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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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新文化運動

文 ▏嚴錫禹

三、教會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

既然新文化運動勃發之時，正是基督教在中國得以迅速發展之際，而且，新文化運動開展的兩個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也是傳教士著力經營之所在。那麼，基督教與新文化運動是否有點關係呢？身處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國基督徒如何對待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又對中國教會和中國神學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影響呢？

前文提到，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是啟蒙與救亡。就這兩個主題而言，中國基督徒做了很好的回應，不少基督徒積极參与啟蒙與救亡的活動；啟蒙就是開啟民智的工作，也就是最早所稱的新思潮。教會人士一般認為，所謂新思潮，不外宣傳「自由、平等、博愛、犧牲、互相、進化、解放、改造等」精神，宣傳的工具是期刊，期刊所用的是白話文。「在這半年多的當中，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書報世界，充滿了新思潮的出版物。什麼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新中國、新生活、建設解放與改造，等等。聽說已有二百六十餘種。這些期刊和日報，大半是用白話文字的。」

基督教應如何對待新思潮，張文開（即張亦鏡）直截了當說：「教會即新思潮。」他指出：「今日中國的新思潮所標揭的各種主義，統統都是從最舊的教會裡偷出來的。」他一一論證了新思潮運動提倡的平等、博愛等主張在基督教中的對應教義。如果說張文開的討論比較情緒化的話，那麼，徐寶謙的主張可能就比較具有代表性了。1920年2月22日，他應邀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闡述他對新思潮運動的看法，論到基督徒如何對待這項運動時，尤其是應該如何對待這場運動中反對基督教的聲音時，他提出了四點主張。

第一，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都應當對新思潮運動抱歡迎的態度。儘管新思潮思想家「大半是反對」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是真理，「真理不怕人反對」。我們應當學習「新思潮這種研究的態度」，「對於教會、儀節、信條」都下一番研究的工夫。

第二，應當接受新思潮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犧牲等「種種主義」。徐寶謙認為，新思潮所提倡的這一切，都是「我們所主張的」。因此，我們應當對它抱歡迎的態度。

第三，針對新思潮思想家對基督教的批評，尤其是他們認為基督教與科學和平民主義「不相容」。徐寶謙指出，基督徒應努力向他們介紹基督教，消除他們的誤會。我們應該「用種種方法」，把基督教的真理「發揮出來」，「使他們知道基督教的真精神是什麼」。

第四，「應當與他們通力合作」，不是與他們斗一鬥文字和口頭的工夫，而是要與他們合作去「實行」，「去服務社會」。徐寶謙說：「我們應當用實行的精神，同一般提倡新思潮的學者，去服務社會。那就是我們對於他們最大的貢獻了。」

至於救亡，不妨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徐謙於1918年組織的「基督教救國會」。在徐謙等人的努力下，1918和1919 年兩年，全國許多省市都成立了基督教救國會這樣的組織，並且相互通信聯繫。徐謙指出：「救國是基督教的真理，並不是基督徒或是人的能力，又救國乃是教義，並不是政治上愛國的意義。」

第二個例子是中國基督教界提出的「人格救國論」。「人格救國」一詞，最早出現於1921 年 4月12日，時仕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的余日章，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新會址落成紀念冊封面上題寫了這四個字。大概也是從此時起，青年會便著力推行「人格救國」的主張。1924 年，謝扶雅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之組織及現狀」一文中說：

挽近國難彌殷，時潮益急，救國之聲，甚囂塵上。協會之職所在，至切迴環，歷改史乘之所詔，征諸經驗之所得，則吾人信完全人格為救中國之最大利器。協會標「人格救國」四字，以興邦人君子相見者，已四年於茲矣！……行見五千年文物光明之中華民國，突飛躍進於世界強國之列，此則今日協會率同四十處城市青年會及百九十七處學校青年會所共同抱負之使命也。

事實上，人格的養成，是青年會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把「人格」與「救國」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則是1923 年的事。是年10月16 到 21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在廣州嶺南大學召開第9次全國大會，以「人格救國」為大會主題。總幹事余日章在「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諸同志書」中說：

諸君為我國青年及幼童僅德智體群四育之發展，養成其完全人格，上以榮耀上帝之聖名，推度其天國，下奠民國之基礎，發揚其光輝，不辭勞瘁，踴躍前往廣州赴第九次全國大會，以「人格救國」為總題，以諸君之熱忱毅力，將采大會成績優美，可操左券。

……

然章以個人觀察所及，兼受種種之激刺，不能不確認人格為救國唯一根本，因此決用人格救國四字以喚醒我四萬萬同胞。……然非人格之不能救國，實因尚未有人格之建立，因而國亦無從賴之得救也。

「人格救國」論的提出，在廣州國民政府內部引起了積極反響，孫中山甚至攜夫人親臨大會會場，作了為時兩小時的演講，他所講的題目是「國民要從人格救國」，這顯然是孫中山對「人格救國」論的積極回應。這樣的聲音，必然影響到知識界，成為20、30 年代救國論中的一種重要聲音，直到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吳雷川同樣受到這種聲音的影響，積極主張效法耶穌的人格，以培養中國人的人格。因此，在他的基督論中，人格基督論就顯得十分重要。

當然，上述言論和事例，只代表了中國基督教界的部分聲音，甚至可以說是少數人的聲音。從整個教會來看，對待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是十分複雜的。台灣學者查時傑根據張欽士的一段話，把當時基督教對於新文化運動及其影響之下的反宗教運動的態度分為五種。

張欽土於1923在《教務雜誌》 （Chinese Recorde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反宗教運動」（The Anti-Religion Movement），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當我們調查在反宗教運動中基督徒的態度時，我們發現他們像村婦們一樣，有恐懼（ fear）、輕視（despise）、漠視（ignore），也有責備謾罵（ scold）。」查時傑即根據這段話，把基督徒的態度總結為如下五種。

第一種是「恐懼的態度」。在信徒、神職人員和牧師身上都有所反映，他們擔心義和團運動又要爆發了。因此，他們中不少人對教會的信仰失去了信心，生出消極悲觀的態度來。

第二種是「漠視的態度」。這種態度其實就是不必去理會它。張欽士在「反宗教運動」一文中，引用了發表在上海《每周評論》（Shanghai Weekly Review）上的一段話來表明這種態度：「對付反基督教運動最好的武器是完全地漠視它。」

第三種是「攻擊的態度」。把這種思潮視為「魔鬼」和「敵基督」者，主張全力攻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廣州的張亦鏡，他說：「……一般神經過敏之知識階級，受挾有某項作用及一二捕風捉影造謠惑眾者之暗示，遂無老無少，群起而反對，……，全省報紙，幾無一而非彼輩之炮壘，單張小冊之逢人散派，無論矣，真光雜誌同仁念此，能乘機取而辯駁，亦一文字佈道之絕好機會，……。」

第四種是「背叛的態度」。江文漢在其所著的《中國學生運動》（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一書中，記載了一位退出教會的學生的自白：「我以前是一個基督教徒，以後我發現我許多基督徒朋友都是無神論者（Atheists）卻戴著宗教的帽子，我就開始懷疑起是含大多數的基督徒都是偽善者（Hypocrites）!也開始懷疑起信仰來了（and am questioning my own faith）。」

第五種是「接受並改革的態度」。當時一批基督教學人採取了積極回應的立場，創辦了一大批基督教刊物，如《生命月刊》、《真光雜誌》、《青年進步》、《中華歸主》、《文社月刊》、《真理周刊》、《真道》等等。

儘管張文開對新思潮的回應比較情緒化，但他在「教會與新思潮」一文的最後，呼籲教會中的優秀分子認真對待這項運動，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當時教會中有識之士的心聲：

我盼望我們教會中的優秀分子，多瀏覽他們鼓吹新思潮的新書新報，看他所欠缺的在那裡，所錯誤的在那裡；因而為文補助他，糾正他，並指導他由流溯源，與我們同止於至善之誠。這是我們基督徒對於新思潮應盡的責任，和應持的態度，千萬不可忽略。

1927 年，張欽士編輯出版了《國內近十年來之宗教思潮》一書，這本書的出版，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一部分基督徒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張欽士在本書的序言中說：「宗教思潮，在國內近年各種思潮中，是一種討論最切實，影響最偉大的運動。凡注意新思潮的人們，對於此種運動不能不加以研究。」

未完待續~

詳考請查閱《金陵神學志》

2009年第2期，總第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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