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逝世三十周年︱李松睿評張新穎著沈從文傳：執著的身影

《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

張新穎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2月出版

368頁，68.00元

《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

增訂版

張新穎著

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2月出版

424頁，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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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松睿

張新穎的《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和《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這樣的著作，在我們這個時代註定是兩部「奇書」。知識分子自古以來都多少會有點兒自戀的毛病，恃才傲物、矜才使氣之人簡直不可勝數。隨便翻開這個群體的很多著作，那怕是在談論別人的思想、逝去的往事，字裡行間也總是閃爍著作者的身影。他們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的才華，因此在寫作中要不斷地向讀者展示自我，有時候會讓人覺得作者已經忘記了自己真正的主題。而《沈從文的前半生》《沈從文的後半生》卻與這樣的寫作傳統完全相反，張新穎以極為謙卑的姿態書寫沈從文的一生，主要使用沈從文本人的文字串聯起他的人生經歷，並參照以其他人對沈從文的回憶與評論，儘可能地把自己隱藏在眾多史料的背後，進入到「忘我」乃至「無我」的狀態。

如果草草翻閱這兩部書，你可能會覺得作者只是抄錄了一系列沈從文自己的文字，並沒有太多獨到的見解。只有非常細緻地閱讀，讓思想沉浸在書中，我們才能夠覺察到張新穎文字背後的深情和對沈從文的洞見。這就使這兩本書為讀者設置了較高的門檻。畢竟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這類需要讀者拋開嘈雜擾攘的瑣事、靜心品讀才能進入的著作多少顯得有些另類。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來說，由於此前認真讀過兩遍《沈從文全集》，對沈從文研究的相關史料也較為熟悉，剛開始接觸《沈從文的後半生》時，覺得書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曾經讀過，會本能地產生了厭倦心理，也把握不住作者的敘述，就好像迷失在一片雲霧瀰漫的森林，其中的每一棵樹走近了都能辨認清楚，但卻無從尋找前進的方向。不過讀過幾十頁之後，我發現那些原本枯燥的史料經過作者的一番剪裁，竟重新煥發出奪目的光彩，讓人不忍釋卷。張新穎似乎用微弱的燭火，在那座森林中標示出一條曲曲折折的小徑，通過它，我們慢慢地走出迷霧，走進了沈從文的世界。

因此，《沈從文的前半生》和《沈從文的後半生》看上去只是簡單地羅列了一系列材料，但張新穎實際上卻通過獨具匠心的編排給出了一條理解沈從文的線索，這個線索就是沈從文的執著。這種執著首先是對文學的執著。1923年，沈從文並不是唯一一個懷著文學夢來到北平尋找出路的年輕人，在那個群體中，他甚至並沒有表現出過人才能，連標點符號都不會使用，更沒有寫出什麼令人稱奇的作品。就像大多數文學青年那樣，他最初寫下的大部分作品都乏善可陳，自然遭遇了無數次退稿。由於接連不斷地投稿，讓當時《晨報副刊》著名的文學編輯孫伏園感到煩不勝煩，孫伏園甚至把沈從文寄來的稿件連在一起，當著眾多同事的面宣稱這就是一位大作家的作品，隨後將那厚厚的一疊稿子扔進廢紙簍。我們可以想像當這樣的消息傳到沈從文那裡時，這位年輕人會受到多麼巨大的傷害和刺激。

沈從文，攝於湖南保靖軍隊中，

1922年2月照。

對於當時聚集在北平的眾多文學青年來說，文學固然具有著足夠的魅力，但遠非生活的全部內容。很多人渴望的其實是小說家的名氣，並沒有要為文學奉獻心血的願望，幾次投稿失敗就足以讓他們知難而退。更有些年輕人雖然展現出足夠的才華，但缺乏投身文學事業的恆心與毅力，憑著報刊上發表的一兩篇小說、三四首短詩，贏取了心愛的姑娘的芳心，旋即就永遠從文學史上消失了。而沈從文卻以「鄉下人」特有的執著，從不理會投稿失敗帶來的挫敗感，埋頭進行各種寫作試驗，鍛煉自己的文字技藝，尋找最適合自己心性的創作道路。因此，《蕭蕭》《三三》《鳳子》《丈夫》《柏子》《邊城》這類傑作絕非天才的靈光乍現之作，而是沈從文經過反覆摸索之後，才最終找到的創作道路上結出的果實。而作家本人對此也心知肚明，他在1950年總結自己的人生經歷時就頗為自負地說過：「在民十六（1927）到廿六（1937）年，恰恰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短篇小說的收成期。巴金、老舍、茅盾、丁玲、張天翼、穆時英、施蟄存、沙汀、艾蕪、魏金枝、靳以，都各有成就，才成為國內讀者所熟習的名字。……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說是百十小說作者其中之一員，到廿年（1931）以後，我應當說是比較優秀的一員了。」（《總結·傳記部分》，《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嶽文藝出版社，2009年，85-86頁）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向來不缺少天才，也湧現出了很多名作，這讓我們看到太多作家的處女作就是其一生的巔峰之作。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但僅靠處女作名世多少還是會限制作家在文學上所能抵達的高度。只有沈從文這樣起點較低，卻執著地磨練自己的寫作技藝的作家，才真正具有成為大師的潛質。沈從文在寫給妻子張兆和的信中曾頗為自得地說：「吃飯以前我校過《月下小景》，細細的看，方知道我文章寫得那麼細。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寫到的。我真為我自己的能力著了驚。但倘若這認識並非過分的驕傲，我將說這能力並非什麼天才，卻是耐心。我把它寫得比別人認真，因此也就比別人好些的。我輕視天才，卻願意人明白我在寫作方面是個如何用功的人。」（《泊纜子灣》，《沈從文全集》第11卷，139-140頁）他在這裡固然是在妻子面前進行自我表彰，但我們讀來卻絲毫沒有輕佻的味道，反倒讓人肅然起敬。不相信天才，不急於求成，在忍耐中執著地打磨自己的寫作技藝，專註於自己手頭的工作，正是沈從文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門。

《沈從文全集》

繼續沿著張新穎為我們標示出的線索向前走，我們會發現沈從文不僅痴迷於文學，他同時對自己的生命經驗也異常的執著。沈從文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終於意識到，自己「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橫石和九溪》，《沈從文全集》第11卷，181-182頁）。此時，他沒有止步於文學本身，而是努力使自己的工作與某種更為宏闊的事業聯繫在一起。正像我們在《〈邊城〉題記》中看到的，沈從文並不覺得自己的小說是靜穆、純美的藝術精品，而是希望讀者能夠從中「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邊城〉題記》，《沈從文全集》第8卷，59頁）。也就是說，他逐漸意識到，作家不能僅僅專註於磨練自己的寫作技藝，他還必須關心人民、社會、國家、民族的前途，並為自己身處的時代貢獻一份力量。於是我們發現，他的小說產量開始下降，並頻繁捲入各種文壇紛爭，如引發京派與海派的論爭，支持所謂「抗戰無關論」，在抗戰結束後尖銳地抨擊中國政局等。所有這一切都給沈從文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也為他日後飽受猜忌和排擠埋下了伏筆。沈從文的家人和朋友都勸他多寫點兒小說，少寫些得罪人的文章，可這位執著的鄉下人偏不！他批判作家相互之間的吹捧與爭鬥、厭惡商業和政治對文學的侵蝕、反感作家依附於某個組織或集團。他的觀點其實非常樸素，那就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是安於寂寞，專註地寫出優秀的作品，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會最終傷害文學。這和沈從文對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的判斷是一致的，他認為所有那些拯救中國的外來理論都是空談，只要每個中國人都把自己分內的工作認真做好，中國自然就富強了。

這樣的觀點是否正確早已不需要我們來評說，但這種莊嚴、認真的生活態度本身還是讓人非常尊敬的。只是對沈從文周圍的人來說，與這麼一個嚴肅的人朝夕相處，還是會覺得異常壓抑並敬而遠之。例如，沈從文的妻妹張充和愛聽崑曲，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時，作家靳以經常帶領張充和等人去吉祥戲院或廣和樓戲院看戲。有一次，他們在沈從文家裡湊在一起正準備出門，正好撞見沈從文，主人直截了當地對靳以說：「他們是學生，應要多用功讀書，你年長一些，怎麼帶他們去看戲。」說得靳以面紅耳赤、啞口無言。聽了沈從文一番語重心長的教誨，張充和、靳以他們不由得暗下決心，下次相約看戲時絕對不把集合地點選在沈從文的家裡。此外，在抗戰期間，沈從文與很多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比鄰而居，他發現身邊的同行並沒有把全部心血都用在做學問上，恰恰相反，他們一有空就湊在一起打牌消磨時光。這本是無傷大雅的小嗜好，並不是什麼大是大非的問題。可沈從文卻在刊物上接連公開發表文章，認為知識分子把智慧和精力消耗在一些小紙片上，放棄了對事業和民族的責任，是自甘墮落的行為。我們可以想像沈從文的同事在讀到這樣的文章後會感到怎樣的羞辱和尷尬。

也正是因為秉持著如此「一根筋」式的人生態度，沈從文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拒絕接受任何成型的理論或學說，執著地要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出發尋找改造中國的道路。他為自己在這一時期設定的工作目標是「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做一種光明讚頌。在充滿古典庄雅的詩歌失去價值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後一首抒情詩」（《水雲》，《沈從文全集》第12卷，128頁），還反覆表示要「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則」來重建「這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綠魘》，《沈從文全集》第12卷，139頁）。沈從文在這裡所說的「神」，就是那些他不斷追尋的「抽象原則」，他希望找到能夠理解生命與美的抽象原則，幫助中國人重新找到尊嚴與活力。只是，沈從文雖然渴望著探索抽象原則，但他本人更多的是一位有著豐富人生經驗的小說家，並不擅長進行抽象思考。在實際的創作中，沈從文最終發現自己完全無法將抽象原則轉化為藝術形態，只能不斷感嘆「我正在發瘋。為抽象而發瘋。我看到一些符號，一片形，一把線，一種無聲的音樂，無文字的詩歌。我看到生命一種最完整的形式，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實前反而消滅」（《生命》，《沈從文全集》第12卷，43頁）。正是因為無法在文學創作中表達自己真正想要探索的抽象原則，沈從文在1947年發表的小說《巧秀與冬生》《傳奇不奇》就成了他文學創作的絕唱。由此可以看出，雖然1949年的時代巨變對沈從文中斷文學創作有著重要影響，但我們同樣不應該無視作家這一時期在思想內部遭遇的創作危機。正是內外兩方面因素結合在一起，才斷送了沈從文的文學生涯。

晚年沈從文

而執著的第三個層次，則是對生命意義的執著。我覺得《沈從文的後半生》要比《沈從文的前半生》更加精彩，因為正是在張新穎對沈從文後半生的梳理和描述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陷入絕境的作家如何依靠自己的執著，尋找到生命意義和安身立命之本，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事業的過程。其中的磨難與艱辛、屈辱與痛苦，以及歷盡滄桑之後的幸福與甜蜜，讓人在閱讀過程中忍不住數次扼腕長嘆。我們知道，沈從文在1949年以後離開了北京大學中文系，調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終結了自己的文學事業。此後，政府主管部門曾多次提供機會，讓沈從文重新成為專業作家或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工作。面對這些好意，沈從文全都一一謝絕，堅持留在歷史博物館從事文物研究。甚至當他發現國家給自己定的工資標準高於博物館的領導時，還主動要求降低工資。顯然，沈從文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因無法表達「生命一種最完整的形式」而感到絕望後，又重新找到了一種建立生命意義的方式。他在1952年參加四川土改時，忽然領悟到「時代過去了，一切英雄豪傑、王侯將相、美人名士，都成塵成土，失去存在意義。另外一些生死兩寂寞的人，從文字保留下來的東東西西，卻成了唯一聯接歷史溝通人我的工具。因之歷史如相連續，為時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載之下百世之後還如相晤對」（《致張兆和19520124》，《沈從文全集》第19卷，311-312頁）。也就是說，現實生活中的興衰榮辱、遭際困厄不過是過眼煙雲，生命只有與悠久的歷史傳統聯繫在一起才能獲得永恆的意義。如果文學的道路已經無法走通，那麼文物研究其實同樣可以讓沈從文思接千載、神與物游。

於是我們看到，沈從文用全部心力投身到對「雜文物」的研究當中，無論是作講解員，還是幫其他單位採購文物、購置圖書，亦或是幫助工藝美術生產部門改進工藝，都盡心儘力、分文不取。他意識到自己感興趣的「雜文物」研究百廢待興，「材料凍結已近千年，年青人即有心來搞，也無可下手處，有文獻知識的少實物知識，更少比較美術知識；搞美術的又少文史知識，且不弄服裝制度，因之即到今天，萬千中材料已擱在面前，其實都近於死物，又各個孤立，毫無關連」（《致韓壽萱195504下旬》，《沈從文全集》第19卷，415頁）。因此他有種強烈的緊迫感，要利用有限的時間儘可能地培養人才、建立起學科的基礎。然而遺憾的是，與書畫、陶瓷、青銅器等文物研究中的傳統類別相比，沈從文開創的「雜文物」研究極為邊緣，他的種種努力也始終無法得到同時代人以及同行專家的理解。歷史博物館甚至還專門舉辦了一個「反浪費展覽」，展出沈從文為博物館收購的各類「雜文物」，並將這些藝術珍品稱為「廢品」。為了羞辱沈從文，歷史博物館的領導竟然讓沈從文擔任這次展覽的講解員，陪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行一同參觀。

不過，這些屈辱與阻礙從來沒有消減沈從文對文物研究的熱愛。他曾回憶自己當年「看到小銀匠捶制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婦作手藝，我發現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緒或緊貼，或遊離」（《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沈從文全集》第27卷，22頁）。也就是說，那些花花朵朵、罈罈罐罐、衣帽服飾、日用雜物在外人看來雖然雜亂無章、瑣碎無用，但於沈從文眼中卻相互勾連、生氣勃勃，透過它們，可以觸摸到千載之前、萬里之外的勞動者的遭遇、記憶與情感。因此，當沈從文在研究那些文物時，他並不是單純在考證那些花紋、圖樣的淵源流變，而是將生命灌注於中國悠久的歷史、綿延的文化與勤勞的人民當中。那些早已消失的記憶與情感，從歷史的塵埃中悄然復活，與沈從文的生命呼應、共振，這是一種怎樣的氣象與氣魄！相形之下，人事的糾葛、職稱的高低、待遇的多寡、住房的寬狹又算得了什麼？於是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所有人都為沈從文放棄文學創作而感到無限惋惜的時候，他本人卻對當年的選擇無怨無悔。畢竟，在花花朵朵、罈罈罐罐當中，他早已收穫了比文學創作更加深厚、廣闊的生命意義。

晚年沈從文

需要指出的是，當我們用執著來梳理《沈從文的前半生》和《沈從文的後半生》時，似乎會讓人覺得沈從文是個過於嚴肅、缺乏情趣的人。其實，張新穎在敘述沈從文的經歷時，於主線之外，還不斷穿插各種有趣的材料，為讀者提供全方位地了解沈從文的路徑。於是，伴隨著讀者的閱讀，這個執著的鄉下人也就漸漸變得豐滿而有趣。讀者會看到，這個人習慣於隨手拿起一本書，在空白處寫上幾句題記，記錄自己的所思所想。有一次，汪曾祺向沈從文借書，發現其中一本上面寫著：「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走過，心中十分難過。」（汪曾祺：《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蒲橋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49頁）我們無從明白他究竟是因為那個女人很胖而感到難過，還是覺得橋樑不堪重負而悲從中來，但這句話本身所蘊含的莫名喜感，卻總是讓人忍不住沉吟再三、反覆回味。

沈從文與汪曾祺

這個人在演講時喜歡將手臂在空中揮來揮去，可因為長期伏案工作，使得那件冬天的棉袍在右肘處破了一個大洞。由於他不停地揮手，棉花漸漸從破洞中掉了出來。為了保暖，他只好不斷地再把掉出來的棉花重新塞回去。偏偏他做這一系列動作時，既不願停止演講，也不肯放下手臂，使得他的聽眾全都忘記了他的演講內容，只在腦海中記住了那個反反覆復塞棉花的可笑動作。

也正是這個人，面對自己心愛的女人，會寫下諸如「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我應當為自己慶幸」（《由達園給張兆和》，《沈從文全集》第11卷，93頁）「『萑葦』是易折的，『磐石』是難動的，我的生命等於『萑葦』，愛你的心希望它如『磐石』」「望到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我日里望著，晚上做夢，總夢到生著翅膀，向上飛舉。向上飛去，便看到許多星子，都成為你的眼睛了」「易折的萑葦，一生中，每當一次風吹過時，皆低下頭去，然而風過後，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遠折伏，永遠不再作立起的希望」（《由達園給張兆和》，《沈從文全集》第11卷，95頁）這類讓人肉麻而又頗為感動的句子。而幾十年後，已經白髮蒼蒼的他會「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裡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一邊說這是張兆和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一邊「說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張允和：《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水——張家十姐弟的故事》，安徽文藝出版社，2009年，170頁）。

沈從文與張兆和

最後要說的是，沈從文曾多次提到自己的生命與水之間的奇妙緣分，感慨「從湯湯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學會了多少知識，見過了多少世界！……我所寫的故事，卻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點憂鬱氣分，便因為被過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隻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沈從文全集》第17卷，209頁）。而閱讀張新穎對沈從文一生的描述，我的眼前也總是會出現一條水氣氤氳的長河。它源發於湘西的山澗清泉，靠著自身的堅韌與執著，走過了無數的溝坎、懸崖、堰塞、曲折，將生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人民交融在一起，最終演變為煙波浩蕩的巨川。合上張新穎的這兩本書，在為沈從文元氣淋漓的一生而感佩不已的同時，他那異常執著的身影將長久地刻印在我們的心中。

李松睿

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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