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我是一個死心眼笨人

最新 05-10

「在《沈從文的前半生》中，我們可以看見這樣一個窮愁不已、滿腹牢騷、自傷自憐的青年沈從文。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為陌生的沈從文。」——鄧安慶

「笨人」沈從文

文：鄧安慶

首發於《書城》雜誌

讀《沈從文的前半生》，我第一次知道沈從文與胡適有很深的交集。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時，聘請了沈從文來學校教書。而民國文人的臉，我喜歡的兩個人，恰恰一張是胡適的，另一張是沈從文的。

胡適的臉，從小到老，都是好看得很，書生的清俊儒雅，說他再合適不過；而沈從文的臉，有個蛻變的過程：

我記得他年少時的一張照片，短髮豎起，顴骨下收，眼神尤其叫人難忘，冷峻突兀，似乎有很重的心思，至少讓看的人覺得他是不開心的；

再看他結婚後的那些照片，那種來自湘西鄉村少年的野性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戴著圓框眼鏡對著鏡頭恬靜地微笑，儼然是個清秀的書生了；

再到老，白髮稀疏，臉型圓圓，笑容帶著歷經滄桑後的慈祥安靜。從少年的冷峻到成年的溫潤再到晚年的慈祥，臉型的變化上能看出世事留下的痕迹（註：對比照片見文末）。

這是一個逐漸蛻變的過程。從《沈從文的前半生》到《沈從文的後半生》，我們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到這個蛻變的軌跡。

1932年，沈從文出版了《從文自傳》。在該書中看他寫自己在鳳凰的那些年少時光，記憶斑駁陸離。他寫自己去上學：

」到了溪邊，有時候溪中漲了小小的水，就把褲管高卷，書籃頂在頭上，一隻手扶著，一隻手照料褲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直到水深齊膝處為止。」

寫他喜歡下雨天：

「我最歡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腳下穿的是布鞋，即或天氣正當十冬臘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濕卻鞋襪為辭，有理由即刻脫下鞋襪赤腳在街上走路。」

寫他喜歡蟋蟀：

「若在四月落了點小雨，山地里、田膛上各處都是蟋蟀聲音，真使人心花怒放。在這些時節，我便覺得學校真沒有意思，簡直坐不住，總得想方設法逃學上山去捉蟋蟀……」

這都是日後回憶起來最天真爛漫的時刻，無憂憂慮，全然不用考慮生活、時代、家庭、戰爭。

但自傳奇特的地方是，極美麗的與極野蠻的混雜在一起，沈從文寫到上學路上：

「從殺人處走過，昨天殺的人還沒有收屍，一定已被野狗把屍首咬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過去看看那個糜碎了的屍體，或拾起一塊小小石頭，在那個污穢的頭顱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會動不動。若還有野狗在那裡爭奪，就預先拾了許多石頭放在書籃里，隨手一一向野狗拋擲，不再過去，只遠遠的看看，就走開了。」

沈從文寫起來極其平和，這樣的場景在他的童年司空見慣，無人訝異，只當是與己無關的有趣場景罷了。然而我們讀到這段時，遙想野狗撕裂屍體這樣的場景，脊梁骨發涼。他還看殺牛：

「在南門河灘方面我還可以看一陣殺牛，機會好時恰好正看到那老實可憐畜牲放倒的情形，因為每天可以看一點點，殺牛的手續同牛內髒的位置，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

在沈從文日後的作品中，我們時常能感受到「驚人的美麗」與「駭人的蠻荒」融洽地統一在一起。這是他從自身的生活場景中提煉出的美學，人世既有歡樂幸福之時，也有無奈悲哀之時，但人物的場景都在未曾破壞的大美天地之間。喜歡落雨、蟋蟀、赤腳，這些赤子之心未曾有變；然而有變化的時候，那些小時候司空見慣的死人場景，他不再會像孩童之時那樣旁觀看熱鬧，而是慢慢能理解那一個個死去的人。

有理解，便有深切的痛苦。這些痛苦為此直接地在文字中顯現出來，它滲透到他的小說之中。我們讀著讀著，像是有冰涼的霧氣一般，慢慢皮膚上感覺到凄冷。小說對於小說家來說，有時候會起到保護的作用。有些經歷，直接面對它，與它「肉搏」，會受到傷害。

但幸好有文字，像是一層保護層，既可以從動蕩不安的生活中吸納養分轉換成小說，又可以從容地沉浸其中而不受損傷。我想沈從文的臉從冷峻到溫潤，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他找到適合他表達的媒介，那種淤積在內心中的美醜善惡混雜之事，都可以透過文字釋放出來。

沈從文在自傳的後面寫到自己想去北京讀書，他從軍需處取了二十七塊錢：

「把自己那點簡單行李，同一個瘦小的身體，擱到那排車上去，很可笑的讓這運貨排車把我拖進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寫下——

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便開始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每每讀到此，心裡都是一陣感慨。這「學不盡的人生」漫長而糾結，而沈從文那張冷峻的少年臉龐歷經蛻變，從此隱沒在他生命和文字之後。

可以說去北京，是沈從文從少年跨入青年的關鍵一步。沈從文當過大兵，跟隨陳渠珍走過不同地方。照理說，一個人在軍隊里會變得剛強勇猛，但沈從文卻沒有。因為識字且書法好，做的多是文職。他眼見了混亂的時局和各色的人生，社會是他的老師，讓他吸取了各種書本之中學不來的「雜學」。

他終究沒成為大兵，卻成了文人，年輕時代發表出版的數量蔚為可觀，收入卻總不足，可以說是窘迫潦倒。

在《沈從文的前半生》中，我們可以看見這樣一個窮愁不已、滿腹牢騷、自傷自憐的青年沈從文。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為陌生的沈從文。

我們所熟悉的是那個寫出《湘行散記》《蕭蕭》《丈夫》《邊城》的沈從文，對於自然親近與熱愛，心境上沖淡而深情。但現實生活中，他年輕時代在北京求學失敗，以寫稿為生，經常窮得沒飯吃，只能去別人那裡蹭飯吃。心情上壓抑，生活中憋屈，總是感覺別人瞧不上他，別人對他的好他也不能坦然接受，總是多疑多慮。後去上海，母親不能去醫院看病，妹妹學費也拖欠，「我生了一整天的氣。在生自己無用的氣中，日子是一天又過去了。」才二十幾歲的他，就已經感嘆自己老了。

但與此同時，我也不得不感嘆青年沈從文的幸運。沈從文能夠進入文壇，得到徐志摩、林宰平、楊振聲等人的關心和幫助，尤其是徐志摩，不僅鼓勵和支持沈從文寫作，也為他的工作操心。兩者的友誼十分動人，書中提到有一次徐志摩到達園來看沈從文，之後去西山，探訪在那裡養病的林徽因，路上落雨，雨後彩虹顯現。似乎是特別受到虹的觸動，沈從文提筆給冒雨上山的詩人寫信：

「今天真美，因為那麼好天氣，是我平生少見的，雨後的虹同雨後的雷還不出奇，最值得玩味的，還是一個人坐在洋車上顛顛簸簸，頭上淋著雨，心中想著』詩』。你從前做的詩不行了，因為你今天的生活是一首超越一切的好詩。」

「我算到天上虹還剩一隻腳時，你已爬上山頂了。」他說，「今天倒是頂快樂的日子，因為從沒有能安安靜靜坐到玩四個鐘頭的。」

聯繫到日後徐志摩因為飛機失事罹難，沈從文匆匆忙忙從青島趕到濟南，看到的卻是徐志摩的屍體，再回看如此詩意的描寫，不免唏噓不已。

書中提到沈從文與魯迅的關係也頗有意思。沈從文剛到北京，只是一個正在溫飽線上掙扎的文學青年，魯迅已經是公認的新文學最有成就的作家。魯迅因為種種誤會，對沈從文的印象並不是很好；而沈從文知道魯迅對他的惡感後，深感無辜和屈辱。兩位後來在文壇上公認的大師，從此再無交往，雖然彼此對對方的作品都做出過很高的評價。

但兩人有個共同讓人敬重的地方：對青年後輩的大力支持。魯迅幫助過很多青年，大家熟悉的蕭軍、蕭紅就是其中一對。而沈從文因為自己的青年時代是苦過來的，所以很能體會後一輩年輕人的甘苦。後來他做過多份報紙副刊的負責人，經他手挖掘了很多青年才俊，比如蕭乾、卞之琳、穆旦、鄭敏、汪曾祺等。袁可嘉後來在《論新詩現代化》中回憶道：「可以不誇張地說，沈老通過刊物和個人交往栽培了四十年代開拓文學一批新風的一批作家群。

沈從文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一次演講，回顧自己年輕時在北京用文學打開生路的五年，其中一段看完頗受觸動：

「我從事這工作是遠不如人所想的那麼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學還掌握不住，主要是維持一家三人的生活。為了對付生活，方特別在不斷試探中求進展。許多人都比我機會好、條件好，用一種從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寫點什麼，讀點什麼，到覺得無多意思時，自然就停了筆。當然也有覺得再寫下去也解決不了社會問題，終於為革命而犧牲的，二十年代初期我所熟悉的北大、燕大不少朋友，就是這樣死於革命變動中的。也有些人特別聰明，把寫作當作一個橋樑，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還是一個死心眼笨人，始終相信必需繼續學個三五十年，才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達到一個成熟境地，才可能寫出點比較象樣的作品。」

是的，寫作某種意義上是「笨人」才會持續下去的志業。在一個激烈變動的時代，哪怕如沈從文如此多產的作家，都很難養活自己，還伴隨著有「因言獲罪」的風險。但沈從文一直持續寫了下來，直到後來因為時代的限制而放棄寫作，投入文物研究工作。

沈從文是一個極為敏感的人，不論是在年輕時，還是在成熟之後。對於自然，他能比常人更易於感受到它的美；對於人世，他一樣能比常人更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困厄。他的作品中，我們經常能驚嘆於他能如此細緻地描寫他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可以說，這份敏感既是他的天才之處，同是也是讓飽受精神折磨的根源。從年少時的脆弱自哀到成熟時後的堅韌沉實，這份敏感始終都在。哪怕是心情處在糟糕的狀態，哪怕身處的現實恐怖混亂，他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敏銳地捕捉到符合他心性的亮點，並挑選出來，為之「發生興味」：

「這幾天我到街上去，常常停頓在那些臟極了的小銅匠鋪前面，看黑臉銅匠打水壺，細細的膊子，圓圓的眼珠，望到那些人，總使我憂愁。還有每天可見到的小剃頭匠，擔了小擔子滿街走，敲打小鑼，常常按了一個大而圓的頭顱，用刀沙沙的刮頭。太陽照到這些人的背上，一定非常溫暖，我就愛這些活人，歡喜他們，理解他們。」

沈從文另外一個性格的側面，越到書的後面顯現得越突出：他是一個「執拗」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還是一個死心眼笨人」。他這一生，顛沛流離，各種磨難紛沓而至，而他從事文學創作，到後來的文物研究，始終沉潛其中，便是有這一份「執拗」在。

具體到此書，我們可以在書的結尾看到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自己的執念，那場運動所提倡的精神，在日後幾十年喪失掉了。他獨立於不同強大集團之外堅守己見，緊貼個人的實感經驗，不迷惑於那些喧囂的口號，提出的想法和建議，在時人看來不免迂闊而天真。可他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文章中呼籲，也因此遭到各派人士的抨擊和扣帽子，這讓他痛苦。國家未來的命運走向，單靠他一個無依無靠的書生無力改變，因而這份痛苦更加無奈深沉了。友人們都勸他不要寫，他依舊忍不住，哪怕一篇又一篇批駁他的雄文出現，他都忍不住，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焦慮。如果接續到《沈從文的後半生》，我們知道他在1948年之後一段時間精神分裂。這種既敏感又執拗的性情，處在當時那個大時代馬上要變化的時刻，沈從文抵擋不住內心的崩潰了。

全書看下來，跟《沈從文的後半生》一樣，張新穎通過大量引用沈從文的引文和與之有關的材料，構建出他的生命現場，筆調很收，隱藏在敘事之後，整體顯得既乾淨又精當。看完書，最後我又忍不住翻看書前面沈從文的相片，正如楊苡回憶的，

「穿著長袍，透過他的眼鏡片也能看得出他微笑著的眼睛，一口湖南話，那麼輕，那麼軟軟的，好聽極了！」

他不是完人，世人的諸多「缺點」他何嘗沒有？有些事情和觀念，我也未必贊同他，但這才是真實可感的沈從文。他從這樣複雜混亂的人生動蕩中產生出如此動人的文字，這才是我最深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