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之後重建南方：黑人的自由與枷鎖

整理：劉佑民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當國父們向全世界莊嚴宣告美利堅民族的獨立與自由時，卻並未將黑人考慮在內。數十年後，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引發了內戰，也開啟了美國種族問題的新紀元。

內戰留給美國一片滿目瘡痍的焦土，如何重新接納、建設南方，並重建南方的黑白關係，將黑人在內戰中得來不易的自由、平等落到實處，是擺在無數美國人面前的難題。這段歷史時期被統稱為重建時期（1865-77年），具體可分為65-66年的總統重建時期和67-77年的國會重建時期。期間通過各方權衡、博弈，以及廢奴主義者的不懈努力，從而鞏固了內戰的成果，促成了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的通過，將黑人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刻入合眾國憲法。

然而，重建最終以南部激進政府的垮台和海斯-蒂爾頓妥協宣告結束，其後數十年間黑人在經濟上長期依附於白人，政治上被逐步剝奪公民權，社會領域也遭受到種族隔離的不公對待，由此重建時期也被眾多歷史學家冠以「失敗」之名。

本期外刊掃描選取的兩篇文章便是從政治史與社會史兩個視角出發，第一篇介紹憲法十五修正案通過的前因後果，第二篇則講述了自由民局的歷史。一方面，重建時期取得了重大的憲政成就，另一方面由於白人至上的殖民觀念依然大行其道，黑人經濟地位、文化水平低下以及國內政黨鬥爭等諸多原因，註定了黑人的自由、平權鬥爭的舉步維艱。為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想百折不撓地奮鬥，是重建時期留給後人重要的精神遺產。正因如此，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才會被埃里克·方納稱為「二次重建」。

國家檔案中的十五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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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奴主義者與憲法第十五修正案

整理自：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Abolitionists and the Negro i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Chapter XVIII,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latest edition）

作者：James M. McPherson

1868年的選舉對黑人的選舉權事業至關重要，若共和黨獲勝國會改革方案便會繼續，民主黨獲勝則很可能推翻激進重建，並在沒有黑人選舉權的情況下重新接納南部各州。當時，格蘭特將軍是公認最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兩方都在努力贏得其好感。不過格蘭特在內戰前對民主黨的友好態度，以及65年對南方情況所做的偏保守的報告，引起了溫德爾·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等廢奴主義者的懷疑，他們希望新總統是一位「用生命熱愛自由」之人。

從現實情勢出發，格蘭特在當時依然是共和黨的最佳候選人，這到1867年夏天已成定局。而1868年初參議院否決了總統對斯坦頓陸軍部長一職的罷免，格蘭特也隨即辭去了陸軍臨時部長的職務，並與約翰遜總統針鋒相對，此舉為其在激進派中贏得了聲望，格蘭特也在5月正式成為共和黨候選人。

廢奴主義者希望共和黨的黨綱能夠支持通過全國性的黑人選舉權的憲法修正，然而1868年春天，密歇根的選民否決了一份包含黑人選舉權的新憲法，與此同時，民主黨在康涅迪克特取得了勝利。溫和派共和黨人將這些失敗解釋為黑人普選權在北方被普遍拒絕了，「很明顯有色人種要獲得選舉權，還尚需時日」。《紐約時報》也預測溫和派共和黨人將會挫敗激進派在黨綱中加入黑人選舉條款的努力，「代表大會承擔的是為各州構建一份黨綱，而非僅僅為了某個致力於黑人選舉原則的州」。儘管保守派的反對並未消停，激進派和廢奴主義者們還是全力以赴促使共和黨承諾全國範圍的黑人選舉權。正如《反奴旗幟報》（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所述：「在南方，如果不給予黑人國家擔保，使其免於在『國家主權』的籠罩下被剝奪選票，那麼沒有任何重建是安全、可持續的；同樣在北方，如今針對黑人的不公的區別對待也不應繼續。」

雖然激進派付出了不懈努力，但在芝加哥，保守主義還是佔了上風。共和黨黨綱宣稱，「考慮到公正、公共安全、對黑人在戰爭中做出貢獻的感激，黑人必須在南方獲得選舉權」，而「在內戰中忠於聯邦的各州，這一問題則完全屬於該州人民。」這一條款無疑遭到激進派與廢奴人士的猛烈抨擊，不過參議員亨利·威爾遜（Henry Wilson）則認為這是共和黨為了贏得搖擺的北方各州，所必須採取的政治手腕，一旦大選結束，這一條款也將不攻自破。就像1860年共和黨承諾不干涉奴隸制問題，而4年後卻致力於全體黑人的解放。

1868年6月，國會重新接納了7個南部州進入聯邦，「基本條件」是憲法中的平等投票權的條款永不廢除。大多數廢奴主義者都反對這一做法，認為現在重新接納邦聯州「為時過早」，「基本條件」也不具備執行力。菲利普斯準確地看到，這同樣是為總統競選服務的伎倆，「我們放下了原則，拿黑人冒險，只為了把格蘭特先生選上去。」儘管他對格蘭特多加批判，共和黨的缺點更多到「難以用語言來表達」，但他依然相信只有「投票給格蘭特意味著實現黑人選舉權，投給民主黨的西摩(Horatio Seymour)則意味著黑人喪失公民權以及又一場戰爭。」除了個別激進者外，大多數廢奴主義者都贊同菲利普斯，支持共和黨。

菲利普斯對民主黨的反感並非杞人憂天。他們的候選人西摩與弗蘭克·布萊爾(Frank Blair)將重建法案譴責為「僭政、違憲、革命與無效的」，並且呼籲在沒有黑人投票權的條件下重新接納南部州。副總統候選人布萊爾甚至將黑人貶斥為「半野蠻的黑鬼」「無所事事的流浪漢」以及「行為舉止墮落之人」。在民主黨競選活動期間，三K黨及類似組織也活動得更加頻繁。為反擊民主黨的猖獗行徑，共和黨和廢奴主義者在報刊雜誌中極力揭露其醜惡嘴臉，認為民主黨的目的是「剝奪全體有色人種的公民權……把黑人用慢火活活燒死。」1868年9月保守派占多數的喬治亞州議會驅逐了其中32位黑人成員並以白人取代，這些白人中很多人在憲法十四修正案中甚至沒有擔任公職的資質，此事自然也遭到共和黨攻擊。

廢奴主義者並不滿足於競選的勝利。1868年11月愛荷華和明尼蘇達州以絕對多數通過了黑人選舉權，這對推動十五修正案的廢奴人士而言無疑是重大激勵。吉爾伯特·黑文(Gilbert Haven)表達了多數人的共識：如果連北方本身都無法接受黑人選舉權，又有什麼資格強制南方接受呢？當國會於1868年12月召開時，兩院都提出了平等投票權的修正案，主要包括三個不同版本：禁止各州因種族、膚色或之前的狀況拒絕給予選票；禁止各州對選舉權增加讀寫能力、財產或出生地資質；聯邦政府全權控制各州投票權。廢奴主義者一般來說更欣賞第二種提案，它更為全面，而如果僅僅包括種族因素，黑人同樣會因讀寫能力或財產等現實劣勢而被大量剝奪公民權。

重建時期的政治漫畫

1869年1月30日，眾議院通過了一項規定「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不得因種族、膚色、或過去的勞役狀況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否認或剝奪」的修正案。《反奴旗幟報》對此加以抨擊，認為這份修正案中沒有任何內容能夠防止「未來各州應用不平等的教育或財產測試。因為沒有土地、幾乎無學可上，自由黑人處於巨大的劣勢，造成他們在政治處於隸屬地位的巨石紋絲未動。」西奧多·蒂爾頓(Theodore Tilton)也斥責道：「南方州也許會發明一堆狡猾的伎倆來騙取黑人的公民權。」一些參議員也贊同蒂爾頓的看法，隨後於2月9日參議院通過了一項禁止因「種族、膚色、出生地、財產、教育或信仰」等理由而拒絕給予選舉權的修正案。然而，這在支持黑人投票權的共和黨人中間立刻掀起了抗議的浪潮。他們認為該條款難以為足夠數量的州批准通過。實際上當時馬薩諸塞州和康涅迪克特已經要求讀寫能力測試，羅德島則要求財產資質。在很多人看來，眾議院的提案更為現實，也能為絕大多數州所接受。

兩院因此陷入僵局，甚至可能因此在3月4日休會前難以通過任何修正案。當此關頭溫德爾·菲利普斯在《反奴旗幟報》上發表了一篇令人驚訝的社論，在其中批評參議院太過激進，缺乏「政治家應有的審慎」，而眾議院的提案已經滿足「當時人們能夠接受的全部方面」了。作為當時最著名的激進廢奴主義者，菲利普斯的表態引導了輿論，為最終眾議院方案的通過奠定了基礎。儘管十五修正案的漏洞，給南方州後來剝奪黑人公民權提供了可趁之機，但如若沒有他們的表態，兩院就難以達成共識，修正案也很可能因此流產。

1869年4月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問道：「今年美利堅反奴協會的年會上，我們還能說些什麼呢？」的確當時大多數廢奴主義者都認為，隨著十五修正案的通過，廢奴運動的目標也將達成，事實上全美反奴協會也於5月的年會上宣告解散。到1869年末，十五修正案的通過幾成定局，但不少代表依然警告稱廢奴主義者的工作尚未完成。亨利·威爾遜告訴協會同仁只要黑人沒有在法律和事實上都實現平等，他們的使命就不算完成。菲利普斯也認為，作為一個組織反奴協會可以解散，但作為個人，廢奴主義者必須堅持以一切方法，反對種族隔離、歧視與不平等的鬥爭，「廢奴主義者，作為個人，肩上將永遠擔負義務……把種族觀念從美國人的心靈中抹去……我們也許無法親眼目睹它的實現了。」而《反奴旗幟報》也會在更名為《旗幟報》後繼續辦下去，直到實現所有人的社會、經濟平等，直到有色人種和白人享有同樣的自由。

第十五修正案於1870年4月30日正式通過，成為了美國憲法的一部分。這一事件激起了社會上對廢奴主義者的讚揚與崇敬之情，尤其是對溫德爾·菲利普斯，他被譽為修正案最重要的締造者。反奴協會於4月在紐約集會，慶祝這一來之不易的勝利。協會創立的初衷是為黑人爭取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權利，現在這一目標基本達成，協會也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但菲利普斯、道格拉斯等人依舊堅稱，廢奴主義者們不應放鬆警惕，作為長期的偏見、剝奪公民權的受難者們，黑人還將在沉重的劣勢下蹣跚前行。有組織的廢奴運動的歷史，終止於1870年——憲法第十五修正案的通過之年。

1867年，自由黑人在新奧爾良參與投票

站在1870年，回顧過去十年取得的成就，廢奴主義者理應懷有巨大的喜悅：全體黑人的解放、黑人蔘軍、政府資助自由黑人教育、創建自由民局以及將黑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平等寫入憲法。但未來10年將會證明，內戰與重建時期取得的平等主義成果不過是建立在一盤散沙之上。黑人得到的自由與平等更多是出於軍事和政治情勢的要求，而非出於人人平等的信仰，在南部尤其如此。隨後出於政治和經濟的利益，北方必須尋求和南方的和解，黑人的權利自然也被政客和商人們拋之腦後。即便在北方，無數人也從沒打心底里喜愛過黑人。

大多數廢奴主義者對此大加抗議，但在1875年之後已經沒什麼北方人聽得進去他們的話了。1878年莉蒂亞·瑪利亞·查爾德(Lydia Maria Child)痛心疾首地寫道：「可悲的不幸在於解放並非一種普遍的道德情操的產物，而是一種悲劇的『軍事需要』的產物。它並非『正義的果實』，因而也就不是『和平』。」這是歷史學家們所謂的「美利堅廢奴主義者的失敗」么？或許吧。從更廣義上說，他們的失敗是美利堅民族的失敗，合眾國沒能達到廢奴主義者所追尋的理想境地。而一個世紀後的民權運動鬥士們，無論他們取得怎樣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先輩的基礎之上。廢奴主義者們堪稱第一批「自由乘車運動者」，他們的精神將指引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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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局：從社會福利到種族隔離

整理自：The Freedmen』s Bureau: From Social Welfare to Segregation, Phylon (1960-), Vol. 46, No. 3 (3rd Qtr., 1985), pp. 219-230

作者：Ira C. Colby

站在黑人白人中間的自由民局官員

難民、自由民及被遺棄土地管理局，即通常說的自由民局，主要功能是在聯邦政府委託下，為前叛亂各州提供社會福利項目，並為自由黑人提供幫助、保護其在南方的新社會地位。它打破了傳統上以各州自身為中心社會福利事務，轉而以合眾國政府為主導。總體上說，儘管不乏批判性思考，社會史家們大都對其不吝讚賞。但自由民局和國會的記錄則揭示出，該機構是建立在一種矛盾與困惑的思想狀態中的，它所推行的社會計劃也以當時盛行的隔離但平等的思想觀念為根基。支持自由民局的全國性共識並未形成，這也決定了其最終的失敗。

本文通過對自由民局的概覽綜述，揭示其缺乏項目監管與國家扶持的窘境；進而指出，種族隔離成了盛行全美的社會哲學，為白人和黑人所接受，自由民局則成為了隔離型社會關係的首要機制。

1863年總統正式命令解放奴隸後不久，眾議員托馬斯·D·艾略特（, Thomas D. Eliot）便提出建立一個聯邦項目以監管自由民從奴隸到自由的過渡期，當時並未引起重視。1863年底政府官員們正在為自由的概念而糾結不已，其中既包括自由的含義問題，也包括如何在未來把南方黑人的自由落到實處。尤其是國會正在試圖界定合眾國政府在內戰後應扮演的角色。這一社會困境同樣困擾著林肯，多個自由民援助協會勸說他建立「解放局」。肯尼斯·斯坦普（Kenneth Stampp）指出，儘管林肯反對奴隸制，但他內心並不支持社會平等以及聯邦政府對南方州的長期干涉，黑人的立即解放與平等地位當時尚不在其首要考慮範圍。1863年12月艾略特再次提出建立自由民局，反對者從州與聯邦政府的關係、自由民局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等方面進行反駁。儘管如此，該議案還是在參眾兩院以微弱優勢通過，隨後難民、自由民及被遺棄土地管理局於1865年3月正式成立。

1865年法案的首要目標是「為了自由民的福祉，管理土地與落入叛亂各州政府的財產」，但它並沒有列出計劃或服務的綱要，因此給該法案的解讀與實施提供了較大的空間。該局成為陸軍部的一個臨時分支，被授權運行一年。其局長由總統任命，以「監督所有法律、公告、軍事指令的執行……保障他們享有其權利，促進其福利，保證他們和子孫後代享受自由的恩惠」。局長可任命至多10個助理局長協調各州分局，他們之下的副助理局長則在市、郡中工作，成為「自由民的親密夥伴」。

1865年5月2日奧利弗·奧蒂斯·霍華德（Oliver Otis Howard）將軍被任命為自由民局局長。他詳細地界定了該局在重建各州應扮演的角色：廢棄土地的監管、有償勞動體系的創建以及施行教育計劃。在此之前，合眾國政府在各州社會福利問題上採取的是不干預立場，因而該法案不僅是黑人白人關係的新起點，也是國家與各州關係的新起點。1865年法案同樣制定了一項激進的土地轉移計劃，即最多40英畝的土地分配給男性難民與自由民。雖然這一條款在6個月內就被撤回了，但依然激起了人們的負面情緒，甚至可能因土地歸屬問題而導致暴力衝突。在救濟計劃方面，霍華德宣稱自由民局不會代替既有的愛心組織，而是要將其制度化並提供便利。救濟計劃當時並未成為自由民局的重心。在第一年工作報告中，霍華德列出了6個需要自由民局繼續介入的問題：（1）土地分配（2）對自由民的保護（3）自由民的正規教育（4）自由民認為該局是他們尋求公正的唯一希望（5）該局是為白人和黑人提供持續、可靠信息的唯一來源（6）鼓勵人們移民到別州就業定居。

自由民局招致廣泛批判

他的觀點招致了多方批評。1866年一份眾議院委員會的報告認為佛吉尼亞自由民局是失敗的，撤除它才是眾望所歸。還有人認為自由民局阻礙了南方白人與合眾國政府關係的重建。這一年的國會議期內，自由民局得以延續，但1865年法案卻遭到了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的否決。簡而言之，反對意見集中於兩點：自由民局的計劃導致了個人的窮困化以及聯邦政府在社會福利中的應扮演何種角色，傳統上這是屬於地方的權責範圍。

1867年3月軍事重建法案的通過重新規定了自由民局的職能。該法案把南方劃分成5個軍事區，分別由一個軍事長官直接領導，因而自由民局就喪失了原先的權力與獨立。1868年開始，國會批准重組的南方州不再受自由民局的管轄，到年末已經有亞拉巴馬、佛羅里達、馬里蘭等11州脫離了自由民局的管控。在政治操縱下自由民局成為了重建中的一個小角色，只剩下教育計劃與支付聯邦黑人士兵獎金這兩項職能。人們不再將其看做自由民的「擁護者」，1869年以後連教育職能也被逐漸剝奪。霍華德局長對此痛心不已，在1869年的年度工作報告中，他苦口婆心地勸說國會不忘初衷，重組自由民局。不同以往，此次他強調自由民局的力量在於它提供救濟服務的人道主義努力，即為那些值得救濟的貧民直接提供食物、衣服、藥物與交通運輸等，這些都是各州政府無法做到的。因而，自由民局絕不是一個「使人貧窮的機構」，它為那些值得幫助的窮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條件下提供幫助。霍華德的努力並未打動鐵石心腸的政客們，1872年6月自由民局正式終止運行。

從1865到1872年間，自由民局在重建各州主要施行、整合了四項計劃：給養分配、醫療保健、教育計劃與司法體系，計劃執行的程度與質量因地而異，主要取決於資金供給與各州的需求。資金主要由當地負責，聯邦政府也會通過軍事物資的方式間接資助。在資源調配上，自由民局也能因地制宜，以給養分配為例，在北卡羅萊納、南卡羅萊納等地該項目上花費就明顯少於其他各州。

自由民局的社會福利計劃對白人難民和自由民同樣開放，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由民成為了主要的受益者，形成了一種黑人社群依靠自由民局，白人難民依靠既存的公共和私人社區服務的雙元體系。儘管如此，從數據上看它確實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給養方面，截止1868年3月大約分發18,319,522美元的給養，在1865-66年間日平均達到29,819美元。教育被視為成功和獨立的關鍵，1865-70年間448,604名黑人進入學校上課，人數最多的1869年有149,689名學生在2677所學校上課，教師人數達到3633人。醫療方面，在短短6個月內就有45,898名自由民在42家醫療機構接受治療。但如果與南方的自由民總數相比，自由民局的努力就顯得杯水車薪了。例如在1870年南方黑人總數達到3,939,033人，與同年數據相比，只有0.76%的自由民得到了給養，接受教育比例也僅為3.80%。儘管如此，自由民局所做出的努力依舊堪稱史無前例。

雖然人們可以給予自由民局英雄般的讚揚，但它所採取的兩分式立場卻令人不免心生質疑，杜波依斯（W.E.B Du Bois）就認為它將後重建時期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化了。自由民局本應承擔起重構南方社會，建立社會、政治與經濟平等的使命，但在19世紀的大背景下，有可能實現從社會排斥到社會平等的飛躍嗎？種族主義觀念從殖民地時期起便已融入美利堅的民族經歷之中，到1820、30年代，由於黑人進入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通道嚴重受限，種族隔離成為當時種族關係的主要組成部分，南北方皆是如此。自由民局就是在這樣一個種族觀念根深蒂固的社會中被創造出來的，它自身也成為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拓展物。自由民局並沒有助力既存社會福利計劃的整合，而是通過為黑人提供一系列服務計劃，創造出一套以種族為基礎的二元福利體系。這種體系也同樣為黑人所接受，以1883年得克薩斯州有色人種大會為證，在當時的參會者看來，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黑人享受到了從前不敢想像的社會服務。

接受教育的黑人

自由民局的歷史充分證明了整個民族在面對自由的黑人社群時，內心的矛盾與困惑。社會服務計劃的不連貫性、缺乏直接的財政支持、朝令夕改的國會法案……這些都揭示出，在達成社會平等這一民族共識的道路上，所遭遇的阻力是如此之強大。在重建時期，對黑人的排斥依舊是社會準則，只不過是在一個不同的層面上體現出來。沒有聯邦政府或民意的支持，自由民局不可能實現它的初衷。杜波依斯的批評代表了一種流行的觀點，而從當時的歷史情境來看，自由民局則確實象徵了一種從無到有的進步，而且從三個方面深刻地影響了19世紀的美國：首先，它是國家第一次為種族群體提供福利服務的努力與嘗試；其次，它重新定義了以往以州為中心的中央-地方關係；最後，作為一種機制，自由民局將種族隔離重新確立為白人-黑人社會關係的準則。

如果得到足夠的時間與支持，自由民局或許可以做的更多、做得更好。但它能夠在不助長種族隔離的條件下提供社會服務嗎？為了自由民能夠得到最低限度的福利服務，種族隔離是否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呢？他們依舊是19世紀美國種族偏見的受害者，而且當解放僅僅帶來了有限的權利時，這些努力則不免因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信條與態度而顯得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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