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和這個元帥本是至交好友，卻為一事翻臉，反目成仇

原標題：此人和這個元帥本是至交好友，卻為一事翻臉，反目成仇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這是中國第一次真正意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南昌起義主要依靠軍隊，秋收起義多為農軍，其中安源煤礦工人武裝也多是剛剛脫離土地的農民，只有廣州起義有成規模的產業工人赤衛隊）。

廣州起義軍於11日凌晨起事，當日上午即佔領大部分市區，成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城市蘇維埃——廣州蘇維埃政府（蘇兆征任主席，張太雷代理）；然而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面對張發奎的反撲，起義軍傷亡慘重，至12日夜已明顯不支， 13日凌晨起義軍殘部被迫撤離，轟轟烈烈的廣州起義就此失敗。

相比1927年的其他兩大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失敗是最快的，究其原因，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針對錯誤的對手，發動的錯誤起義。

我們不妨從起義時間、地點、對手等方面比較1927年的三大起義，從中探討得失。

先說時間。在大革命失敗的1927年，為顯示CP的不屈意志和革命到底決心，發動起義，無疑是必要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就是給國民黨右派予有力還擊。但有必要在前兩次起義已告失敗，所掌握的部隊損失殆盡的情況下，動用最後一支訓練有素的武裝（第4軍教導團），做一次吉凶難卜的賭博嗎？

相比之下：南昌起義軍擁兵2萬（還有一些沒趕上的，如秋收起義主力第2方面軍警衛團、廣州起義主力第4軍教導團等），且戰鬥力強悍，條件最為有利，起義是理所當然的；秋收起義雖無如此大的力量，但所部多為臨時組合的農軍，長期集結無所事事，勢必士氣低落，不免潰散，因此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而廣州起義軍的情況如何呢？他們據說也有5000之眾，但除教導團1000多人裝備完整以外，近4000人的工人赤衛隊只有50支槍，近乎赤手空拳，總體裝備水平甚至不如秋收起義軍。而當時廣州政治環境相對寬鬆，張發奎仍以「左傾」面目出現，對工會、農會組織比較優容，革命力量有所恢復（在廣州大規模「清共」的是李濟深，27年11月後李被張驅逐，屠殺基本停止），CP在教導團中潛伏較好（暴露是在起義前夕，當時起義計劃已定，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因此，從軍事角度看，在1927年底發動起義，並不是一個好時機。

再看地點。江西、湖南都是北伐主戰場，戰爭破壞非常嚴重——尤其是南昌，是戰爭中往來拉鋸的主要地區，曾在各方間多次易手，甚至遭到亂兵洗劫，百業蕭條，時至27年8月仍未恢復元氣，秋收起義起事的萍鄉、修水地區也大致如此。一般來說，在貧困地區革命易於獲得支持——貧民相對更少牽掛，更勇於改變現狀。而這樣的地方反動統治（指代性稱謂，無政治指向）相對薄弱，不至於起義伊始就遭到重兵鎮壓（當時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主力不在南昌，湘贛邊境附近也沒有多少正規軍駐防）。

而廣州就不同了，儘管作為北伐大後方，一度負擔甚重，但至少沒有戰火之厄，民眾生活相對較好，一般尚可維持溫飽。在這種地區起義，勝利後財政確實較有保障，但勝利前能得到民眾多大程度支持就不好說了。而且廣州是張發奎的根本重地，勢在必爭，一旦得知起義消息，勢必全力反撲。

另外，廣州附近地區交通狀況顯然好於南昌和萍鄉、修水一帶，便利的交通顯然更有利敵人調動部隊鎮壓起義。

接下來談對手。上文說過，南昌起義軍多達2萬（實際參與戰鬥的也超過1萬），而南昌守敵不過6個團（第5方面軍警衛團、第3軍2個團、第6軍1個團、第9軍2個團），大約三四千人，這些部隊戰鬥力一般，且互不統屬，如一盤散沙，起義軍顯然據有絕對優勢，穩操勝券，事實上南昌城內僅有輕微戰鬥，對多數守敵僅是繳槍了事（一些守軍後來也加入起義軍）。而南昌周邊雖有張發奎第2方面軍余部、朱培德第5方面軍等部隊，但一來兵力有限，任何一部的數量都少於起義軍，二來兩者互不統屬，又積怨甚深，難以配合協同。因此，在南昌發動起義，至少起事階段已立於不敗之地，其後即便面對江西敵軍圍攻也大可一戰（其實若不是長期行軍疲憊，加之蔡廷鍇率部脫離，起義軍未必會敗給廣東諸軍）。

秋收起義的面對的敵人主要是唐生智轄下的一些二三流部隊，戰鬥力一般，並非強敵，起義軍雖然兵力有限，但士氣高昂，可以一戰——實際上，起義軍初期進展比較順利，初戰告捷後失之大意，加之各部相隔較遠，聯絡不暢，配合不夠默契，才造成慘敗（若換成24師或25師這樣有經驗的部隊，要打進長沙可能兵力不足，要在湘贛縱橫往來幾個來回並不是什麼難事）。另外，湖南軍閥是中共最兇狠的敵人（「7·15」後，張發奎、朱培德等多採取「禮送出境」方式，唯有湘鄂軍閥如何鍵等專事屠戮，一味斬盡殺絕），與秋收起義軍很多將士有血海深仇，將打擊矛頭指向他們勢在必行。

廣州起義的對手當然是張發奎的第4軍，該部素以驍勇善戰著稱，雖然在南昌起義中損失不小（10師、24師、25師等主力脫離建制），但實力尚存，回師廣東後重整旗鼓，據說有4萬之眾。雖然該部主力外出，與李濟深部對峙，廣州防務空虛，但這僅僅是暫時性機會；當時大戰尚未爆發，各部離市區並不太遠（其中主力黃琪翔部就駐紮在肇慶，在起義次日12日凌晨即趕回廣州），可以快速撤回（不需要脫離戰鬥）。因此，廣州起義軍所面對的敵人是非常強大的，從實力對比看，幾乎是以卵擊石。

況且，張發奎是特別兇狠的敵人嗎？或者說，張是CP急待打擊的對象嗎？

儘管張發奎後來對中共相當敵視，但有關資料表明，張對中共曾經非常友善的——著名的葉挺獨立團的最初番號就是12師34團（張發奎時任12師師長），眾所周知，該團只是名義上歸12師建制，實際由中共方面直接領導，張發奎需要與中共協商才能指揮該部；可以想見，中共不將唯一的成建制武裝置於其他人的麾下，而獨選張，應該是對張的政治傾向的認可，而能夠容忍這種狀況，也說明了他和中共方面有較好的關係（當然，也不能排除張偽裝進步的可能性，但即便是偽裝，也得願意偽裝，至少也說明當時的張對中共並不很排斥）。

1927年國共分裂，汪精衛下令「清共」，而張發奎對此並不熱心，近乎敷衍了事——張正式「分共」是在南昌起義後，此前他還在收容CP，比如他接受了擁有大批CP的武漢中央軍校（後改編為教導團）；即便南昌起義軍繳了第2方面軍總指揮部的械，張也沒有完全翻臉，在隨後，他YE 沒有對CP採取任何迫害措施，而是贈送盤纏遣散了事。

其實張發奎未必不知道麾下還有CP潛伏（以禮相待的「分共」不可能分得很乾凈，這一點他應該心中有數），只是他自認為政治面目左傾，比較熱心扶助工農，又曾與葉挺「約法四章」互不侵犯，怎麼也不至於被列入中共主要打擊目標。因此，他明知教導團不太可靠，並未多加防備，仍將他們留在老巢——張是在得到中共準備暴動的明確消息後，又經汪精衛一再催促，才著手彈壓的；即便如此，他也不準備血腥鎮壓教導團，只是打算將他們打散分配充實部隊。

我們不妨模擬一下張發奎得到廣州起義消息時的心態：他×的沒良心的共產黨，老子招你惹你了，你們拉走我的部隊，繳了我警衛營的槍，這我都認了，道不相同者不相為謀，大家好聚好散，沒對你們發一槍一彈。你們倒好，背後捅我的刀子！要是我殺了你們的人，你們報仇，這沒話說，可老子沒動你們一根汗毛！

另外還要考慮到，葉劍英個人的影響（當時葉擔任張的參謀長兼教導團長，與張私交甚篤，深受信任）——葉的「背叛」（葉擔任起義軍副總指揮），無疑嚴重傷害了張的感情，親信的「出賣」讓個性鮮明的張傷心乃至絕望（因此他至死不肯原諒CP）。

在這種心態下，張發奎進行了瘋狂反撲，甚至在巷戰中使用大炮，完全不顧平民死活（事後張為此付出了代價，不得不通電下野，躲在香港遙控指揮）。這一切並非源自什麼軍閥兇殘本性，而是一隻被踩了尾巴的貓的絕望反抗！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張發奎根本不是什麼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甚至可以說他是中共的同情者，革命的同路人。

起義時機、地點選擇已然不妥，又無端觸怒了一個不算反動的強大對手，起義過程中又犯了諸如不知己知彼（總指揮葉挺起義前夜才到任）、不能審時度勢保存實力（張發奎大軍四面彙集仍意圖堅守）等錯誤，我認為，轟轟烈烈的廣州起義，其實是一場沒有必要的錯誤起義。

我並非抹殺先烈們的英勇無畏，但必須指出他們的犧牲意義不大。其實在已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情況下，廣州起義的政治宣傳作用並沒有想像的大（如果一定要說革命需要，那隻能是第三國際需要，他們需要中共在有影響地區發動起義，以表明革命仍然存在，至於中共的力量是不是會削弱，並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沒有廣州起義，廣東中共組織可以在張發奎的羽翼下謹慎生存發展。雖然教導團有可能被打散充實入部隊，但只要應對得當，未嘗不是更深滲入軍隊的機會。以此反過來影響張，動員他與中共在某種程度上秘密結盟，並非全無可能——如果張在廣東站穩腳跟，那CP的南方威脅將會大大減小，而且雙方還可以互通有無，解決一部分軍需（後來的陳濟棠就與蘇區有私下貿易往來，一貫反共的陳基於現實利益能做的，沒有理由說相對左傾的張就不敢做）；如果張像歷史上那樣潰敗，再拉出部隊單幹也不遲（廣州起義是背後捅刀子，失敗後單幹是「大難臨頭各自飛」，二者在道德上相差甚大），至少不會像廣州起義那樣遭到慘重損失。

本文作者：鱷魚不哭，微信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加盟作者，未經作者本人及微信公眾號「這才是戰爭」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特別是最不要臉的鐵血網

公眾號作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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