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賣毛澤民，淪為大叛徒的「紅色歷史學家」徐夢秋

原標題：出賣毛澤民，淪為大叛徒的「紅色歷史學家」徐夢秋

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名著《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於1986年出版後，在國際上頗有影響。該書中提到延安時代的「紅色歷史學家」徐夢秋，說他參加過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延安與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等中共高層交往甚密。雖說徐夢秋在1976年5月才病死於南京的監獄，但他的政治生命早在1943年，即他在新疆叛變時就已結束了……

1937年秋，周揚（左二）、徐夢秋（右四、右下小圖）、林伯渠（右三）等人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合影

當上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歷史學家

徐夢秋，安徽壽縣人，1896年生，自小聰穎，記憶力特別好，用鄉里私塾先生的話說，他生來就是「做學問讀書的料」。

1922年，徐夢秋懷著「濟世救國」之志和弟弟徐夢周離開安徽家鄉來到十里洋場的大上海，進入設在漁陽里7號的上海大學。這所社會大學為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創辦，負責人楊明齋，是山東平度人，早年去東北，後經海參崴去蘇俄，在西伯利亞當過勞工組織的工會幹部，內戰時當過紅軍中中國支隊的翻譯，幾次見過列寧（Vladimir Lenin），成為共產國際派往中國上海的骨幹，協助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開展工作。上海大學的教員有瞿秋白、沈玄廬、惲代英、陳望道、邵力子等。學生有好幾百人。著名的如匡亞明、楊尚昆、劉少奇、賀衷寒、鄧文儀、柯慶施、楊之華等。來自安徽的學生似乎特別多，除徐夢秋、徐夢周兄弟外，還有胡允恭、柯慶施，胡宏浪、陶良、王步文、吳雲、薛卓漢等。徐夢秋體質不佳，又不喜鍛煉，常生些小病，其表現也不引人注目。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如饑似渴地讀書，尤喜讀中外歷史書籍，且喜作筆記和卡片，相當認真。這一點給師生們留下了較深印象。瞿秋白在課堂上就幾次表揚過他。1924年，上海大學抽調大批學生去大革命氣勢正高漲的廣東，參加黃埔軍校、海軍、後勤部、公安局、省政府等部門的工作。名單中有徐夢秋，他因生病，沒能與胡允恭等同學一塊南下，遂留在上海工作。曾在國民黨江蘇省（那時上海隸屬於江蘇）黨部教育科工作。

1926年，徐夢秋經彭述之（陳獨秀的助手，《嚮導》主編）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周恩來、陳延年領導下，從事過工運工作。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進步人士，乃至國民黨左派人士慘遭殺害。徐夢秋隱藏於法租界內，隱姓埋名，因得到王亞樵領導的安徽幫的保護而幸免於難。以後，他一度與組織失去聯繫。為謀生計，他化名孟明進入商務印書館當過校對員和編輯。利用相對安靜的工作環境，徐夢秋讀了不少書。他著重研究明史，以好幾個化名撰寫文章，還出版過幾本通俗型的書，如大孚公司出版的《朱元璋評傳》、《南明哀史》，廣益書局出版的《中國抗倭史》、《戚繼光》等。這些書文筆生動、清新，擁有不少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徐夢秋書中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引起創造社的郁達夫、成仿吾等人的注意。在接觸中，成仿吾才知道徐夢秋是自己的同志。經過成的幫助，徐夢秋與中共接上了關係。

1930年秋，徐夢秋奉命離開上海，進入江西蘇區搞文化宣傳工作。一年後，徐夢秋當上蘇區政府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因工作勤奮，有魄力，1932年，徐夢秋調入紅軍大學工作，主講《民國政治史》、《馬列主義辯證法》等課。蘇振華、劉震、李志民、劉亞樓等紅軍高級將領都曾聽過他授課。毛澤東在征戰閑暇與他時有接觸，談論時政、歷史，每每談到深夜。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陸定一等紅軍領導人與徐夢秋的關係也都不錯。

1933年，徐夢秋升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次反「圍剿」戰役勝利結束後，他曾升任瑞金工農紅軍學校（又名西施學校，以紀念先烈賀西施將軍）政委、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還隨同中央紅軍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戰爭年代，徐夢秋失去左腳，不良於行。到達延安後，他因有殘疾，又常生病，就沒擔任什麼具體領導工作，但常去陝北公學和抗日軍政大學授課，與丁玲、周揚、成仿吾等文化界人士交往較多，還與他們操辦過慶祝徐特立60大壽的活動。徐夢秋還常在延安報刊上發表文史文章。中共對他很愛護，居住的窯洞較好，還為他配備了一名叫王義福的勤務員（王當過紅軍戰士，安徽人，當過紅四方面軍政委張國燾的警衛員）。當時，胡宗南的十幾萬大軍奉蔣介石密令封鎖陝甘寧邊區，延安物資供應緊張，缺醫少糧。而徐夢秋卻享受著相當高的優待，每月能得到一斤豬肉、半斤雞蛋、兩斤黃豆，還獲准開小灶。中央衛生部的醫生定期上他住所為他檢查身體。1936年徐夢秋在延安結婚，妻子李玉南是機關幹部，在生活上也擔負起照顧殘疾丈夫的職責。而李克農、康生、羅瑞卿、徐特立等高級幹部的生活待遇也不過如此，甚至還略差點。毛澤東還多次邀徐夢秋、成仿吾上他的住所談論歷史、時政，留他們吃飯，每每談至深夜。從那時起，徐夢秋就有了「紅色歷史學家」的稱號。對此，他是甚感榮耀的。

為邊疆教育事業作出過貢獻

1937年至1939年，中共中央有一部分幹部去蘇聯或從蘇聯返回延安，路經新疆時，應新疆省主席兼邊務督辦盛世才之邀，經中共中央同意，暫留在新疆工作。其中毛澤民（化名周彬）赴蘇治病，1938年2月1日到迪化（今烏魯木齊），被委任為財政廳副廳長，後任代廳長，以後又調任民政廳代廳長。徐夢秋（化名孟一鳴）赴蘇治病，1937年10月25日到迪化，被任命為教育廳副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後任代廳長，新疆省編譯委員會委員長。韓光（化名韓明光）任督辦公署上校副官、縣長等職。他們與奉中央之命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等機構工作的鄧發（化名方林）、滕代遠、周小舟等同志匯合，開展工作。

新疆的鐵腕人物盛世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限制國民黨中央的力量進入新疆，而對共產黨力量只是盡量利用而已，骨子裡他是反共的。他在大量安排共產黨員在新疆各部門工作時並不忘實行暗中監視。

抗戰初期，徐夢秋在新疆的共產黨員中地位相當高，僅次於陳潭秋，與毛澤民大體相當。林基路、方誌純等人都在他的領導下開展工作。應該說，徐夢秋為新疆發展教育，啟迪民智，做了不少工作。他是新疆教育廳副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也授課，主講《中國革命史》、《帝國主義侵華史》。林基路（新疆學院教務長）主講政治經濟學，毛澤民主講新疆財政和戰時經濟。

徐夢秋還經盛世才批准，聘請了知名進步人士杜重遠來新疆學院工作。又由杜重遠出面邀請茅盾、張仲實、史枚等著名作家、學者授課。趙丹、徐韜、朱令明、葉露茜等電影明星、導演也應邀迢迢千里從陪都重慶來新疆工作，宣傳抗日。

在徐夢秋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報告新疆當時的教育狀況時說：「……到1938年初全疆只有一個最高的學校———新疆學院。現有經濟系、教育系、語文部、高中部，學生只有百餘人。因為課程不系統，無中心，學生質量簡直不如口內各地的高中。……各區教育局是學校直接領導者。但現在六個局長都只知道拿薪水，對下級學習，除了照轉公文外，不起任何領導作用……這裡簡直是一片沙漠，一切新的書報都不易見到，就連教科書都沒有，舊的東西，是極盛的流行著。希望指定人代收集陝公等學校的講義、參考書以及劇本、歌本交人帶來，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毛澤東在延安接到信後，很重視，指示中央有關部門緊急調運陝北公學300套講義教科書和延安《解放日報》社、中央圖書室等機關湊出的幾百本文化書刊派人搭車送往新疆，以支持徐夢秋的工作。中共中央派駐新疆的幹部分到教育部門的除了徐夢秋、林基路外，還有伍乃茵（伍尚明，曾任疏勒小學校長）、陳茵素（陳文英，曾任庫車漢小校長）、婁曼文（崔少文，曾任迪化女中教師）。

被拘捕後變節出賣陳潭秋、毛澤民等

1941年初「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無心抗日，掀起反共高潮。盛世才窺測風向，向重慶的蔣介石靠攏。1941年6月，德國大舉進攻蘇聯。衛國戰爭初期，蘇軍喪師失地，損失慘重。盛世才判斷蘇聯已自顧不暇，政治態度進一步發生變化。他與重慶當局拉關係，表示願意接受領導，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日益疏遠。

1942年5月，陳潭秋按延安中央指示，在新疆中共幹部中實行整風。這時，盛世才搞起政治清洗。他捏造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動，受蘇聯駐迪化總領事的指使，要搞陰謀暴動，以推翻盛世才的政府。警、憲、特工四齣，一批批捕人。陳潭秋、毛澤民、方誌純、林基路等幾十人被扣押起來。

中統特務頭目季源博奉蔣介石密令趕往新疆，主持秘密審訊。徐夢秋和妻子李玉南、公務員王義福以及潘同、劉希平等幾十人也被關押。在刑訊中，潘同、劉希平兩人先變節，寫出脫黨聲明。第三個變節的便是徐夢秋。在季源博下令用刑後，他動搖了。過了一天，他在監獄中寫下親筆供詞及脫黨書，咬定陳潭秋、毛澤民確實暗中策劃搞暴動，推翻盛世才的政府，還泄露了黨內的許多機密。而在不久前，他被軟禁於八道梁倉庫（一臨時拘押所）時，還與陳潭秋商議如何開展爭取自由、撤返延安的鬥爭，起草了致盛世才的抗議信。徐夢秋等三人的叛變是盛世才、季源博等反動頭目求之不得的事。他們權衡再三，未張揚此事，只是加緊對陳潭秋等人的刑訊逼供。1943年7月，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三人被盛世才下令秘密殺害。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從共產國際得悉，在新疆的全體中共人員被盛世才扣押（當時是軟禁，尚未入獄）的消息後，即設法營救。但由於盛世才對外嚴密封鎖消息，一直情況不明。直到1944年，中共中央還不知道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三人已犧牲，也不知道徐夢秋、劉希平等三人已自首叛變。1944年5月，中共代表林祖涵（林伯渠）赴重慶，再三與國民黨當局嚴正交涉，「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請政府下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傑（既陳潭秋）、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四川的羅世文、車耀先、李椿等……」。國民黨當局只是敷衍而已。

1944年秋，盛世才被迫同意離開新疆，出任重慶政府的農林部長。重慶當局另調吳忠信為新疆省主席。1945年4月，吳忠信批准了新疆警務處長鬍國振（軍統特務）《關於徐夢秋、潘同、劉希平三人的報告》。報告中提出將徐夢秋送往內地，潘同留在警務處試用，劉希平分發民政廳錄用。徐夢秋還受到吳忠信的召見，客氣地敘述了同鄉之誼，吳忠信對他「好言慰勉」，還送了一筆旅費，令徐夢秋很感激。

1945年9月，徐夢秋被送到重慶，為人身安全計，住進磁器口軍統局幹部宿舍區。他鬱鬱寡歡，閉門不出。讀讀書，練練書法，飲飲酒，打發苦悶，寂寞度日。半年後，徐夢秋隨軍統局返回南京，掛了個政治研究員空銜，處境與另一大叛徒張國燾相似。在南京，徐夢秋極少參加社會交際。研究歷史，天天讀讀書報，打發時光。住所在市中心新街口廣場附近的青石街的一舊式洋樓里。不久，軍統局改為國防部保密局。

1948年11月，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保密局撤逃台灣途中，局長毛人鳳命徐夢秋轉去福建，不必去台灣。這主要是看他已沒有利用價值，視同累贅。徐夢秋失魂落魄，凄凄惶惶。他設法乘海輪經福建去上海，避居於一舊日友人家。不久，又經南京逃往皖南屯溪，在一山村隱姓埋名。他整天提心弔膽，度日如年。1949年6月，徐夢秋走投無路去南京投案，要求見見昔日戰友，任過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現為二野司令員兼南京市軍管會主任的劉伯承，被拒絕。旋被關押於老虎橋監獄，後判處無期徒刑。1976年5月22日，徐夢秋在獄中病死，結束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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