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星系

作者：段超

如果說人類歷史是一部「成為你自己」的歷史，那麼，作為其內核的思想史就是一部「認識你自己」的歷史。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圍繞這些核心問題的探索，形成了思想的歷史。思想史的形狀不是直線向前的，而是螺旋向心的。不同文明、不同心靈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匯聚成了巨大的星系。英國思想史家彼得·沃森的巨著《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以獨特的模式重構了人類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艱難歷程，全景式地描繪了人類思想的壯麗星系。

思想史的寫作存在著兩種傾向。一種是注重斷裂性的傾向，尤以「三分法」為著，即思想史常常被建構為基於三大思想、三項原則或三個時代的三分體系（triposis）。所依據的劃分要素不同，思想史所呈現的面貌也就不同。例如：維科關於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類時代的劃分；馬克思主義對於沒有剩餘產品也沒有剝削的時期、既有剩餘產品也有剝削的時期和只有剩餘產品而沒有剝削的時期的劃分，等等。另一種是注重連續性的傾向，把歷史看作圍繞某個主題而推進的連續劇。康德把歷史看作一部道德演進的宏大敘事，伯林關注「自由」概念在不同時代不同體制下是如何被理解的，洛夫喬伊致力於對西方思想中「最有力最持久的假說」「存在巨鏈」的闡釋，等等。而沃森的這部《思想史》兼容了上述兩種傾向，既繼承了三分法，又考察了連續性。其新意在於選擇了全新的組合——靈魂、歐洲和實驗——這三大思想如同星系的三條旋臂，決定了全書的結構和主題。

在沃森看來，思想不僅是純粹的觀念，也包括重要的發明、事件和心態，其取捨標準不是正確與否，而是影響力。正如福柯所說：「一個國家居民的蛋白質攝入量突然增長，在某種意義上比憲法的變化或從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轉變要重要得多。」沃森認為，靈魂概念比上帝概念更為重要；歐洲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詞，還是一種思想；實驗作為科學方法影響深遠。本書雖然沒有講述帝王將相和朝代更迭的故事，但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解讀了君王理論、帝國心態和種族觀念，以及軍事戰術的進步和新式武器的發明等等。

沃森把「思想」的源頭追溯到142萬年前原始人對火的控制和使用，並將其與石器的標準化（約70萬年前）和墓葬（約7萬年前）並列為原始人的三大思想。正如列維-施特勞斯所說：「詞語是人們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儘管他們清楚地表達了本身的含義。」沃森卻把語言也視為思想的產物。沃森援引了德國萊比錫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所在2002年公布的發現：一種與語言相關的基因在20萬年前發生了兩次重要突變，這種被稱為FOXP2的基因賦予早期人類更好地控制臉部、嘴部和喉部肌肉的能力，從而發出作為語言基礎的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新聲音。

如果說語言的產生給思想插上了翅膀，那麼城市的出現則為思想的騰飛鼓足了風力。城市也是「火文化」的產物。冶金術催生了貿易和金屬貨幣，從而使人們從親緣關係中解放出來，組織更大範圍的群居生活，進而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出現了第一批城市。城市生活使得傳統的農業神不再能滿足人的精神需要，多神教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一神教和靈魂觀念產生。在公元前750年至前350年間（也就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出現了精神突破，幾大主要信仰開始形成。中國人、印度人、伊朗人、猶太人和希臘人不約而同地開始關注自己的心理、道德意識、良心、直覺和個體性，哲學出現了。這是思想史上第一次「內心轉向」。靈魂的觀念比神的觀念更持久和普遍，因為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每個人都會關注內心世界。

在思想史上，13世紀是一個「樞紐」世紀。包括中國宋代在內的東方文化達到鼎盛，而處於中世紀晚期的歐洲則開始崛起，逐步發展為與東方相抗衡的「西方」。這是一段重新發現亞里士多德的時期。沃森指出：「在將亞里士多德基督教化的過程中，托馬斯·阿奎那最終成功地使基督教亞里士多德化。世俗的思考方式被引入到世界中，它最終將永遠改變人們的理解。」造紙術、印刷術、印度-阿拉伯數字與代數的傳入，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計算氣氛」日益濃厚。到13世紀末，歐洲「全方位地從一個主要關心定性思考的社會轉變為定量思考的社會」。11到13世紀被稱為近代早期，現代歐洲開始形成，引領人類走向現代，是思想史上至為關鍵的轉折點。

值得注意的是，沃森對「李約瑟難題」（即：現代科學為何沒有出現在中國）給予了充分關注。原因之一在於東方的學術被中央集權化，沒有形成系統的懷疑論。而從古希臘的皮浪直到笛卡爾，懷疑論一直是西方思想的偉大傳統。沃森還援引了周有光先生的語言學解釋：「因為沒有主謂結構，中國人沒有發展出邏輯學中的同一律思想，也沒有發展出哲學上的實體概念。沒有這些概念，就不可能有因果關係或科學的觀念。」沃森寬廣的學術視野可見一斑。

與亞里士多德式的近代早期相比，文藝復興是柏拉圖式的，其時代特徵是個性的崛起。自畫像、自傳和日記增多，不失真的平面鏡最先在15世紀的義大利大量生產，都反映出自我意識的提高。沃森認為，在思想史上，莎士比亞不比任何人遜色，因為他做出了兩個開創性的發明。第一是易變性。哈姆雷特、李爾王、福斯塔夫等人物具有「能聽到自己的不同聲音並且表現出變化的能力」。第二是拒絕基督教化的、現實的、自然的「自我」。李爾王之死沒有任何超驗意味，表現出一種「宇宙虛空」，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時候的成就。實際上，這兩個發明可以合併為一，用哈羅德·布魯姆的話來說，就是「人的發明」。

懷特海曾說整個西方思想史都是對柏拉圖的一系列註腳，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在沃森看來，思想史由兩大主流構成，一條是亞里士多德式的對外部世界的科學認知（自然科學）。另一條是柏拉圖式的對人類及其內心世界（靈魂）的探索（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由於前者的發展是累積式的，後者是替代式的，所以思想史上的輝煌成就主要來自亞里士多德一系。靈魂-自我屬於柏拉圖式問題。從軸心時代開始，經歷聖奧古斯丁、文藝復興、新教改革、笛卡爾、浪漫主義，直到弗洛伊德，思想史上發生了持續不斷的「內心轉向」，卻始終沒有解開個中秘密。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是以科學方法解釋自我的重要嘗試，如果行得通，無疑能實現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綜合——對柏拉圖問題的亞里士多德式的認識。遺憾的是，因其不科學和誤導性，精神分析成了「20世紀思想史上最令人感到遺憾和奇怪的里程碑之一」。

精神分析之後，意識研究及腦科學對靈魂-自我問題發起新的進攻，但目前為止，意識之謎仍未取得突破。按照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米爾斯哲學教授約翰·賽爾的解釋，這是因為意識具有突現性——當你把一束神經元放在一起時，意識會自動產生。類比來說，正如水分子的性質解釋了流動性，而單個水分子卻不具有流動性。倫敦大學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1970年代與霍金一起證明了奇性定理）提出，意識產生於量子物理在大腦神經細胞內部被稱為小管的微小結構里的運作，但這也只是一種設想。

面對靈魂-自我這一迄今無解的問題，沃森提出了大膽的觀點：柏拉圖式的「內在自我」也許根本不存在。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答案或許不應從內部尋找。「我們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以動物界的一員的角色和位置去觀察外部世界令我們更易於發現自己的『內在』本質以及認識我們自己。」就此立場而言，沃森屬於科學主義的亞里士多德一派。然而，對於自我意識的哲學思考還是必要的。

韋應物詩云：「水性自雲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世界如石心如水，水石相激，山鳴谷應。東方物我合一的關係實在論或許能為靈魂-自我問題提供新的視角。（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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