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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狂才子鴻儒人生

▲錢鍾書伏案

翻譯家施蟄存曾這樣評價錢鍾書:「他學問是好的,嘴巴臭!他狂妄的很呀,他講人家都是挖苦人的……你看他的《圍城》好了,都是刻毒話,他批評人批評的厲害。」他還有一個特點是「痴」,從小以此著稱。不僅記不清自己的生日,穿鞋還分不清左右腳,上街迷路找不回宿舍,趁女兒睡著在她肚皮上畫畫,半夜拿竹竿幫貓兒打架……

他是「當代第一鴻儒」,也是一位痴狂才子。

錢鍾書(1910年-1998年),江蘇無錫人

原名仰先,字哲良,後改名鍾書

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

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

與饒宗頤並稱為「南饒北錢」

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

1932年,在清華大學古月堂前結識楊絳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中國》一文獲

牛津大學艾克賽特學院學士學位

1941年完成《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的寫作

1947年長篇小說《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58年創作的《宋詩選注》,列入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

1972年3月,62歲的錢鍾書開始寫作《管錐篇》

1976年,由他參與翻譯的《毛澤東詩詞》英譯本出版

1982年創作的《管錐編增訂》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時38分

錢鍾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文/殷桃

了解一個陌生人或者說認識一個你不曾接觸的人,除了通過他人之口描摹,就只能在文字的記憶空間里尋找了。其實,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講,這種了解的方式多數是流於市井的傳播,現在有了網路微信渠道似乎更多了些,但很多成分也基本上是無法確證的傳言,如此而已,可這本對於錢鍾書先生的回憶文集,卻有別於一般的市井之氣,儘管非常世俗化,卻絕不粗糲和虛幻,對我而言讀完這本書,忽地對錢鍾書先生添了三分親近之感,雖然我們曾生活在同一個時空,不曾交錯,可借筆者吳泰昌的文字娓娓道來,錢老亦已栩栩如生,翩然而至,其風神或將綿延不絕。

▲1984年,錢鍾書和楊絳

三聯書店出了一個系列文叢,由吳泰昌老師執筆記述的「親歷大家系列」,這是作者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五位大家交往的回憶錄,錢鍾書、冰心、巴金、朱光潛和葉聖陶,每一個人單獨拎出來就是一面文學和學術的大旗,不禁對作者生出一些艷羨來,這種機會也不見得是隨便什麼人都能有的。吳泰昌先生亦非一般人,他1955年就讀北大,後長期從事文藝報刊編輯工作,因工作關係與諸多學者、作家有著長年的往來交流,既有書信傳遞,又有私情交往,可以說是有著能夠比較真實捕捉到名人大師公眾場合之外,生動細節的天然契機,再加之他本身亦是資深編輯,文字回憶是最親切從容的方式了。

▲錢鍾書信函

全書不厚,總共才十七篇文章,加上編後記、增訂版後記等統共也就十一二萬字,這裡濃縮著作者同錢鍾書、楊絳夫婦長達二十多年的情誼交互,記錄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多位星宿之間真摯而又美好的往事記憶。可以說,這本回憶錄文字是作者與錢鍾書夫婦之間不溫不火,君子之交的見證,它可以是帶有學術的氣息,但又充滿了人間煙火的色彩,它是入世的,是細碎瑣屑的「燴面片」,但卻讀來一點也不覺得支離破碎,反而給人如坐春風的清朗潤澤,我想這不僅僅是作者文字的功勞,更是錢鍾書人格魅力的不朽傳遞。

我們近觀偉人往往是帶有主觀先驗的干擾,一切高大全的符號會不自覺地安到他們頭上,使自己在作出客觀判斷時顯得偏離實際較遠,因而傳遞出來的個人訊息有很多不真實、不靠譜,在還原歷史、還原歷史人物的時候是非常有害的了。好在這本書的作者有著自我的警醒,更有錢老時常提醒他的警示,讓他在下筆時保持清晰而審慎的自覺,這是我讀這本書最直觀的感受。武功唯快不破,史料為真不妄。

▲錢鍾書書法條幅

有一個往事回憶細節,讀來頗生動。吳泰昌有次引薦一位和錢老素未謀面的香港記者去採訪他,因為錢鍾書向來不喜歡跟媒體記者打交道,所以約採訪他簡直是比登天還難,只能搞「突然襲擊」,事先不約時間,突然造訪錢府,錢鍾書開門迎見,就對引薦者冒出兩句「泰昌,你沒有引蛇出洞,又來瓮中捉鱉了……」,這種生活中的詼諧,揶揄式的小幽默在兩人交往的場景中時常出現, 一來讓我們讀者了解錢鍾書其人的性情是如此執拗,二來也看到了大師摯情至真的真實一面,這是在他的學術文字中看不到的場景,通過筆者的回憶文字清晰的反映出來。

說到錢鍾書,就不能不說《談藝錄》,在一般讀者眼中的這本書絕對是現代文藝理論的經典著作,但你可曾知道這本書在1948年6月由開明書店初版後,經過他的增訂修改,1984年9月中華書局出版了《談藝錄》(增訂本),這兩個時期出版同一本書,在錢老看來是兩本完全不同性質的書,初版的是「詩文評論」,增訂本則變成「文藝理論」著作了,體量較初版擴容一倍,達四十多萬字。因為其治學嚴謹對初版作品修改較多,索性改頭換面重新來了一遍,這種專業的學術性文字也不是說增補就能輕易增補的,由此可見其精進且一絲不苟的學術素養,為後人行為世范。

▲錢鍾書、楊絳、錢媛一家三口

錢鍾書夫婦深居簡出,潛心治學,楊絳先生某種意義上更是成為了錢老的「經紀人」,尤其是在晚年老病相催的年歲里,他們相依相扶,相濡以沫的夫妻情誼傳為世紀佳話。廣為人知的小說《圍城》到家喻戶曉的電視劇《圍城》,中間的「紅娘」亦是楊絳。拍攝該電視片的導演黃蜀芹是名導黃佐臨的女兒,而黃佐臨又在20世紀40年代在上海執導過楊絳先生的話劇《稱心如意》,當年黃蜀芹就是拿著父親的信去找的楊絳,有她牽線使得電視連續劇《圍城》在熒屏上問世。吳泰昌在文中這麼記述錢鍾書對這部電視劇的評價:「1991年5月6日錢鍾書在寓所對我說,《圍城》電視劇比他想像的拍得好。」

這本凝聚著作者和錢老交往點滴,既是研究錢鍾書治學的珍貴補遺,更是能從一個側面窺探一代大師的精神風貌和平實為人,就文章本身來看應是史料價值大於學術價值,相信對錢鍾書本人感興趣的讀者看到此書會有一些小確幸。

楊憲益:回憶錢鍾書兄(節選)

20世紀已經過去了,回想這一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不同的遭遇,很多感觸。鍾書兄比我大兩歲,他的學識文章則比我高明得多,應該算是我的老師。他去世前,雖同在北京,但我從未到醫院看望過他;去世後也沒有寫過什麼悼念文字。最近有朋友知道我在國外讀書時就認識他,解放後也曾見過好幾次,因此要我寫篇文章紀念他。現在隨便想到哪裡就寫幾句。

▲錢鍾書和楊絳在寓所的書房

我最早認識鍾書兄是在1936或1937年。我是1934年去英國讀書的。當時因為喜愛希臘羅馬文學,就決定去牛津大學。當時在牛津大學讀學士學位,可以先讀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學一年半,再學一門選科,如哲學、歷史、東西方語言文學等,一共是四年,得榮譽學士學位;畢業後,考上一二三四等,還要在每年的英國泰晤士報上公布。此外就是普通班,不必考和讀希臘拉丁文,學期是三年,畢業成績也不登報。我當時選的是四年課程。1934年秋,我到了英國倫敦,先找一位老師,教我古希臘文和拉丁文。這樣補習了五個月。次年春天,就去考過入學考試。考上了,因當時學院里沒有亞非學生名額,又在倫敦等了一年多才進了大學。所以我到牛津是在1936年。鍾書兄在國內已經讀完大學,他作為庚款留學生,入學不需要考試。只要寫一篇論文,便可得到文學士(B.Litt.)學位,一般通過研究論文是兩年左右,也有用了三四年的。鍾書兄因為底子好,大概只用了一年左右,就通過論文畢業了。所以他在英國牛津時間不太長,大概只有兩年左右。離英後,他又去法國巴黎,得了什麼學位,我就不清楚了。他回國大概是在1938或1939年左右,比我早一些。

當時在牛津大學的中國人並不多,最初只有十來個人。其中也有不讀學位,只住在那裡,利用當地較好的圖書設備和較廉的房租的,如歷史學家向達(向覺明)教授,我在英國的最好朋友,他就是到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收集抄寫敦煌資料的。他有時去倫敦,有時住在牛津。他同錢鍾書兄也是一見如故,作了很好的朋友。鍾書兄到牛津是同他夫人楊絳同來的,季康嫂(楊絳)我當時也認識,初次見面大概是在他們兩位家裡。鍾書當時同牛津的中國朋友很少來往。大家都覺得他比較孤僻,見面也沒有多少話說。記得向覺明兄曾對我說過鍾書兄對他們都不感興趣,他說過除了向覺明兄外,只有"小楊"還可以談談。"小楊"就是指的我。當時中國人里有三個姓楊的。我年齡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楊"。我聽了這話,當然也很高興。

▲錢鍾書在國外留影

記得只有一次,向覺明兄拉鍾書兄同一些中國同學見了面。在座談中,鍾書兄好像沒有什麼話,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談一位法國女作家的書札集如何機智有趣,這位女作家是17世紀的瑟維葉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時代同一位侯爵結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與人決鬥死了。她在守寡期間曾給親戚朋友寫了不少信,現在留下來的還有一千七百來封。信的內容大都是寫當時法國宮廷中的瑣事,從其中可以看到不少當時法國上層社會的風俗人情。我沒有讀過這部書,但記得當時鐘書兄只顧得同我大談瑟維葉夫人,而置大家不顧,回想當時情況很可笑,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時我常去巴黎遊玩。巴黎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歌舞劇院,叫作"紅磨坊"(Monlin Ruge)。在那時常聽到台上唱的一個流行歌曲,頭一句唱詞就是Tous va tréi bien,madaml la manquise(一切都會很好,侯爵夫人)。我每次聽到這個唱詞,就想起鍾書兄在牛津那次高談闊論,大談瑟維葉侯爵夫人的情景。其實鍾書兄是個書獃子,整天沉醉於書堆里,置一切於不顧。當時並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書來唬人,實際是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誤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

▲共讀中的錢鍾書夫婦

…… ……

解放後,聽說由於朋友的推薦,他被調來北京主持翻譯英文毛選的工作。我當時還在南京,正熱心處理民主黨派和政協事務。大概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統戰部通知我,說中央也想調我去北京,參加翻譯毛選的工作。我當時婉言拒絕了,說我只懂得翻譯文學作品,翻譯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實際上是因為當時我同南京統戰部同事的關係很不錯。

1989年我曾寫過兩句打油詩,是"有煙有酒吾願足,無官無黨一身輕",他不知道在哪裡看到了或聽人說起,忽然高起興來,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很欣賞我的句子,但覺得"吾願足"和"一身輕"對的不夠工穩,建議改為"萬事足"和"一身輕",問我如何。我看了信笑一笑,就放在一邊,也忘記了回他的信。在他沒有生病住院之前,記得也還見面過一兩次,時間都很短,而且有許多別的人在一起,沒有多談話,只記得當時他就感覺每年怕過冬天,有點氣喘病什麼的,每到天冷就要犯病。當時對這話沒有多在意,不料他終於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他雖然最後一二十年間被大家吹捧得紅得發紫,而且引起許多年輕人羨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許多不公平的評論,好像他學問太大,是個怪物。最近他去世後,還有人編造各種離奇故事,不說他被人欺負,反而倒咬一口,說他行兇打人等等。一個好讀書作學問的知識分子,一生正直淡泊,與世無爭,像他給自己起的別號"默存"那樣,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從來不說假話,也很關心別人,死後還要給人作為話柄,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楊憲益:祖籍淮安盱眙,中國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與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譯全本《紅樓夢》、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國歷史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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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余之豐

圖文編輯/楠柯Sharon

技術支持/米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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