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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的衰亡》書評

《奧斯曼帝國的衰亡》講述了1914年-1920年六年期間奧斯曼帝國如何在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中掙扎,最終陷入一戰的深淵並戰敗肢解的過程。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帶來的衝擊至今仍能在中東世界被感知,它的遺產在今天仍是最棘手的難題。協約國肢解它的方式野蠻而殘暴,導致今天中東各國邊界的劃分毫無民族與地理依據,使得同一民族教派被毫無理由地分開,引發了無休無止的矛盾與衝突。於是,當我們再回頭去看奧斯曼帝國—這曾經用寬容的政策使各種信仰、各種民族和諧相處的國度如何一步步走向極端、走向滅亡,一定是會有所啟發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亞洲東側與西側各有一個帝國—清帝國與奧斯曼帝國,面臨著相似噩運,那就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危脅。這兩大帝國都以博大的包容性而成為人類文明的明珠,但面對資本主義的堅船利炮,陳舊的統治方式脆弱不堪,兩大帝國迅速成為了帝國主義擴張的獵物,而其人民在目睹了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同時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後,民族主義覺醒。民族主義與帝國的矛盾在奧斯曼尤其突出,奧斯曼管轄下的猶太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等民族差異極大,整個帝國如同一個馬賽克拉拼圖,孱弱的軍隊不僅沒能維護住統一,反而在與巴爾幹諸國的戰爭中慘敗。這種情形下,1908年7月恢復憲政的革命似乎為維護統一帶來了希望。在憲法之下,各民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權利,承擔平等的責任,這為人們帶來了強烈的歸屬與認同感,然而這種來之不易的歸屬感很快被經濟崩潰與巴爾幹戰爭的軍事失利擊碎。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紛紛形成了獨立組織,危機感使恩維爾、傑馬勒、塔拉特三個理想主義者組成了奧斯曼帝國最為專制的政府,以憲政維護統一的努力失敗了。

歷史總是在不同地區上演同樣的戲碼,晚清《欽定憲法大綱》本可作為以憲政維持清政權的最後手段。可是虛偽的憲政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於是辛亥革命爆發,清政權垮台。奧斯曼相比清帝國還有最後一張牌:宗教。蘇丹作為伊斯蘭教領袖對穆斯林擁有強大的號召力,這種號召力體現到了1914年便格外引人注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臨近戰場的奧斯曼帝國面臨著600年來生死存亡的大戰。戰爭爆發初期,奧斯曼選擇了觀望,以恩維爾為首的一派支持同盟國,而以傑馬勒為首的一派支持協約國。1914年11月2日奧斯曼結束觀望並最終加入同盟國一方,外部因素重於內部因素突顯了奧斯曼政府的軟弱與無能,軍事缺乏果斷的行動力,外交缺乏必要的靈活性。首先對奧斯曼而言,捲入戰爭是因為協約國一方均對其有領土野心,沙俄對黑海及伊斯坦布爾的渴望已經延續了幾世紀,英國佔領了本屬於奧斯曼的埃及,法國則對敘利亞地區垂涎三尺,相比之下,德國在這一地區顯得剋制得多,並沒有侵吞奧斯曼領土的記錄。因此,出於歷史因素考慮,同盟國對奧斯曼更具吸引力。其次,對協約國而言,它們並不認為奧斯曼是合格的盟友,奧斯曼作為「歐洲病夫」過於弱小,只會成為累贅而拒絕了奧斯曼。但同盟國德國從奧斯曼身上看到了另一種力量—聖戰的力量。在現代世界,首位提出團結穆斯林,發動聖戰的是德國人馬克思.馮.奧本海姆,他認為利用蘇丹在穆斯林世界的影響力,可以發動英國控制下的埃及和印度的穆斯林,使他們從背後對英國人發動攻擊。奧本海姆的思想受到威廉二世的賞識,於是,相比協約國的冷淡,德國積極地拉攏奧斯曼,為其提供軍事訓練與武器,奧斯曼帝國在此時選擇欣然接受,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已經與德國綁定地愈加緊密,通過接受德國的貸款,基礎設施、武器設備......,帝國已經被綁在了同盟國的戰車,參戰只需要調動民意與尋找機會了。於是當德國軍艦駛入奧斯曼港口並從這裡出發襲擊了英法艦隊,奧斯曼帝國衰亡的鐘聲已隨炮火聲響徹地中海。

奧斯曼的參戰,是德國的狡滑、英法的自負、奧斯曼的短視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結果對德國是喜訊,對奧斯曼帝國和英法卻是徹頭徹尾的災難。然而奧斯曼帝國因其遙擺不定的態度及模稜兩可的決策並沒有為其外交決策帶來靈活性,反而是浪費了時機。因為決策者們被恐懼壓倒了理性,他們恐懼協約國會從兩面夾擊自己,傑馬勒帕夏個人也缺乏堅定信念,導致他與法國的談判剛一失敗就丟掉了信心。奧斯曼在大戰前定下的目標顯然是不願加入這場大戰,而是「找一位盟友來規避這場大戰可能帶來的後果,與其共同保護帝國防禦薄弱的領土」。帝國領導人誤將尋找盟友作為轉嫁危機的手段,殊不知,這正是將帝國融入戰火的危險舉動。其實這也說明在英、法、俄均投入戰爭後,帝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參戰不可避免,尤其是俄國一定會趁機自黑海進入安納托利。在盟友的選擇上,奧斯曼並沒有多少吸引人的籌碼,帝國的軍事實力被視為累贅,所能提供給盟友的只有宗教影響力,它與三個協約國均存在激烈的外交衝突。從盟約看,奧斯曼只想抗擊俄國人,而不想與英、法在戰場相遇,德奧同盟條約更像是只針對俄國,而不針對英法。這就是一戰的殘酷性,硬性的結盟關係使本不必參與的國家被迫捲入戰爭,士兵根本就是在做無謂的犧牲!今天在中東地區,尤其是在敘利亞衝突中,美俄表現出的剋制是值得鼓勵的,這種克制對於控制風險是至關重要的。

一戰中東戰場最富戲劇性的是同盟國最期盼的,協約國最恐懼的「聖戰」沒有爆發,並且是阿拉伯人扛起了伊斯蘭的旗幟,在阿拉伯半島徹底撕開了奧斯曼的防線。無論是德國還是蘇丹都沒有意識到他們作為伊斯蘭世界領袖是因為奧斯曼帝國長期以來的包容所賦予的,正是因為帝國的包容,伊斯蘭教作為阿拉伯人的宗教才將突厥人的蘇丹作為自己的領袖與保護人。目睹了奧斯曼後期對其他民族的冷漠、打擊,尤其是在戰爭中駭人聽聞的亞美尼亞大屠殺後,阿拉伯人已經不能安於土耳其的統治。此外,那些從英國統治下獲利的,收下英國人賄賂的埃及、印度的酋長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伊斯蘭而戰是十分值得懷疑的。

中東位於「三洲五海」之地,深受亞歐文化影響,這裡既有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遺迹,也有濃郁的沙漠風情。中東註定是一幅「馬賽克」,它的複雜程度決定了這一地區不可能只有一種制度,一種宗教,一種意識形態,它只能在諒解與包容中和諧共處。正如奧斯曼帝國在它大多數時間裡做的,任何試圖在這一地區維護秩序的勢力,都是選擇了一種責任:捍衛多樣性與包容性的責任。包容性可以轉化為權力,誰有能力,有意志維護包容性,並肯為之妥協、犧牲,就可以擁有創造穩定秩序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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