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蕭鳯霞評論：對專號的一些意見

原標題：【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蕭鳯霞評論：對專號的一些意見

對專號的一些意見

蕭鳯霞 （余國良譯）

編者按：本文為《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專題系列評論，原載《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十五卷第二期，2017年，第221-224頁，經作者授權刊發。

多年來，歷史學家就中華帝國晚期的治理問題，有不少討論和研究成果。《歷史人類學學刊》本期這組以「重探『帝國』與『地方社會』」為題，企圖進一步推進「華南研究」與「新清史」對話的論文，表現出新一代學者積極探討被主流史學視為出格的論題和方法，視角讓人耳目一新。從這組文章看來，這群新一代的學人已具備對研究對象進行細觀密察所需的語言和田野經驗了。

幾位年輕學者嘗試把「華南」 和「新清史」學者的貢獻加以整合和應用，充分認識到門戶之見無益於互相激發的思考。對他們來說，「華南」的視野並不是重田野輕文本，也不是只關注民間情感而無視宏觀的制度性結構。同樣地，他們也認識到，「新清史」強調滿文文獻和正式治理的重要性的同時，也不拒斥理解複雜的社會情狀。如果我們把目光轉移至中華帝國晚期的歷史以外的其他領域，他們這種思路其實也挑戰了目下學界有關漢族與非漢族、帝國與區域、中心與邊疆(緣)、口述傳統與書寫傳統、甚或是劃定朝代更替分期等等的各種二元對立思維。

然而，我還是想對這群年輕學者賦予更進一步的期待，希望他們不囿於其所研究的對象和方法，而能將之提升至更高層次的理論探索。他們大抵也明白，不論是閱讀檔案文獻還是與在田野現場與活生生的人打交道，都涉及批判式的閱讀與詮釋。我們在字裡行間，在人們的表述中，都應能讀出和聽到人們作為能動者的種種道德想像與權力操弄。我們都知道，這些「文本」是由不同意義和意向形塑出來的社會産物。問題在於，當種種充滿偶發性的過程僵化成某種結構，發揮著制度性的力量影響日常生活，隨後這些結構逐漸被認定是理所當然的、統一的文化傳統從而形成某種歷史論述時，研究者還是否能夠從這樣的結構化過程和論述中辨識出歷史的轉捩點。

這是我多年來思考的問題。這些理論性的思考是我長年與同行切磋砥礪而越趨成熟的。1994年,我和幾個歷史學者組織了一次學術會議，成果後來滙編成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邊緣上的帝國：早期近代中國的文化、族群與邊疆，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Donald S.Sutton合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年出版)，與會者尤其強調鑲嵌在中心與邊緣、帝國與邊疆、漢族與非漢族等不同範疇中充滿權力的語言。我們認為，政治中心與其轄地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歸屬、相互構建的。我們這種想法與既有的論述認為帝國的擴張是單向的「文明向化」過程大相逕庭。我們給自己提出的問題是：明清之際，管治精英的民族定位及其文化威權披及的範圍還未清楚確立，位處「邊緣」的疆域是怎樣被定義和構建的? 到底誰是文化上的「他者」?

2014年，我在Cross Currents(No. 13, December 2014) 發表了一篇題為「Key Issues i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 View from 『South China』,」（《歷史人類學的幾個關鍵議題：「華南」的視角》），對有關問題又作了一次反思。科大衛、劉志偉和我一直覺得，「華南」團隊的研究旨趣常被誤解。這篇文章指出，我們之所以那麽重視在地的經驗，背後其實有著更深刻的理論關懷。回溯我們的思想淵源，一方面與布洛克(Marc Bloch)具有人類學色彩的著作相契，展示了「田野中的歷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們也受法國文化史學者如杜比(George Duby)、勒高夫(Jacque Le Goff)、戴維斯(Natalie Davis) 啓發。他們的研究表明了充滿意義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跟營造歷史氛圍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與道德情境勾連一起的。

我們關注歷史學中的言說策略，一如我們關注民間流行的禮儀、鄉社的節慶，以及商人的慈善事業。通過展現文化意涵如何透過象徵與工具化的方式呈現，我們尤其想強調的是，在帝國建立和國家形成的重要歷史轉折點上，地方的主動性如何與國家權力相互呼應。二者由是形成了—個權力與威權的文化紐結關係。中央與地方之間，與其說是壁壘分明，勿寧說是相互鞏固、相互協作。

如果能動者在形成偶然的結構化過程中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可以挑戰既有的歷史和社會-政治變遷的線性思維，那麼我們就有必要重新閱讀經典社會理論家馬克思(Karl Marx)、塗爾幹(Emil Durkheim)、韋伯(Max Weber)，以及他們的現代、後現代傳人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阿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斯科特(James Scott)等人的學說。韋伯一派的視角，尤其重視具有目的性和意義的行動，以及在特定歷史節點由這些行動所產生的意想不到的結構性後果，這大大拓深了我們對能動者及其弔詭性的理解，讓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更加貼近。

2014年11月，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為張廣達教授召開「邊疆與族群」的公開論壇。中國社會科學院定宜莊、北京大學榮新江、台灣中央研究院王明珂、香港大學梁其姿，還有張教授本人，都不約而同地呼應了我上述的觀點。讓人興奮的是，該論壇論及的主題和時段竟從唐朝橫跨到當代香港。當時，我以這樣的評論作結：

王朝帝國並非只是鐵板一塊的政治機器，而更多是富有彈性的文化構造。那些「地處邊緣」的人與事，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參與那個真實或想像的中心。只有當政治系統變得固化，並將之強加於「邊緣」，以致後者失去轉圜的餘地，他們便才會起來與中央對抗。歷代以來，帝國的成與毀，往往繫於這股暗流。

我們也嘗試踏出中國，組織了跨學科團隊，重新思索「何謂亞洲」，在2015年出版了《翻展亞洲：變動的時間》( Asia inside Out:Changing Times) 和《翻展亞洲：相連的地方》(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 兩書（Eric Tagliacozzo, Helen Siu, Peter Perdue合編，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強調能動者和千變萬化的偶然性因素，如何足以瓦解地理區隔(諸如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劃分) 。我們從過往以陸地為主、國家為中心的思考方式，轉移至關注海洋、沿岸區域、綠洲城鎮，以及商旅路線。我們強調在廣袤海陸區隔之間的流動性與聯繫性，並且指出，時空中的萬事萬物莫不與其處身的物質環境有機地聯繫一起。它們之所以被看成「錯置」，乃緣於靜態、固化的概念範疇，對這些研究的種種蔽障，我們必須時加警惕。

隨著自己行走華南田野四十年的集子出版，我上述的批判性反思可說是到了一個總結的階段。程美寶教授那篇心思細密的書評（刊於《二十一世紀》2016年12月號），突出了人類學與歷史學協作的重要，並闡明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相輔相成。她說：

當人類學家遇上歷史學，她會變成怎樣的人類學家？那要看產生何種的感情……是愛上是事實也是神話的「歷史」，還是被政治家認定為信史的「歷史」。若真的愛上了史學，則人類學家走近歷史學，與歷史的對話，當如電影《貝隆夫人》(Evita,1996)中貝隆夫人與那位一直在冷眼旁觀的男士共舞一樣……而從她把手遞給他蹬腳起舞的一刻開始，便很清楚他一直在觀照著她，也觀照著別人。她因此沒有被披著「歷史事實」的外衣的歷史神話領得暈頭轉向，而盡可能看清締造神話的過程，踏著她自己的舞步，與這位歷史先生共舞，共同掰開層層的過去，重構一個可理解的當下。

這組文章的年輕學者正向前邁步，而我確信，他們定必能踏出自己的舞步，走得比我們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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