌帶到學校辦好了。」
就這麼，陳獨秀被蔡元培「三顧茅廬」請進了北大。
陳獨秀也沒有辜負蔡元培的一番苦心，不久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了，首先以大魄力打開局面的就是陳獨秀，這個才思敏捷、辦事果敢的年輕人，成為北大革新的頭號大將。
蔡元培的這份胸襟和氣魄，無法不令人感慨：這樣的國士太少了。
蔡元培與馬寅初等合影
羅家倫：君投我以木瓜，我報之以瓊瑤
胡適剛被聘請進北大的時候，還沒什麼名聲。
可就是這樣一個年輕後生，卻領著北大最高的年薪。
1918年，胡適編著《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親自為其作序，並大力推薦，胡適一舉成名。
這其中，蔡元培的作用是巨大的。
這樣一來，一些資歷較高的人提出不滿：憑什麼一個後生卻領比我們還高的工資？甚至有人離間兩人的關係，對於這些，蔡元培依舊不以為然，兩人的關係反而更加緊密。
後來蔡元培請辭北大校長，辭職稿便請胡適來撰寫。
蔡元培的不拘一格和胸懷氣度深深影響了胡適以及後來的學子。
蔡元培與胡適 、李大釗、蔣夢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1917年，羅家倫報考北大文科，閱卷的是胡適，看到羅家倫的文章，胡適毫不猶豫給了滿分，可這個羅家倫是個偏科嚴重的學生，他的數學成績居然是0。
最後，胡適和蔡元培商議後，決定破格錄取這個年輕人。
不出兩年，羅家倫一躍成為「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寫出了轟動一時的《五四宣言》。
12年後，羅家倫成了清華大學的校長。
巧的是，那年清華招生里也出了一個怪才，「國文特優，英文滿分，數學十五分」，羅家倫大筆一揮，錄取。
這才有了後來的錢鍾書。
君投我以木瓜，我報之以瓊瑤。
正是有了蔡元培的慧眼識珠，才有了劉半農、錢玄同、李大釗、周作人、魯迅、高一涵、梁漱溟……百家爭鳴的局面，也才有了人才薈萃的北大輝煌，更有了代代流傳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文關懷。
他是培養大師的大師
要創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就要從根本上對其進行設計。
蔡元培對中外的大學管理體制進行比照參考，建立了以教授為中心的治校體制，並設立涵蓋了聘任、財會、審計……一系列的專業委員會制度，核心則是教授民主治理學校。
林語堂感慨道：「我深信凡真正的教育，都是風氣作用。」
此時的北大已經掀起一股全新的風氣。
作為校長的蔡元培親自發起社團，鼓勵學生髮展自己的興趣愛好。
他更清楚地認識到：優秀的大學僅僅教書是不夠的，科學研究同樣重要。
在他上任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北大成立了文、理、法9個研究所，首開國內大學設科研機構的先河。
黎元洪手簽的任命書
提倡白話文的胡適、陳獨秀和維護文言文的黃侃同台爭論；因為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讓胡適和梁漱溟同時開設同一門課程唱對台戲。有人戲稱：當時的中國有多少學派，北大就有多少學派。
「不管有沒有學籍，都可以來聽課」。蔡元培要求北大的課堂對社會公開，出現了旁聽生比正式在校生還多的情景。
雖然沒有上過北大，但是這些旁聽生里卻出現了一批了不起的人物。
沈從文、丁玲、瞿秋白……
一時間，一個百家爭鳴，呈現出無限活力的學府崛起在世界的東方。
可以說，蔡元培以一己之力將中國的大學教育拉至能同世界一流大學同台競技的高度。他親手建立了中國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高等學府，也真正意義上為中國帶來了高等教育的理念，他重新構架了中華文化，在黑暗的荒皦點燃一盞長明之燈。
此等功績，前無古人，後有來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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