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俄譯《史記》的研究特點與內涵
原標題：淺析俄譯《史記》的研究特點與內涵
俄羅斯漢學是世界漢學的重要分支，俄羅斯漢學界在語言學、哲學、文學、歷史學、政治學、宗教學、文化學、考古學、人類學等領域都具有世界級的成果和聲譽。俄羅斯漢學家們一直重視對《史記》的翻譯與研究，秦漢史專家克羅里曾指出，「第一部中國的紀傳體通史《史記》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有記載的《史記》俄譯始於19世紀漢學家比丘林，其晚年編撰的《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收錄了其翻譯的《史記》中的《匈奴列傳》和《大宛列傳》兩篇。此後的100多年裡，俄羅斯對《史記》的翻譯和研究從未停止，並湧現了《史記》俄譯本13種。
《史記》的譯本差異性較大
俄譯《史記》的百餘年曆程折射了不同時期俄羅斯漢學家對於中國歷史、文學、哲學等不同問題的關注。這些譯本中最具學術研究價值的當屬維亞特金等人翻譯的《史記》全譯本，以及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翻譯的《史記》節譯本。
維亞特金等人的全譯本完全是學術性的翻譯，其遵循康拉德的觀點，在翻譯中注重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理解，關注司馬遷的歷史觀，並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可以豐富古典史學的內涵，隨著《史記》的學術翻譯，司馬遷的歷史觀可能成為古典史學的一部分。學術翻譯的主要目的在於再現文本的學術信息，因此譯者需要採用一系列手段，包括保證語言學意義上的準確性，原文缺失的詞語要予以補全。此外，對譯本還要加以詳細的注釋和附錄。
1956年，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翻譯的《史記》節譯本出版後引起了俄漢學界的關注。這是繼比丘林譯本之後俄漢學界對《史記》翻譯的又一重要嘗試。對於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的節譯本，學界既有溢美之詞，又有質疑之聲。俄羅斯學者、《史記》研究專家劉克甫（M. V. Kryukov）認為：「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的節譯本暴露了俄羅斯漢學研究領域的諸多問題。《史記》手稿中很多細節問題的真實性存疑。譯者根據這樣的原文進行翻譯，得出的譯文必然有失準確。」然而，克羅里則認為，「（阿列克謝耶夫等人）翻譯靈活流暢，語言準確而不失優美，堪稱以文學方法翻譯《史記》的代表作。以一個學者的知識儲備為基礎，使跨文化之間的轉換達到一種完美的境界，他所翻譯的作品是原文的完美再現，而不是另外一部作品」。
學界專註《史記》體例研究
俄羅斯漢學界關於《史記》的體例研究主要集中在維亞特金等人的全譯本。很多漢學家們都認可，「本紀」作為《史記》的開篇，描繪了帝王家族的整體畫卷，「研究司馬遷的歷史學研究方法和他的哲學觀點都必須以本紀為基礎」。維亞特金在研究司馬遷的歷史觀後，認為本紀並非狹義的帝王傳記，而是實際上曾經主宰天下的歷史人物的傳記。他還對《史記》中「表」的結構、注釋、翻譯和史料來源等問題進行過細緻研究與論述，認為表是《史記》整個作品的時間軸線，為「世家」和「列傳」打開了一幅更為完整和清晰的畫卷。同時，表展現了司馬遷及其同時代歷史學家對時間、國家和民族延續的理解。表的編寫也展現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
關於《史記》中「八書」的研究。俄羅斯漢學家們認為，《尚書》是《史記》八書的學術源頭，同時書不僅是歷史事件和言語的簡單記錄，更是各方面知識、習俗的百科全書。然而，俄羅斯的漢學家對《史記》中「世家」這一體例的研究不多，但從維亞特金的研究中也能窺之一二，世家中描寫了中國古人對於自然、社會管理規則等觀點。世家是《史記》中對中國古代自然和人文生活進行全景描寫的重要部分。
關於《史記》中「列傳」的研究，俄羅斯漢學家們歸納為兩個方面：列傳的文學性問題以及列傳所體現的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問題。維亞特金認為，列傳比《史記》的其他四種體例都更能體現出史學和文學的結合。因為列傳中充滿了中國民間諺語和俗語，使用了大量的格言警句，豐富了事件衝突和人物語言。
《史記》的文學性及影響力
俄羅斯學界對於《史記》文學性也早有探索，阿列克謝耶夫就曾經談到「司馬遷除了是一位史學家，還是一位文學家」。俄羅斯學界最具特色的當屬克羅里以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對《史記》文學性的論述。
克羅里指出：「司馬遷在《史記》中將自己的聲音和講故事的聲音交織在一起。似乎是以第三人稱的形式對歷史進行講述，表達的似乎既非作者的觀點，也非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司馬遷很少直接表明自己的觀點，而是用他者的聲音冷靜地表達對某個事件或者某人的評價。」克羅里引用巴赫金的話指出，司馬遷是「運用特定的手段和語氣達到自己的目的」。
有關《史記》的文學特徵更多地表現在司馬遷加工史料的方法上。「世家」和「列傳」中司馬遷將某一個家族的材料串聯起來，並努力描寫這個家族的起起落落，對其做出評價，這使得《史記》更像是一部文學作品。同時，《史記》從思想、趨向、形式手段和構成風格等方面對後世的文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漢書》《儒林外史》《唐書》等都是深受其影響的作品。《史記》的影響力還延伸至了亞洲其他國家，例如韓國的《三國史記》，從體裁上也運用了「世家」「書」和「表」的形式，同時它還對人物進行了適當的評論。日本的《日本史記》和《日本外史》也都受到了《史記》的影響，其中《日本外史》還模仿了司馬遷「世家」的寫作手法。
研究方法還需創新與傳承
根據以上研究，我們發現，俄羅斯漢學家在該領域研究具有以下特點：1.歷史悠久，《史記》俄譯已有100多年的歷史；2.譯本較多，迄今為止共有14個俄文譯本，其中維亞特金等人的全譯本規模最為宏大，注釋全面，代表了《史記》翻譯的較高水平；3.對《史記》研究較為全面，除了上述問題以外，學者們還關注「列傳」的文本風格研究司馬遷思想研究，司馬遷儒、道和法家思想研究以及根據《史記》進行的中國古代刑法制度研究等；4.與中國學界聯繫緊密，如維亞特金在翻譯《史記》時大量使用了中國史學家顧頡剛的注釋，劉克甫的論文中也參考了100多條中國《史記》研究的文獻；5.運用西方理論研究問題，如以巴赫金的復調理論論述《史記》的文學性等。
然而俄羅斯漢學界對《史記》的研究也存在兩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史記》的文學性及其文學經典的構建過程，對後世文學和史學作品的影響等。二是目前的《史記》研究集中在幾位學者，當代年輕漢學家需要繼承傳統、不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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