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文化與西方社會的碰撞
近二十年來中國藝術家開始走向了西方世界，他們不是出來看看，而是在另一種社會文化中生存下來，他們各自帶著不同的理想，用自己的方式在社會上尋找立足點，開始嘗試、探索，企圖在中西文化的夾縫中找出一條可行之路。在西方國家大都會區里，常常可以看到活躍在各種地點的中國藝術家。
一天，飛機上下來兩個年輕人，說年輕男的也有三十好幾，女的大概也是三十齣頭。他們神神地呼吸了一下自由世界帶有太平洋海風的清新空氣，伸了伸剛從窄小機艙出來有點麻木的四肢，邁開輕快的步伐，眼中充滿了自信。他們是一對情侶，都是中國著名美院畢業的高材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他們決定到美國來闖一闖世界，實現他們在藝術上的理想。因此他們毅然拋棄在大陸的一切優越條件，變賣了所有家產，告別了年邁的雙親，來到了北美洲西岸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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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朋友之託，開著我那輛二手車，載著他們駛向市區。寒暄中知道了男的姓胡，女的姓生。胡先生學的是造型藝術，生小姐的專業是裝潢。二人是同學，並未結婚，是一對現代派的情侶。男的不修邊幅邋遢瀟洒，女的穿著別緻，並帶著一些民族特色的裝飾物。我們倒是得緣，只一會功夫就像多年相識的老友一樣隨便的聊上了。因為朋友事先的介紹，他們知道我在大陸是中國畫院的知名畫家，所以對我的稱呼是朱大師。他們問了美國的大致情況，並問我買了房子沒有，我看著這對剛下飛機的嫩鳥，不好意思打擊他們的情緒，只是支吾著回他一句「過兩年再說吧」。其實他們只要看看我開的二手車，就應當明了我的處境。而那朋友還不如我，就因他怕車到機場拋錨才請我幫忙接人的。他那車的芳齡可能也有二十幾歲了，開起來光是車屁股的煙就讓人吃不消，只好借口在家準備宴席而由我來接。
朋友姓汪，也是大陸來的，上海人。年齡比我還大，住的地方很偏，在10號高速公路邊，是幾個人合租的一套房子，相互間處的較好，比較自由。晚飯早已準備了一桌的菜和一瓶酒，為胡、生二人接風。汪先生是學電器修理的，現在一台灣人辦的公司專門修理舊電視冰箱之類的家電產品。人瘦小隨和，是胡先生的一個遠親。這次不過是盡點親戚的情分，盡量幫助安頓下來而已。當晚我們幾個人談談笑笑飽吃了一頓，九點以後我就告辭回家。而胡、生二人當晚暫宿汪先生處，後來我也因忙於混飯吃，並無暇去關心他們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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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過了兩個月，我正好休息一天，電話中問起胡、生二人的情況，汪先生說：「他們二人早就搬出去住了。聽說在一個朋友的舊倉庫里搞創作，明天有空一起去看看。」第二天吃過午飯，我們一起開車去拜訪二位藝術家。我們順著他給的地址越走越偏，在一片荒涼的小山崗上移動式破倉庫里，終於找到了二位天才藝術家。顯然看到我們非常高興，連忙找了兩個破木凳，擦了擦請我們坐下。生小姐燒起開水，用一隻生滿老垢的破茶壺跑了一壺花茶，總算熱鬧地一起相聚了。聽他們說兩個月來他們在這自由的世界，正好發揮理想搞創作，什麼西方大師也是這樣起家的。破倉庫正是理想的創作工廠，一邊說著一邊站起來，並氣派的含上不知道哪裡搞來的大煙斗，帶我去看他的抽象雕塑，也是來到美國的處女作。
在倉庫的另一邊，靠近荒蕪院牆的地方，放著一堆破舊的汽車引擎和零件，有意識的焊接成一件懸空的怪獸，似乎更像賣舊廢汽車零件的古董店。胡先生一面使勁的抽著煙斗，一面圍著這堆破舊的零件轉了一圈，沉思地凝望著他的處女作，半介紹半自言自語道：「這是我的抽象作品，名字還未起好，暫時叫時空的虛無。你看，一切破舊的東西，它們原來都是新的，一切新的東西也終究會變成舊的，所以新舊原無分別，只有現在將它們組合起來形成一個概念的象徵，將是永恆的歸宿。」好深的寓意和理論，汪先生木頭木腦地似乎正在努力去尋找著藝術品的奧妙。而我只好點點頭，說了句違心的話：「你終於找到藝術的靈感了。」但又畫蛇添足地補了一句：「我對概念式的藝術一竅不通。」胡先生似乎並不在意我們的反應和言行，仍然在吸著煙斗，吐出的煙圈繞著他英俊沉思的面龐。似乎他正神遊在時空的虛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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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來的汽車上，我和汪先生都默默不語，似乎都在想這一對理想主義的情侶何時才能適應著美好而又殘酷的社會呢?
時光飛逝地過去大半年了，我的綠卡拿到了，正準備回中國大陸區看看年邁的老母和妻兒，想起汪先生是上海人，因他的身份已黑掉了，不能自由進出美國，就打了電話問問他有什麼東西或者話要轉告大陸的親友。談了正事後，順便關心下胡、生兩位小朋友的近況。汪先生電話中告訴我說：「你問那倆活寶啊。他們去紐約已經有兩個月了。」接著他就詳細告訴了我他們的故事。
胡、生是出生在兩個不同家庭的年輕人。胡先生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很有才華，在學校里號稱才子。生小姐出生在高幹家庭，父親大概是個將軍。二人結伴來美國，起初家裡並不同意，但經不起二人的軟磨硬泡，也就放行了。到了洛杉磯後，胡先生到了自由世界，很快的投入到自我的理想中去，半年來雄心勃勃的創作的宇宙系列雕塑還未完成。但生小姐受不了天天在荒涼隔世的倉庫中冥想時空與宇宙的虛無。而洛杉磯又如鄉下寂寞而又清冷，再加上帶來的錢也花光了，就寫信叫家裡又匯來了幾千元生活費，並決計改變這種生活。於是打電話找到紐約的同學，在紐約找到了一份設計花布的工作。並同時約胡先生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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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正沉浸在宇宙系列的創作中，遲遲不肯表態。生小姐火了，說了重話，「兩條路你隨便走，一條留下來搞定你的宇宙系列，我去紐約，咱們分手，各奔前程；一條和我一道去紐約共同開創新生活。你走哪一條?」 胡先生考慮了兩天，最後宇宙系列不敵愛情，戀戀不捨地犧牲了自己的理想，二人一同飛到了紐約。
「他們現在混得不錯，」汪先生說。「小生在一家公司搞花布設計，小胡加入到紐約街頭畫人像的大軍中去了。」每天活躍於公園及街頭，倒也融入了西方世界，他們電話中還向你問好呢。我聽了感到十分欣慰，他們終於從理想中走入了真實的世界。這場國粹文化與西方社會的碰撞到底是哪一方勝利了呢?
1993年·洛杉磯
朱稱俊，又名老朱，1946年2月11日生於江蘇省鎮江市。1962年起師從林散之先生、夏力聲先生、以及和江蘇省國畫院丁士青先生學習書法及國畫。出國前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江蘇分會會員、鎮江中國畫院教授、鎮江市美協秘書長。現任中國華僑文學藝術家協會理事、中美藝術家聯合會名譽會長、美國書畫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美國加州大學特聘研究員、芬蘭拉芙蒂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客座教授、上海炎黃畫院副院長、美國中美藝術家聯合會北京創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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