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104歲科學家視長壽如草芥，今天他的死驚動了全世界

大衛·古道爾 圖/視覺中國

104歲的澳大利亞植物學家古道爾沒患什麼致命疾病，卻因為衰老感受不到任何活著的美好。三次自殺未遂後，他遠赴重洋，只求給自己不快樂的晚年一個「安樂」的結尾。

文 王媛

編輯 卜昌炯

北京時間2018年5月10日18時30分。瑞士巴塞爾。

一家名為「生命循環」的診所里，104歲的大衛·古道爾正在靜靜地享受他與這個世界的最後時刻。

他頭頂上方的窗台上，兩盆粉白色的蝴蝶蘭開得正好，窗外陽光炫目。但他對這一切已沒有留戀。

一支灌滿了戊巴比妥鈉藥劑的注射器已經準備好。這是一種麻醉藥物，可一旦過量，就會有致命危險。因此，它也被用來作為安樂死的藥物。

每年，有數百人自願飛往瑞士，注入比正常劑量超出15倍的戊巴比妥鈉——追求一個合法而無痛苦的死亡。瑞士是目前唯一可協助外籍公民實施安樂死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早在1941年，安樂死的相關法案就獲得了通過。

在全球尋求安樂死的人當中，古道爾並不是最年長的一位。2014年，一位105歲的比利時女性，因難以忍受病痛的長期折磨，以及「不想再待在療養院，看著朋友們一個個逝去」，選擇了安樂死。

人們驚訝並關注古道爾的決定，是因為他雖已104歲高齡，卻仍擁有超乎常人的健康。但是，他說，他早已失去了快樂。他想死。

那個寫著兩個醒目的粗體單詞DOSIS LETALIS（致命劑量）的玻璃藥瓶漸漸空了。只待古道爾打開一個控制閥門，藥液將直接注入他體內。

麻醉藥物——戊巴比妥鈉

人們停止了在Twitter上的直播，全世界都避開了死亡降臨的那一刻。甚至有人疑慮，也許在最後一刻，老人家會中止這一進程。

1分半過後，古道爾沒再醒來。

他應該不會退縮。為了這一刻，他已經等了20多年。

1

4月4日，是古道爾104歲生日。

那天，七八位親友聚在一起為他慶生。他們開了香檳，準備了他最愛的芝士蛋糕。

然而，在親友們齊唱《生日快樂》歌時，古道爾窩坐在輪椅上，獃獃地看著杯里冒著氣泡的香檳酒，悵然若失。

他並不為自己的長壽感到高興。

古道爾104歲生日

「我一點兒也不快樂，我想去死。」古道爾在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採訪時，對著鏡頭微微皺眉，布滿皺紋和老年斑的臉上，露出孩童般的嗔怪。

儘管他掉了許多牙，說話時口型不能正常地開合，言談之間發音有些含糊，但說到死亡，他意志明確。

直到去年，作為澳大利亞埃迪斯科文大學的一名榮譽助理研究員，古道爾還在離家不遠的一間小屋子裡，穿著粉色格紋的短袖襯衫和青色長褲，佝僂著背，眯著眼湊向電腦屏幕，無償地做著文字研究工作。

出生於英國倫敦的古道爾，幼時移居澳大利亞，在澳洲是頗有聲望的植物學家和生態學家。他一生鑽行於山水草木之間，痴迷於那些大自然中姿態各異的生命體。

古道爾曾獲過3個博士學位，發表了100多篇學術論文，還編撰了30冊的系列圖書《世界生態系統》。2016年，為了表彰古道爾在科學領域作出的傑出貢獻，政府授予了他澳大利亞勳章。

他一共結過3次婚，有4個孩子和12個孫子，晚輩們都很愛他。但古道爾視獨立自由高於一切。他不喜歡有人24小時都看著他，更別說找個陌生人來當看護。所以，他一直獨居在澳大利亞珀斯市的一套一居室內。

在102歲時，古道爾還在位於大學校園內的辦公室上班。每周有4天，他會背上雙肩包，花費90分鐘轉兩趟公交車外加一趟火車，到辦公室工作。

古道爾在位於大學校園內的辦公室上班

平日里，古道爾喜歡每周去讀書小組和老朋友聚會，讀一讀莎士比亞，朗誦他喜歡的詩句。他甚至還在一家劇院里演出過話劇，跟一群年輕演員對戲。

多年過去，古道爾人生中大部分的朋友都已去世，而他卻以超出常人想像的健康，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他的晚年生活都無可挑剔。

直到身體亮起的紅燈，一點一點吞噬他生命的樂趣。

94歲時，由於日趨下降的視力水平，他被收去了駕照。自那以後，他每日通勤不得不依靠公共交通。他甚至最終被迫放棄了在劇院的演出，因為他沒辦法自己開車，去參加晚上的排練。

在他看來，這是獨立被剝奪的象徵。

這對他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後來接受採訪時，古道爾坦言，他更希望在駕照被沒收時，就終止自己的生命。無法自由控制自己的生活，對他而言，如同施刑。

在他104歲生日前夕，古道爾遭遇了更嚴重的身體問題。

2018年年初，古道爾不小心在家裡摔了一跤。雖然沒有怎麼受傷，但日漸萎縮的軀幹，讓他沒有力氣從地上爬起來。他試圖努力呼救，然而，並沒有人能聽見這位獨居老人發出的聲音。

大衛·古道爾 圖/視覺中國

等到清潔工來打掃公寓時，古道爾已經在地板上待了整整兩天。

在醫院經過檢查，古道爾並無大礙。「他們發現了一兩處很小的傷口，在上面貼了醫用膠布，基本沒什麼問題，」古道爾說，「但是他們認定我沒有生活自理的能力。」

醫生命令他，之後不能再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不准他在沒人看管的情況下自己過馬路。「他們這樣限制我讓我很生氣。」在他眼裡，這是一種沒有尊嚴的生活。

自那以後，古道爾徹底不能夠再繼續工作。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起床，吃早餐，呆坐到中午，吃點午飯後繼續在輪椅里坐著，直到日落。

「這種生活有什麼盼頭？」這個聲音在他心裡日趨放大。

2

古道爾的女兒凱倫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她曾告訴記者，父親的事業，是支持他活下去的動力。

大衛·古道爾和他的女兒凱倫（右）合照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愛好，也是他的激情所在，」凱倫說，「沒了工作，對他而言就失去了生命的意義。」

所以，當他因為高齡而面臨工作能力的質疑時，無疑給他又壓上了一層厚厚的稻草。

2016年，古道爾服務了近20年的埃迪斯科文大學突然通知他，鑒於學校很多師生對於他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擔憂，他每天往返通勤也存在很多風險，建議他終止工作，離開學校

古道爾當即對學校提出抗議，認為此舉是對老年人的歧視。「這件事讓我很鬱悶，這是變老帶來的影響。如果不是因為我老，他們才不會提出這種問題。」

這件事在當年曾轟動一時，頻頻登上當地的報紙版面。「我希望我的案例，能夠激勵那些雖然像我這樣高齡，但依然可以繼續在各自領域深耕的人們。在我們生活的社會裡，他們有權獲得每一個繼續工作的機會。」古道爾說。

在女兒凱倫看來，父親比那些年齡可能只有他四分之一的人，要聰明機敏得多。她拒絕了校方讓父親請看護的要求。

「我們所有人都會變老的，難道僅僅因為我們的身體不像以前那樣靈活了，就阻止我們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嗎？就要把我們送到養老院去待著，就必須得請個看護了嗎？」

大衛·古道爾

在古道爾一家的極力抗爭下，校方作出妥協，但要求古道爾必須搬離現在的辦公室，找另一個離家近的地點辦公，平時只有在開會的時候才能去學校，還必須有人在旁陪護。

古道爾只能從命。搬辦公室那天，他拿出紙箱，手臂顫抖著，一摞一摞地仔細打包他那滿架的書籍。

那是讓他心碎的時刻。這意味著他再也不能常常見到學校里的老夥計們，不能再自由地出現在他熟悉不過的校園裡了。

古道爾的世界變得更小了。

如今，只能坐在輪椅上被人推來推去的生活，再也讓他看不到生活的美好。他希望自己不要被人當作老弱病殘去對待，希望能好好地跟人聊點有意思的事情，至少能像以前那樣，搭個巴士去市區。

「我曾經的生活都是在田野之間，而現在我甚至都不能自己出門，」古道爾在巴塞爾的酒店裡接受CNN獨家採訪時說，「我多希望我還能再走到灌木叢中，但你看看我現在周圍都是些什麼。」

當地時間2018年5月9日，瑞士巴塞爾，大衛·古道爾與家人參觀巴塞爾大學植物園 圖/視覺中國

這些從前視若尋常的事情，他無法再辦到了。

於是，古道爾開始了自己的死亡計劃。

他曾經嘗試了至少3次自殺，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都沒有成功。最終，他決定尋求專業幫助。他聯絡了「解脫國際」的老朋友們。

早在20年前，越來越糟糕的視力和體能，讓古道爾早早有了終結生命的念頭。他在那時就加入了安樂死倡議團體「解脫國際」，成為了其中的成員。

104歲生日時，面對媒體的鏡頭，比起慶祝長壽，古道爾更希望能倡導一下自願安樂死的必要性。

「一個人應該有選擇如何度過下半生的自主權，」古道爾說，「如果一個人選擇自殺，那也無可厚非。我覺得任何人都沒理由阻攔他。」

只是，多年來，他所在的澳大利亞一直禁止安樂死的行為。直到去年11月，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才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但是該法案只允許身患絕症的病人通過安樂死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且直到2019年6月才會生效。

古道爾安樂死的病房

於是，「解脫國際」的負責人為古道爾安排了快速通道，直接飛往安樂死已經合法化的瑞士，為他施行安樂死。

3

5月2日晚，古道爾的家人陪他來到珀斯機場，向他告別。

他的孫兒蹲在輪椅前，緊緊握著古道爾的左手。古道爾的右手抱著他的雙肩包，像是另一次出門旅行的場面。

他們都知道，對古道爾來說，這是一趟沒有回程的旅行。

面對死亡，古道爾倍感輕鬆。這天，他調皮地換上了一件黑色的長袖外衣，衣服在左胸位置寫著兩行字：不體面地老去。

「解脫國際」創始人菲利普·尼奇克曾在4月22日在網上為古道爾的這趟旅行發起眾籌，幫他把經濟艙升級到了商務艙。

古道爾的孫兒蹲在輪椅前，緊緊握著古道爾的左手

網站顯示，短短17天里，共有376人參與了眾籌，共籌集到20956美金，超出了原本15000美金的目標。

尼奇克在眾籌文章中寫道：「所有正常的成年人，都有權在他們選擇的時間點，獲得平靜的死亡。」

啟程之前，古道爾已經修改好了遺囑，並同家人進行過多次開誠布公地交談，獲得了他們的理解。古道爾的家人表示：「接受這件事情很難，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件很美的事。」

古道爾在接受採訪時坦承，要離開故土和家人，飛往另一個國家終結生命，對他來說是很殘酷而充滿怨念的選擇。

他寄望於自己的經歷能夠促進澳大利亞政府在法規上的變革。

「我希望其他國家能夠向瑞士政府學習，讓相關的服務和設施向所有人開放。在一些人不僅因為年齡，還因為心理上的原因希望尋求死亡的時候，他們的要求能夠得到滿足。」

在施行安樂死的前一天，古道爾召開了臨終記者發布會，他沒想到，會有那麼多媒體來參加。

當地時間2018年5月9日，瑞士巴塞爾，大衛·古道爾出席記者會 圖/視覺中國

當記者問道，他是否會選擇自己喜歡的音樂伴隨離世，古道爾答道：「如果我要選擇一首曲子的話，我想會是（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末章。」

接著他用德語唱了一小段《歡樂頌》。

「那此刻最懷念的是什麼？」

「我想回到……我最喜歡的地方，西澳的金伯利。」

5月10日，是古道爾和這個世界相處的最後一天。

在實施安樂死的過程中，會有攝像機在一旁進行全程錄像。安樂死的對象需要對著鏡頭說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作為他自願決定結束生命的憑證。

在病人打開閥門的時候，錄像就終止，以保護整個過程的私密性。

古道爾和家人坐在一起，他問：「我們還在等什麼？」

只需要20到30秒的時間，古道爾就會陷入睡眠的狀態，直到他越睡越深，心臟逐漸停止跳動。

整個過程短暫而平靜。

「我很期待，」古道爾說，「我很高興我的經歷被人們所知，並且將安樂死這個概念帶到了陽光之下。」

「那你最後還有什麼願望嗎？」記者問他。

古道爾想了想，很認真地回答：「我會希望他們扎針的時候，能扎準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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