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蔣介石的政治博弈

陳獨秀以其號角性的文章，集聚起一批知識界的精英分子，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中共早期黨首，然究其實質乃一書生領袖；蔣介石早年混跡於上海十里洋場，後由黃埔軍校起家，以北伐勝利居功，進而掌握黨政軍大權，然究其實質乃一亂世梟雄。這樣兩個性格迥異的人，竟被時勢的驚濤駭浪推至歷史的前台，作為代表各自政黨利益的領導者，在雲譎波詭的大革命舞台博弈。

陳獨秀：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

1923年4月，陳獨秀因事來到孫中山的大元帥府，談話間，傳來劉震寰因未討得軍餉，而將會計主任拘押的消息。孫中山大怒立即將大本營參謀長蔣介石召來，讓嚴懲此等不法軍人，可這也只能說說而已。正如陳獨秀所說：「其實當時所謂孫大元帥、蔣總參謀長都是赤手空拳，此事終於隱忍而去。」這可能是陳獨秀第一次與蔣介石相見。

孫中山有鑒於此，才下定決心要創辦黃埔軍校，以建立一支忠誠於國民革命的軍隊。1923年5月，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0月，蔣介石又受孫中山命，率領黃埔學生軍迅速平定廣州陳廉伯的商團叛亂。孫中山的建立一支黨軍的願望，正在成為事實。

1925年9月，國民政府正式東征，蔣介石為東征軍總司令，汪精衛為黨代表、周恩來為總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劍鋒所指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因此，蔣介石也就成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攻擊的對象。陳獨秀於10月12日在《嚮導》發表文章說：

「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利鈍的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苛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為黨建了驚人的勛勞，並且為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中山先生及他手創的中國國民黨，倘若沒有這幾個月國民政府一面肅清內部惡勢力，一面反撲外部惡勢力的堅決舉動，幾乎使人民懷疑到什麼三民主義、什麼革命事業，都不過是欺騙人民的鬼話了！」

在國民革命的名義下，蔣介石通過國共合作的方式，藉助蘇聯和中共的幫助，在個人通向權力之顛的路上，邁出了最初的紮實步伐。他對此充滿感激之情，時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我們所要仿效的，是俄國的革命黨。」「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仿效俄國共產黨的辦法」。在全力推行政治部和黨代表制時，他限定只有共產黨員才能擔任。

這一切使新老軍閥視他為敵人，帝國主義列強也把他看作「赤軍」領袖，而更令蔣介石氣惱的是，黨內的許多人也對他不滿。中國共產黨為維護國共合作的局面，對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儘力進行維護，陳獨秀多次在《嚮導》發表文章，痛斥來自方方面面的攻擊，他說：「國民黨中又有一班新的右派分子，口頭上自稱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實際上對於真能為中山主義在廣州奮鬥的左派，不但心憎腹誹，並且公然致函蔣介石阻其急進」。批評國民黨新老右派對「左派領袖汪精衛、蔣介石的攻擊，竟無所不用其極，不惜羅織許多罪名，假造許多謠言」。

此時，共產國際對蔣介石也甚為矚目。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擴大會議，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在報告中說：「有40萬黨員的國民黨，歷史的『明天』將使它在全中國掌權。而它卻在思想上表示贊同我們，這已經是巨大的成就了。」惟此，共產國際把籌砝押在國民黨一邊，並專門作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其中就說：「廣州政府乃是中國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的先鋒隊，成了未來的國內革命民主建設的典範。」這次會議還批准國民黨以「同情黨」的名義參加共產國際，蔣介石還進入共產國際主席團，成為名譽委員。

國民黨「一大」前後，蔣介石確實贊成並維護聯俄、聯共，但這有一個大的前提，那就是國民黨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正統和核心，三民主義乃是惟一的理論基礎。這些是他安身立命、施展抱負的基礎。儘管國民黨「一大」上，他在國民黨的地位不如跨黨的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和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可從1925年7月起，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他為專職的軍事委員起，就明白槍杆子的重要，從而終其一生都不忘整軍經武，牢牢把握手中的刀把子。

蔣介石：不要長篇大論的打起筆墨官司來

在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上，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隨後又被國民政府特任為國民革命軍總監。他距權力之巔僅一步之遙，可這短短的路途上卻橫亘著兩個難以逾越的障礙，一個是共產黨，另一個是汪精衛。在經過一番精心的策劃後，他一手製造了「中山艦事件」，嚇跑了汪精衛，也敲山震虎，給蘇聯顧問和中共以威懾。

事件發生後，蔣介石自知目前還離不開蘇聯和中共的幫助，所以，他一方面向蘇聯駐廣州領事館代表說，此次事件「對人不對俄」，並希望國民黨的蘇俄顧問鮑羅廷儘快回來。另一方面，他說罪在李之龍，「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體的身上，」暗示他不是針對中共。可事件卻造成了直接的後果，公開身份的250名共產黨員不得不退出國民革命軍。

當時，蘇聯派出的布勃諾夫使團正在廣州，布勃諾夫還真以為是「對人不對俄」，甚至還為蔣介石抱屈說：「中國將軍脖子上戴著五個套，這就是參謀部、軍需部、政治部、黨代表和顧問。」他認為在華的外國軍事專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越權」；中國共產黨「決不能突出自己作為助手和領導者的地位。」

陳獨秀根據這些信息，在《嚮導》發表《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文章說，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勢力「還很強大」，「今後所有中國的革命勢力非統一起來，不但不能得著勝利，並且各部分都很難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廣州的事變恰恰和這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相反！」針對「此次事變是由於共產黨陰謀推倒蔣介石，改建工農政府」的謠言，陳獨秀在文章中鄭重回答：

「第一，照全中國的政治環境，共產黨若不是一個瘋子的黨，當然不會就要在廣州建設工農政府；第二，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第三，汪精衛、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琛、程潛都不是瘋子，共產黨如果忽然發瘋想建設工農政府，單單推倒蔣介石是不夠的。」

不過，陳獨秀還是從中山艦事變中看到了蔣介石的本質，在陳延年詳細報告事變經過，且請示共產國際無明確指示的情況下，4月中旬，彭述之受中央委託到廣州組織特別委員會，以「自己制定對蔣介石的政策」。這個對蔣政策就是「立刻準備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就在此時，鮑羅廷由莫斯科回到廣州，帶回了斯大林指示，中共仍然繼續留在國民黨內。

蘇聯顧問鮑羅廷

鮑羅廷秉承斯大林的意旨，一開始便對蔣介石容忍、讓步，他向中共中央做工作說：「在現時的國民黨里沒有人像他（指蔣介石）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我們不得不對蔣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不要反對他的『黨務整理案』，並支持他儘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

在鮑羅廷的力挺下，儘管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共領導層「不能接受」蔣的整理黨務案，可那也只是消極的牢騷而己。最終「整理黨務案」獲得通過，在國民黨擔任部長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職。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蔣介石成了最大的贏家，他的地位扶搖直上，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常務委員會主席。

這種情況下，陳獨秀又能做什麼呢？6月4日，他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針對其《關於中山艦案對全體黨員代表演辭》，以大量的事實予以駁斥。蔣介石說：中山艦事件，「我要講也不能講」，「太離奇太複雜了」，「決不能統統講出來，且不忍講的」。這種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語詞，就是故設玄機，向人們提供錯誤的思維導向，即事件是由中共引起的，這種手法在某種意義上，比開門見山更具欺騙性。

陳獨秀駁斥道：「現在先生對全體代表訓話中，雖未明說中國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全篇從頭到尾，卻充滿了指責共產黨同志的字句，使聽者讀者都很容易推論到中國共產黨實此次事變之陰謀者」。況且，「第一軍中實際撤退了許多共產分子及有共產分子嫌疑的黨代表及軍官」，這也就難怪上海報界說「事變是中國共產黨陰謀倒蔣改建工農政府之反響」。

陳獨秀還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我們知道我們的黨並相信我們黨中人，並沒有這樣反革命陰謀。」可是，中共卻「憑空受這反革命的栽誣，這是我們不能夠再守沉默的了」！至於你所說一個團體有兩個主義，是「一定不會成功的」，這是戴季陶的理論，是「右派歷來攻擊國民黨中共產分子的話」。而在剛剛結束的國民黨「二大」上，你「曾說共產分子都為三民主義工作，為什麼現在又這樣說？」

此時的陳獨秀十分迷茫，蔣介石已經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情，可他還以左派面貌出現，還是「赤軍」領袖，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還對他頗有好感。面對這樣的對手，批評起來就不能直截了當，而只能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他繼續說道：

「國民黨既許共產分子跨黨，並未曾主張加入國民黨應脫離共產黨，如何能一見他兼為共產黨服務，便指責他是暗地裡做共產主義的工作呢？除這兩樣外，還有什麼？並且先生自己也說：『共產分子儘管信仰共產主義。』又說：『我認為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實行共產主義。』如此說來，兩主義並不衝突，他們兼做點共產主義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義的工作，說不上什麼招牌的話，實際上，在廣東的共產分子，大半是拿共產主義招牌，做了些三民主義的工作！」

蔣介石看了陳獨秀的信，自然是點到了他的要害之處，很不高興地說：「不要嚕嚕囌蘇，長篇大論的打起筆墨官司來」，「我講的話，並不是對共產黨而講的，故無答覆之必要。……我可以再聲明曰：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是沒有關係」！

陳獨秀：這些口氣乃是個人獨裁性之自然流露

陳獨秀所說：「在廣東的共產分子，大半是拿共產主義招牌，做了些三民主義的工作」，就含有多年積澱的憤憤不平的怨氣。在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他已將蔣介石確定為「將來之敵人」，指出：「推翻蔣介石是左傾口號，『擁護蔣介石獨裁』則是右傾機會主義」。「明知其為將來之敵人，或者是一年或三年後之敵人，而現在卻不可不視為友軍，且為有力之友軍。」這就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陳獨秀的為難之處。

正是基於這樣的擔憂，陳獨秀才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中，公開提出「革命北伐時期尚未成熟」，擔心北伐會給野心家提供機會，他說：「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這些都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

文章一發表，蔣介石的反應最為強烈，指責陳獨秀作為中共領袖，「反對本黨北伐，阻止國民革命」，「破壞兩黨合作之精神，影響重大」，「應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答覆，免致誤會。」陳獨秀也沒被嚇倒，而是通過張靜江等作了答覆：「若政府當局拿神聖北伐的大帽子來壓住民眾，硬要犧牲他們利益，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之真實的意義了」；又說：「中山先生擁護農工利益聯俄聯共，此革命政策，都幾乎推翻了，現時還在推翻的運動中，北伐總司令部成立後，國民政府幾乎是無形取消了」。

陳獨秀的這些話當然阻止不了北伐，9月7日，北伐軍攻克漢口，北進江西，並進逼武昌。在北伐節節勝利的形勢下，陳獨秀也改變了對北伐的消極態度，但是，他與黨內多數同志對蔣介石因北伐而坐大形成獨裁的事實，一直沒有放棄警覺。192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作出了應對的三種方案：「一、迎汪倒蔣；二、汪蔣合作；三、使蔣成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中共中央經過討論決定「是取第二辦法」，即迎汪復職，汪蔣合作。

蔣介石在北伐誓師大會上發表講話。台上左一為蔣介石

蔣介石得知迎汪復職的消息後，雖恨得「切齒」，但還是隱忍不發，讓胡公冕來上海見陳獨秀，表示：「請C﹒P﹒（中共的英文縮寫，作者注）勿贊成汪回，……汪回後將為小軍閥所利用和他（蔣）搗亂，分散了國民革命的勢力」，甚至揚言汪精衛回他將「決不能留」。陳獨秀也明確回答，並給吃了這樣的定心丸：「一、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二、是仍維持蔣之軍事首領地位，……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倒蔣；三、不主張推翻黨務整理案」。

陳獨秀知道處此亂世中國，有槍就是王，他一介書生，再怎麼發作也是秀才遇到兵。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讓更多的人認識到蔣介石的真實的本質。1927年1月25日，中共上海區委提出「用口頭不用文字」，讓民眾知道「蔣實為反革命。」陳獨秀也在《嚮導》發表文章，指出這樣一些現象，即有人「經過日本帝國主義拉攏，而與北方軍閥妥協，以葬送革命」；有人口頭禪「我主張如何如何，反對如何如何，時常『我』呀和『我』的大喊，這在黨便是表示『我即黨』，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國家』這些口氣乃是個人獨裁性之自然流露」。這些不指名的批評，稍有頭腦的一看便知是蔣介石。

就在北伐軍將進上海前，陳獨秀與國民黨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主席吳稚暉有過一番對話，吳稚暉問道：「那末據你判斷，列寧的共產，行在中國要有若干年呢？」這位心直口快的中共領袖毫不設防地回答：「二十年足矣！」吳稚暉當場就急了眼：「那末豈不是國民黨的壽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屍還魂了呢？」3月22日，北伐軍佔領上海，吳稚暉等便於27日來到北伐軍行營總部，以陳獨秀的話為發難的借口，與蔣介石討論與共產黨分裂的辦法。

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迎來了北伐軍進駐上海，這本是一件高興的事，可陳獨秀的情緒卻怎麼也振奮不起來，他在中共上海區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們要準備繼續鬥爭，我們要看清這個開始的序幕」，「每個黨員要懂政治，懂得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語焉不詳中透露著忐忑躊躇的心理。恰在此時，汪精衛這個為各派政治勢力所矚目的人物，從法國途經蘇聯，於4月1日回到上海。早在去年10月中旬，國民黨中央就通過了《請汪精衛銷假案》。汪精衛此時回國可謂適逢其時，蔣介石、吳稚暉等很快將汪精衛包圍，情緒極為憤急，再提「對共產黨之彈劾，」並要「采斷然之處置」。

在此之前，共產國際已給中共中央發來指示，其中就要求中共千方百計避免與國民黨的衝突，即便是蔣介石發動政變，也不得與之公開作戰。當汪精衛向陳獨秀轉述蔣、吳等對中共的擔心時，一直與共產國際疙疙瘩瘩的他又能說些什麼呢？只能表示決無此事，並親筆起草了《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進退維谷的陳獨秀正無路可走，現有汪精衛前來轉圜，在他看來以一紙宣言就可「解釋謠傳表明態度」。這正是書生領袖的天真迂腐之處。

蔣介石可是深藏不露，城府在胸。4月7日，他親自將一面書有「共同奮鬥」的錦旗送與工人糾察隊，五天後便大開殺戒，開始血腥的清共，是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他給開列了197人的通緝名單，緊步鮑羅廷之後，陳獨秀名列第二。這種對共產黨的通緝、追捕、殺戮，遍及全國各地，一直延續到盧溝橋事變。十年之痛，陳獨秀失去了最為優秀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懷有黨仇家恨的他在這一年寫了一首詩《國民黨四字經》，其中有：「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以黨治國，放屁胡說，黨化教育，專制餘毒。……清黨反共，革命送終。」據云蔣介石讀到這首詩，破口大罵，可見刺到了他的痛處。

陳布雷：仲甫近況艱困經呈奉諭一次補助八千元

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叛徒出賣而被捕。

陳獨秀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後又改為8年。自宣判之日起，他便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他一人獨處，住在一12平方米左右的單間，內有書桌、書架，室外就是一個小天井，可以讀書報和寫作，可以在會客室與前來探視的親友聊天。伙食也比其他囚犯好，每餐都有兩菜一湯。夫人潘蘭珍也被允許前來探視並照料他的生活。這一切超出常規的囚禁，沒有最高當局也即蔣介石的「恩准」，恐怕誰也沒膽量妄自決定。

他在獄中完成了《金粉淚》56首，這組長詩對許多國民黨大員指名道姓的批評，其中就有批評蔣介石的詩句，如，「要人玩耍新生活，貪吏難招死國魂。」「清黨倒黨一手來，萬般復古太平哉。」「黨中無派緣清黨，阿斗先生雙眼明。」「虜馬臨江卻沉寂，天朝不戰示懷柔。」「感恩黨國誠寬大，並未焚書只禁書。民國也興文字獄，共和一命早嗚呼。」「囚捕無須煩警吏，殺人如草不聞聲。」

西安事變使蔣介石成為張學良、楊虎城的階下囚，陳獨秀在獄中知道後特別高興，他讓人買了酒和菜，喊來同獄的濮清泉、羅世璠，共同慶祝，他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讎家恨，我要痛飲一杯。」說著，他端著滿滿的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報了」！在端起第二杯酒時，老人已明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嗚咽道：「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兩酹此一杯！」說著就老淚縱橫，痛哭失聲。這給一直追隨陳獨秀的濮清泉留下長久的記憶，幾十年後，他還說：「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大怒，但從未見過他流淚。」

獄中的陳獨秀（1932年攝於南京第一模範監獄）

盧溝橋事變的發生，使陳獨秀提前出獄。他的托派經歷，一直是個沉重的包袱，以至演變到由王明、康生栽臟陷害為托派漢奸，這使他十分惱怒。蘇聯還對蔣介石施加影響，要對中國的托派予以打擊。蔣介石何等精明，怎能中了借刀殺人之計，他曾專門發了「委座電諭」說：「凡未實際參加偽組織者，不論謠傳如何，均不得稱逆。當電中央社及新聞監察所遵辦。」蔣介石認為沸沸揚揚的陳獨秀托派漢奸乃是「謠傳」，不能以漢奸相待。

陳獨秀出獄後，完全捨棄了個人恩怨，積極奔走於全民抗戰的大潮中。他對胡適和周佛海等人說：「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他的這種做法卻遭到中國托派的反對，他們向托洛茨基告狀說：陳獨秀「擁護蔣介石與國民黨在進行革命的反帝戰爭，」我們「與他決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就在陳獨秀到江津不久，剛剛脫離中共而任職國民黨軍統的張國燾向蔣介石建議，可利用王明、康生製造的「托派漢奸」案，去對陳獨秀進行策反。蔣介石以為這是個不錯的主意，便派屯兵西北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軍統局局長戴笠前往江津拜訪陳獨秀。

一見面，陳獨秀便直截了當地相詢，你們可是奉蔣先生之命前來的，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又緩緩地說：「自從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知兩位先生來意如何？」他還說：「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弱國強敵，速勝困難，只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並讓寄語：「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

流落四川江津時的晚年陳獨秀

戰時的大後方，人員密集，物價飛漲，本無經濟來源的他過著提襟見肘、寅吃卯糧的生活。他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微薄的稿酬，大多是朋友及北大同學會的資助，這個倔犟的老人是不甘心接受別人的饋贈，尤其是來自曾經對立的營壘，可生活是殘酷的，在萬般無奈的情景下，為了生存，他也只能有選擇性地接受饋贈，比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的三筆贈款。這是1940年7月至1942年1月的事情，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後二年。一次一千元，兩次各八千元，三次贈款都經張國燾轉交。一生傲骨的老人多少有些不情願，在收到第二筆贈款時，給朱家驊致信說：

「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簡單，去年賜款尚未用罄，今又贈益之，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賜，弟決不敢受，特此預陳」。

這些頗大數額的贈款，決非是朱家驊個人所贈，這在陳布雷致朱家驊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說：「日前所談仲甫近況艱難，經呈奉諭一次補助八千元，以吾兄名義轉致。」這種饋贈，均是以醫藥費、困難補助費的名義，不附帶任何條件，且都是以秘密的方式進行。之所以選擇朱家驊，是因為朱家驊與陳獨秀同在北大任事，且有一定的私交，對方易於接受，而讓張國燾送去，則因為張既是陳的學生，同時又與陳一樣曾是中共老人。畢竟是時過境遷的抗戰時期，各方力量在統一的環境中，多少已經緩和多了，況且，此時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蔣介石又何必與老而多病的陳獨秀較真呢？【原載《縱橫》2012年8、9期 有刪節】

作者簡介：

張家康，文史作者。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福建《黨史月刊》特約作者。著有《新青年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全國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表了諸多文章。這些文章中，多篇被文摘報刊和香港《文匯報》、美國《僑報》等報刊轉載。多篇被一些叢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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