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滿清滅亡以來，山西人最認可的「省長」

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一家小報登了一幅漫畫，畫面是這樣的：蔣介石一手握槍，一手托著現洋；馮玉祥一手舉大刀，一手抓窩窩頭；閻錫山一手提一桿秤，一手拿著算盤。每當有人說起這幅漫畫，閻錫山都會得意地笑起來，因為他也認為自己就像這幅漫畫寓意的那樣，精於計算，擅長經濟。的確，以治國的理念業治理山西，這是其他軍閥想做又做不了，或者壓根就沒想到要做的，但閻錫山卻做到了。

閻的愛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5個子女皆其所出)，實在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是獨子，迫於壓力才續娶。

閻錫山為了治理山西，可謂是殫精竭慮，苦心經營，他的許多政策和措施也烙有鮮明的閻氏印記。三十年代，他用不到十年時間，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規模的經濟、交通、國防和金融體系，以農業發展為例。從1917年開始，閻錫山重拳出擊，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天足；「三事」：種棉、造要、牲畜)來發展農業。

在推行「六政三事」的過程中，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閻錫山的政策非常靈活。例如，為解決水利建設中資金不足的問題，他允許先貸款後償還；在發展蠶桑業時，他不僅設置專門機構，還向農民提供技術和管理服務。其二，閻錫山在推行經濟政策的同時，特別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農民不斷灌輸儒家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農民在實現經濟自足的同時，閻錫山也建立起一個有利於自己統治的社會秩序。閻錫山因此成為第一個在全省範圍內把政權滲透到村一級的人。

閻錫山在農村的改革為山西農民帶來不少利益，社會秩序也很穩定。穩定到什麼程度呢？舉個例子來說明一下。有一次憲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個犯人，閻錫山立即給各縣打了個電報，結果不到三天，就在孟縣查獲。治安效率之高，令人嘆為觀止。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設時，也曾在山西國民師範發表了一篇誇獎山西農村建設成績的演講：「現在全國各地都亂到極點，個人自由的權力，全被剝奪無遺。……如廣西、廣東、湖南、四川、陝西……，哪處不是民不聊生!……山西這方面，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可以讚美地方政府有一種維持治安的功勞。」

事實上，閻錫山不僅有維持治安的能力，在危機處理上也很有一套。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時候，山西一個北部貧瘠地區曾爆發一場肺疫，其疫情的嚴重程度不亞於2003年的「非典」。閻錫山在接到疫情報告後，反應迅速。他立即命令各縣實行交通封鎖，督促各級官員清潔隔離、埋屍封室，同時聘請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傳教士幫助診治。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閻錫山能做到這一點在當時實屬不易，因為所有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難通、醫療設施差的條件下進行的。

除了花大力氣治理農村，閻錫山對山西工業特別是軍火業的發展也不遺餘力。他所設立的太原兵工廠和山西火藥廠，曾與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漢陽兵工廠和瀋陽兵工廠並列。生產的彈藥不僅能滿足自己軍隊的需求，也成為他拉攏和要挾其他軍閥勢力的重要工具。由於彈藥充足，閻錫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時，一律用實彈。這種氣派，在全國軍隊中絕無僅有。

在航空業的發展上，閻錫山同樣具有長遠目光和雄心壯志。早在1920年的時候，他就著手為發展航空業創造條件，準備自己製造飛機。為此，他不僅多次派人去法國學習航空技術，還從德國高薪聘請工程師、機械師，帶領技術工人組裝飛機。1925年，閻錫山從法國引進飛機製造術，組裝出了自己的飛機。到1930年底的時候，他先後斥巨資購買或組裝了二十多架飛機，成立了「晉綏軍航空大隊」，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大事。

在閻錫山的治理下，山西的實力走在了全國的前頭。因此，山西在當時被稱為「模範省」，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就連吳佩孚也於1922年致電閻錫山，表示了他的欽佩之情。因為治理有功，閻錫山曾兩次被蔣介石封為「模範省長」。在一次國民黨黨政軍高級幹部會上，蔣介石甚至這樣說：「過去，我們學蘇聯、學美國、學德國，都失敗了，落了個一切都沒辦法，還不如閻錫山在山西有辦法，我們今後要學閻錫山。」

閻錫山造的鐵路自成一體，全是窄軌。正太鐵路局局長朱霽青曾對人說：「不知閻老西到底安的什麼心。他堅決不肯讓同蒲和正太兩條路與全國鐵路成為同樣的軌道，以便銜接，我屢次向他建議，他就是不理。」無論如何，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讚美之辭。

閻錫山從大連回到山西後，山西經濟因為戰爭的破壞已經瀕臨崩潰。閻錫山埋頭經濟建設的同時，開始編製《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方案》。當時，連中央政府都做不到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更別提其它的省市了。閻錫山又做到了，而且做得有聲有色。山西經濟在省政十年計劃方案的保駕護航下，漸漸步上正軌，再現了山西當年的繁榮。大批外省人和外國人湧入山西，觀摩學習。據一位美國的新聞記者說，山西省的工人每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錢，與其他省市工人相比，這簡直就是高工資，而另一位訪問過山西的外國人說，山西工業發展的前景是「無限美好的」。

1935年，一位上海的工程師在對閻錫山的經濟政策做調查後，建議蔣介石以山西為榜樣發展經濟。這位工程師的看法引起了當時北京和天津兩家報紙的共鳴。這兩家報紙指責南京政府整天講空話，而「山西卻在一聲不響，腳踏實地地做了好多好事」。也許是受此刺激，蔣介石也在1935年發起了自己的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

晉綏軍事集團，閻錫山是當然的領袖。他對這支部隊的編製，很有個性和創造性。單獨設立迫擊炮團，手榴彈旅外加九個手榴彈營，僅此兩項創，便創造了中外歷史的先河。這種編製在抵抗北洋軍閥和日本鬼子的入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日時期的綏遠抗戰、忻口會戰、太原保衛戰、堅守晉西等抗日行為都為當時國人所稱道，並湧現出傅作義、徐永昌、商震等一大批戰功卓著的名將。閻錫山在這些抗日行為中使自己苦心經營多年才積累起來的軍隊本錢幾乎損失殆盡，晉綏軍的主要軍事將領有商震、徐永昌、李服鷹、張蔭悟、周玳、楚溪春、楊澄源、楊愛源、王靖國、傅作義、孫楚、李生達、陳長捷、郭宗汾等。這些人物大都出身保定系，這些人物也大都是閻錫山的「十三太保」，如李服鷹、張蔭梧、楚溪春、李生達、傅作義等等。

這些將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傅作義。這位被閻錫山由太原陸軍小學保薦到北京清河陸軍學校的15歲的青少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步兵科，即回山西，由少尉排長連升至少校團副的他。在討馮玉祥國民軍的戰鬥中，由於守天鎮指揮有方，一年之內，傅作義由上校團長升到中將師長。這在晉軍、晉綏軍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晉綏軍的戰鬥力就是以傅作義的三十五師及其後來發展為三十五軍為典型代表。後來，另起爐灶的傅作義，更是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出盡風頭。抗戰時期的1940年，他指揮的五原會戰，擊斃日本水川中將、步兵聯隊長橋大佐、特務機關長原中佐和五原礦日本籍軍事技術人員500人，擊斃日軍1100人，生俘日軍大小指揮官50人；斃俘偽蒙軍3000人。傅作義本人也繼蔣介石之後第二個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而他手下的幾乎清一色的晉綏籍將領，諸如魯英麟、董其武、郭景雲、楊維垣、孫蘭峰、安春山、朱大純、劉春方、衛景林等抗戰名將，也得到提拔重用。

晉綏軍史上，楊澄源之三十四軍的戰鬥力也非常出色。守原平的那個姜玉貞旅即196旅，即屬於該軍編製。其它諸如商震、徐永昌、周玳、楚溪春、王靖國、陳長捷等，在抗戰時期，為民族的抗戰事業作出了貢獻，在近現代歷史上，也算是了不起的人物。抗戰時期，寺內壽一大將、坂垣師團、東條英支部，都曾遇到這些晉綏軍將領率部進行的頑強抵抗，吃了晉綏軍的不少苦頭。一支地方部隊能有這樣的表現和成就，這在近現代史上，恐怕只有桂系可以與之一比；一支地方部隊能出這麼多的人才，這在近現代史上恐怕沒有一支地方部隊可以與之相比，包括桂系。

閻錫山有一整套治理山西的理念，如「村本政治」、「公道主義」、「按勞分配」……今人對這些理念已經相當隔膜，自然也很少有人能夠了解閻氏其實是在中國搞義務教育的第一人。在那樣一個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戰火綿延的年代，閻氏能夠將「受教育」與「當兵」、「納稅」並列，稱之為「國民之三大義務」，放在《告諭人民八條》的首條，要求山西民眾全體遵守，實屬不易。

山西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閻錫山很早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在《人民須知·民智篇》中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鄉河邊村創辦的川至中學也設附小，共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4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髮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後改為帆布鞋）。這都是閻錫山自己掏的錢。

閻錫山治理山西期間，曾發行過一本裝訂樸素的小冊子，叫做《人民須知》，印刷量很大，戶戶都有。小冊子的主要內容，是用極樸素的語言，向民眾解釋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義務教育」在當時是極新鮮的事物，故而閻氏在《人民須知》中如此解釋：

「凡是山西百姓，不論貧富貴賤的小孩子，七歲到十三歲，這七年內須要有四年上學，這就名叫國民教育；凡上過學的人，知識就高了，身體也壯了，為父母的無論如何貧窮，總要使子女上學，是父母對於子女的義務，又名叫義務教育；國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學，就要罰了還得上學，又名叫強迫教育。」

閻氏語境中的義務教育，所確立的最低目標，是使大多數因貧困而無力繼續深造的子弟，學會打算盤、寫信、記賬等農村實用本領，同時能夠看得懂報紙、告示和刑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的政策和律令。這種程度，自然談不上對現實政治能有多少助益；閻氏自己也很清楚：「義務教育非常緊要，蓋欲增高國際之地位，增進人民之程度，非此不行。然此種教育，即使各省一齊辦起，亦非二十年不能奏功。」

但閻氏關注的是未來。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戶的小冊子《家庭須知》里，閻氏說：「國民知識為民主立憲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義務教育雖不足以讓民眾立即知曉何謂「民主立憲」，但若沒有義務教育，則在未來，民眾也無從知曉何謂「民主立憲」，更談不上知曉如何操作實踐了。1918年，在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上，針對某些人質疑義務教育的現實作用有限，閻氏駁得更明確：

「余意以為義務教育，在今日必須舉辦。蓋人民（的民智程度）乃系與日俱長的，並不能懸日以待也。今日而施行義務教育，即異日可增加多少受教育之國民。……人民程度，因難驟臻完善，然亦可使地方人民多若干識字者，較之置焉不辦，使此若干人民竟一字不識者，不猶愈乎？。」

雖然閻氏把希望寄托在未來，但仍儘力在現行政治體系下為民眾創造了參與實際政治運作的機會，希望以之操練民眾的政治參與能力。1921年，閻氏下基層視察後作詩《十年春出巡對民吟》，其中寫道：「國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爾村眾自動辦，粗治三年便可得。」這四句詩所講的，正是閻氏日後在山西普遍推行的「村政自治」——在閻氏看來，要落實孫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須把政治放在民間：「什麼叫民間呢？省不是民間，縣也不是民間，實在是村是民間。所以省縣無論什麼機關，不是官治就是紳治，總不是民治。換句話說，就是欲民治主義，非實行村治不可。」為此，閻氏在山西實行「村本政治」，推行設立村民議會。其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讓村民參與村政，來培養他們的參政能力和民主素質；而推行義務教育，則是村民有能力參與村政的前提。

那樣一個內憂外患，曾被蔣南翔呼作「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年代，閻錫山卻在山西為學齡兒童們造了幾十萬張課桌，使山西學齡兒童受義務教育比例長期保持在70%的高度，今人回顧歷史，能無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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