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電影是死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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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02
DeepFocus
死靈魂
Les ?mes mortes
導演: 王兵
類型: 紀錄片
製片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 / 法國 / 瑞士
文 |雷丹宇
編│往事如煙
本文部分內容，來自於2018年5月6日雷丹宇、Peter Cat在巴黎對王兵專訪。
自2007年最後一次參加戛納影展以來，中國紀錄片導演王兵就不停地帶著自己的作品在歐洲各大國際電影節參賽和展映。十年後，王兵以剛剪接完畢的八小時十五分鐘紀錄片《死靈魂》，入選2018年第七十一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的特別展映單元。這部「巨作」由2005年開始拍攝，到2017年期間多次補拍，醞釀了十多年的計劃，王兵在2017年底開始剪輯，今年初將已剪了四個小時的片子遞交到柏林電影節，當時雙方都認為距離成片還有一段很長的道路，參加二月的電影節並非理智，結果雙方同意放棄這念頭。同時戛納表示感興趣，結果王兵快馬加鞭，在20多天內將後半部分的四個小時剪輯完成，因此一部關於中國50年代末大批知識分子在反yòu-勞gǎi農場的故事就有機會完整地展示在觀眾面前。
紀錄片分成兩大部份，分別為「明水1和2」。電影從57幹校jiá biān gōu生存下來的周惠南和其弟周子南在2005年的採訪開始，採訪不久後周子南去世，其子攜家人舉辦葬禮的現場，這是故事的鋪墊，將觀眾帶進當年的空間，然後就是其他倖存者在攝影機面前的個人見證。在第二部分，導演選擇了來自甘肅省天水市的倖存者為主，在固定的時間和空間，這群六十年代生存下來的人，在王兵的攝影機前非常正經講述他們的經歷。很快，導演就通過字幕告訴觀眾，其中不少倖存者在2005和2017年間相繼離開人世；他們當時留下的影像已不再復存，他們在影像中追溯的事件，無論是在時間和空間裡，都屬於死者的記憶，卻刻印在導演的攝影機裡。在這些倖存者的敘述中，追憶四十年前發生的事件，他們的記憶是被扭曲和被強制性的選擇。
在八個多小時片子在共有22位倖存者，在他們平常的生活環境下，在一種相對被動的狀態之下，慢慢地，甚至困難地將他們當年的見聞，用他們的語言講述出來。不難想像，這些深藏在記憶深處的細節，經過時間的過濾和篩選，這些「影像-記憶」又重新浮現出來，逐漸形成可描述的形狀，可以用文字和聲音，甚至肢體語言表達出來，這種強迫性的記憶恢復，在心理學叫做anamnesis（源自希臘語）。
在鏡頭下，我們看到，這些倖存者非常吃力地追憶，顯然這些記憶已被深藏，如不在追問的情況下，這些當年死去的人就如一堆隨時冒昇的幽靈，最好不要去騷擾，免得一發不可收拾。事實他們一直的做法是對的，儘管40年後，讓他們平心靜氣的講述，也會使他們不禁流淚。在此，我們會問，他們的記憶處在一個什麽的狀態？他們的記憶是否屬於逝去的戰友？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ur)（1913—2005）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名為《記憶·歷史·遺忘》書中，有詳細地分析了記憶的三種存在模式，其中一種利科稱之為「被壓制的記憶」（Mémoire Empêchée）。
在導演漸進的提問下，倖存者的記憶開始形成可述性。王兵選擇了素材中的22人，他認為就在同一段時期共度生死的經歷中，他們記憶中留下的影像是具有獨特性的，每個人講述的內容都不盡相同，甚至有明顯的差異，這和他們的生存環境和個人遭遇有關。這些人物不是棋子，他們有血有肉；在影片中每個人出現均等的時間上來看，他們都是片子的主要人物。導演希望可以通過他們的每個動作和表達方式，使觀眾洞察出這些倖存者當下的生存狀態。當他們將自己最隱私的記憶表露無遺，他們開始為中國近代歷史的著寫增添了活生生的細節。他們走進了歷史的長廊，這就是王兵認為這僅有的倖存者留給後人的寶貴之處。
個人記憶和集體歷史
記憶留在腦海裡屬於個人，對外口述和見證將個人的記憶歸屬與某一人群的集體記憶中，於是便成了公眾的。利科認為，公開見證更是將個人記憶和歷史的轉換基礎。王兵認為：由於是集體創作，電影本身就已經是將個人記憶轉換為集體記憶的媒介。在該片的第二部分，片中的人物都來自水天市，當中曾有相識和共職的，導演將他們放在一個特意安排的時空下，個人的口述因此成為他們整體的命運和故事，有連續性和相關的；導演藉此將當時社會的某個地方發生的事件以輻射狀向外展開，以說明這悲劇是這個國家的整體事件；儘管每個地區有自己的特點，由點到面的整體故事紀錄了當時的一段歷史。
所有的記憶既有獨特性也有交錯性。利科在他的著作中提問：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之間的中介是什麽？他的答案就是：那些參與者的親屬或家人。家屬和親人在歷史事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片中，無論是開始周子南的兒子在父親葬禮中每一舉動，還是在片尾死者楊暘谷的遺孀詳盡的表白，導演借前者表達對逝者的尊敬，借後者的困惑提出本片最核心的問題：到底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創作和歷史的時間性
從童年的生活就不斷聽說生活周圍的gé mìng運動，耳聞目睹了不少pī dòu大會。成長後這些事件留下的印象就逐漸成為疑問。王兵說：「《鐵西區》的創作把我掏空了，沒有其他慾望，到了2004年接手故事片jiá biān gōu時，我就有能量了。這事件讓我學會如何看人，看社會，相對來說製作《鐵西區》那時比較單純。」 當時萌生的意念源自年幼的疑問，於是王兵在過去的十年中不斷收集素材，不停地拍攝。
王兵說：「這麼多年，很長的時間，因為我需要時間去思考。其實到了05-08就可以做一個片子，但個人不想做。我需要時間的過濾，思考如何結構，如何看待整個事件。到了2014年，我就清楚了，我知道應該如何看待歷史和時間，所以去年底剪輯起來就很快上手，沒有猶豫。因為素材很多，如果沒有時間的考慮，就無法選擇素材，我現在就非常清楚了。需要有洞察力才能夠了解jiá biān gōu那段歷史，需要對生活有定力，這片子不只是電影的問題，這事件讓我明白，人類命運是整體性的。 」
「任何一個打開歷史的檔案(archive)的人都是有備而來：要不就是希望找到部分答案，要不就有帶著去理解的假設，甚至會通過自述式，修辭式或想像式的文學敘述手法來解釋檔案事件發生的過程 」 哲學家利科在書中寫道。王兵使用了簡潔和漸近的電影語言為這段歷史提供他個人的解讀 。片中的人物在時空交錯，觀眾和人物時而相遇，時而分離，只有那些在倖存者口述中的過世者及其遭遇能夠將在座的觀眾和片中人物連串起來。觀眾穿越時空，走進十多年前的2006年，然後又通過片中的人物為載體，進入六十年前的事件。「部分倖存者在採訪後雖然死了，電影保留了他們的記憶，電影的功能就是這種記憶的載體，我們考慮電影語言，形成死亡之間的對話結構。現在的死亡和過去死亡的對話」。這樣看來，導演這十年來以親身的個人成長閱歷為創作建立基礎，有這必要；用八個小時來為倖存者們提供見證歷史的時間，一點也不奢侈。
導演在片子開始使用了一段長鏡頭，呈現兒子和家屬在2006年為倖存者周子南的棺木埋葬時遇到的困難。根據當地黃土高原的土壤特點和習俗，需要為棺木挖一個很深的地窯，且設有一個僅僅讓棺木塞進去的小洞口。觀眾需要有耐心看到尾聲，當攝影機帶著我們，同樣一個主觀長鏡頭，鏡頭下展示隨處可見的暴露在酒泉戈壁的殘骸，才恍然明白導演的用意。
遺忘和記憶一樣都存有流弊，當記憶的表象消失，遺忘就取代了記憶。如果利科為他的著作命題中，將遺忘放在記憶和歷史的後面，因為它蘊藏著一種威脅，不能遺忘歷史更是人類的挑戰。紀錄下來的影象聲音和文字就是為了抵抗遺忘和痕迹消失的前線戰士。當年在jiá biān gōu倖存的人僅數百人，作為命運認同的導演王兵一直懷有一種焦慮，當年的記憶尚未來得及走近細看，它就消失了。事實如此。
-FIN-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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